孔子是教育界的祖师爷，古往今来为他所作的传记多不胜数，今天向大家介绍这本《孔子传》，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著的版本。
钱穆先生的早年经历十分坎坷，幼年丧父，中学还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好在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与钻研，才让我们后人有幸能看到后来传世的研究成果。
1930年，钱穆先生以《刘向歆父子年谱》中严谨的历史考据而成名，此后，其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也始终在历史学领域深耕。然而在我看来，钱穆先生最让人尊敬与感佩的地方，恰恰是他“历史学家”的身份并不那么纯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钱穆先生的文章或者著作，往往是“合为时而作”的，那么这就不得不提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了。
钱穆先生出生在1895年，那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苦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我们的宝岛台湾成了日本的。
可以说，从钱穆先生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就已经开始蔓延了。
钱穆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国史大纲》则完成于1939年，那一年，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了日本侵华的战火之中，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南迁到昆明的知识分子们不知道往何处去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钱穆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带着为中华文明保留火种的悲壮情怀来撰写民族的历史。
钱穆先生笔下的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过去的故事”，而是在每一个字里都流露出自己对民族过往历史炙热的情感，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大陆解放以后，钱穆先生先跑到香港，后定居台湾。这本《孔子传》是钱穆先生应台湾地区中华孔孟学会之约而撰，1975年在台湾发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九州出版社发行的简体新校本，在初版三篇附录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另外两篇钱穆先生的旧作作为附录。
台湾地区的中华孔孟学会是一个学术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这本《孔子传》的行文更偏向学术化，而不是通俗的人物传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考证与疑辨，这或许正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孔子这个名号，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意义。
他曾是中华文化的至圣先师，意气风发的汉武大帝罢黜百家之言，将他的学说定于一尊，成为后世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让多少读书人在他的画像下苦读一生。
他也曾经被指责为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罪人，睁眼看世界的年轻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染下抛弃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偶像，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他被打碎、被撕扯、被丢弃。
他可以被看作顽固保守的代名词，打着他的旗号来“吃人”的封建礼教不知吞没压制了多少奇思妙想和独立人格。
他也可以是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如今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成为我们国家传递中国精神文明的桥头堡，而除了他的名号，没有人能做到这样响亮与鲜明。
从孔子门下弟子将他的言论编纂成一部《论语》，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孔子世家》将他奉为至圣。古往今来，为孔子作传立言，从来不乏其人，追捧他的，反对他的，爱戴他的，诋毁他的，都在完成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孔子。他从来都是他，也从来都不只是他。
钱穆先生认为，司马迁所著的《孔子世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选择材料不严谨，真假难辨，第二是材料的编排上多有重复，次序颠倒不清。至于其后历代为孔子所作的传记，要么对材料贪多无厌，要么审核粗糙，终归没有能够让人满意的成果。
因此，在广泛阅读史料的基础上，钱穆先生去粗取精，小心考证，对于经前人辩论还处于存疑状态的材料，尽可能地删减，实在无法省略的，也在正文之外以“疑辨”的形式指出其可疑之处，但也不在这些存疑的材料上过多纠缠。
正是因为钱穆先生秉持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历史学研究精神，重新为孔子考订传记，才有了我们读者今天能够畅快阅读的这一本《孔子传》。
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个“仁”字。《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所推崇的“仁”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为人的修养，也可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作为周公的忠实拥趸，孔子所追求的“仁”，是西周初年在周公主持下制定的礼乐制度的规范下形成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状态和人际关系，正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然而现实总是无情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孔子满目所见的却都是礼崩乐坏带来的混乱。尽管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孔子眼中所谓的“礼崩乐坏”本质上是一种新秩序的萌芽对旧秩序的颠覆，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在不断瓦解旧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但在孔子的心中，回到西周初年的礼乐秩序依然是救世的良方。我们从孔子贯穿一生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他对礼乐秩序的认同与维护是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背后的坚毅与执着，至今仍然令人动容。
如果要证明孔子对礼乐秩序的真诚，“堕（huī）三都”事件无疑是最好的注脚。所谓“堕三都”事件，是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一职，主张拆除当时三个大夫的家族私邑超过礼制规定的城墙，这不仅是向鲁国政坛丢下的一颗炸弹，也是孔子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说到这里，既然是拆除违章建筑，不是理所应当的嘛，怎么会造成这么大影响呢？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当时鲁国的政治生态了。
鲁国在西周初年，就是周公的封国，而礼乐制度创立者的后代，却没能在自己的国度内维持下去。到了孔子的时代，鲁国国君权力旁落，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政治图腾，本该是臣子的三家大夫却权势熏天、说一不二，这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礼崩乐坏”的实例。
鲁国这样的政治生态，在“堕三都”事件中的孔子有两大影响，这也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孔子崇高的人格特质。
第一，既然鲁国国君没有实权，那么重用孔子做官的，肯定不会是国君，事实上，对孔子有知遇之恩的人恰恰是“堕三都”的对象之一季氏，孔子主张“堕三都”，就意味着要因公废私，要为了维护难成大事的鲁国国君而开罪重用自己的季氏大夫，在常人看来，这或许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但在孔子心中，从来都是只问对错而已。
第二，鲁国的实权掌握在三家大夫的手中，孔子所担任的大司寇以及他掌握的权力也是来自这一套权力体系的，甚至可以说，孔子“堕三都”的主张是在向自己的政治利益开刀，也是在向铜墙铁壁般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发起冲锋，这件事儿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通常我们所见到的理想主义者的结局一样，“堕三都”失败了，孔子不得不中断了政治生涯，带着学生开启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孔子看到这个结果会后悔？我想是不会的，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毅，正是出于孔子对礼乐秩序发自内心的推崇，就像他对当时的鲁国国君所说的那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或许身处21世纪的我们会觉得孔子的这些做法有些迂腐、有些顽固，但也不得不说，对自己所坚守的价值孜孜不息的追求，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政治上的失败，却意外造就了孔子在教育事业上的辉煌，也使得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成为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
教与学是孔子一生坚持的事业，即使他有时候会在各个诸侯国的朝堂上谋得一席用武之地，但仍旧将自己的弟子带在身边，始终保持着一种学术团体的氛围，至于实际的政治活动，更像是孔子对自己理念的一种实践。
就拿“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来说吧，孔子教学生总是结合学生的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将他的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而孔子在政治活动中的用人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因材试用，秉持公心，结合学生的长处加以引导，正如冉有擅长理财，就让他主管经济，而子华熟悉外交礼仪，则让他出使齐国。
当然，孔子也从来没有忙不迭地把才德不配位的学生推上高位。有一次，子路推荐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子羔出任费邑的最高行政官员——费宰，这是一个需要独当一面的职位。孔子认为年轻的子羔才能不足以独当一面，还需要继续学习，而不是忙着出仕做官，否则揠苗助长会害了他。
事实上，无论孔子在仕途上是顺境或是逆境，教育事业从来没有荒废、中断过，到了晚年，他更是回到鲁国专心从事教育，开创了中国“有教无类”精神的先河，他的门下有七十二贤人，有三千弟子，更有后世数以亿万计的读书人将他奉为先师。
钱穆先生考察孔子的一生，认为“教育家”、“政治家”、“著述者”这三个身份共同建构了他，在后世流传的形象中，也都没有跳出这三个身份。
在钱穆先生看来，孔子首先是一名教育家，教与学是他一生的首要事业，是他的毕生志愿，他的理论学说几乎全是来自于他的教育事业，而后世对孔子的尊奉也正是因为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而孔子的政治事业则相对次之，不过是他教与学的过程中进行实践的一部分罢了。
至于“著述者”这一身份，钱穆先生则将其视为最次，因为明白可以采信的只有孔子晚年作《春秋》一事，其他说法无法证实，不足为据，这一取舍也彰显了钱穆先生严谨的治学风范。
中华文化熠熠生辉，流传至今天，孔子早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名人那么简单了，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自己探寻来路的一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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