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展。21日我慕名前往参观，走进北16展厅，被眼前的展品震撼了，整个展览以齐文化腹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为主体，让我领略到了齐文化的发展水平及特色，渐渐进入其中。
(1) “丰”青铜甗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甗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祖甲宝尊彝”。“祖甲”之称谓表明齐国确实是遵行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太公之后又陆续有称呼丁公、乙公、癸公的齐国国君。
(2)陶 鬶
大汶口文化，淄博市桓台李寨出土，桓台博物馆藏。
陶鬶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陶鬶代表着海岱地区悠久而发达的早期原生地域文化；由鬶演变派生而来的盉，则在后来的商周礼仪文化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陶鬶的出现和传播历程来看，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在中华史前诸文化的交往融合过程中，不仅从其他文化中吸收养分丰富自己，而且也积极、主动地向邻近地区施加影响，在中华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3)成套陶礼器
龙山文化，淄博市桓台前埠遗址出土，桓山博物馆藏。
龙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以其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史前城址和制作精良的陶器而著称，其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400—前1800年。龙山文化是海岱地区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人口数量也达到高峰，并保持了很长时间。就典型器物而言，龙山文化蛋壳陶胎体轻薄，造型精致，制作工艺高超，代表了史前制陶业的最高水平，其轻巧、精雅之处，甚至不逊于后世最优良的瓷器。
(4) “父辛”青铜爵
商代，淄博市桓台史家村出土，桓台博物馆藏。
此爵与鋬内对应的腹壁外侧铸有“父辛”铭文，表明该器是为祭祀器主人的亡父所作。使用甲、乙、丙、丁等日干名作为庙号是商人较为特殊的风俗习惯，主要供祭祀祖先时使用。史家遗址出土的“戍宁”觚铭文表明，商王朝曾派兵戍守此地。
(5)“父癸”青铜觚
商代，淄博市桓台史家村出土，桓台博物馆藏。
史家遗址曾经陆续出土过大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1964—1977年间，因在遗址西北部取土烧砖，曾集中出土过大量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可惜多已被毁。以后砖厂取土至高埠中部，仍有零散铜器出土。20世纪90年代，这里又曾先后出土鼎、爵、觚、觯等大量商代珍贵文物。专家认定，这里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修筑、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继续使用的祭祀场所，其面积约四万平方米。
(6)兽面纹青铜爵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7) “丰”青铜卣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卣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
齐国是西周初年周王朝分封于东方的大国之一，但西周时期的齐国遗存发现甚少，高青陈庄西周早中期城址的发现和确认，无疑是一项突破，从此将揭开齐文化考古新的篇章，西周齐文化的面貌将逐步被认识。
(8) “丰”青铜尊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尊器底有铭文：“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
齐太公吕尚声名显赫，此前却不见于西周金文、甲骨文。根据金文通例，对已故祖先称公且“公”前加国名时，必然指该国的首任国君，那么“丰”器铭文中的“齐公”无疑即指始封君齐太公，这是西周金文中的首次发现。“丰”是私名，既是该套器物的作器者，也是器主人。丰本人为齐国公族，即齐太公孙辈后裔，考虑封邑规模及墓葬等级等因素，此人很可能并非嫡孙——太公嫡孙为第三代齐君乙公得。
(9) “丰”青铜觥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觥底部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面积较小且只有一个城门，其规模、结构最宜于作为军事城堡使用。另外，城内出土有车马坑、马坑以及大量动物骨骼，“引”簋铭文中也直接反映了与军事有关的内容。由此推测，高青陈庄城址初建之意图可能主要是作为军事城堡使用，建成之后，丰等贵族或受封于此地。随着该家族的衰落或改封，高青陈庄城结束了贵族采邑的历史，但作为一般城邑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
(10)“丰”青铜鼎
西周早期，山东省高青陈庄遗址18号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鼎腹部内壁有铭文：“丰作厥祖齐公宝彝”。
(11)“齐侯”青铜甗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东莒县店子集镇西大庄出土，莒县博物馆藏。
这件“齐侯”甗体量大、规格高，其鬲部口沿上铸有铭文：“齐侯作宝口口口......子子孙孙永宝用”，表明其作器者为两周之际的某位齐国君主。出土齐侯甗的墓葬位于周代莒国境内，与莒国都城相距不远。自西周时期开始，莒、齐两国素有往来并有通姻之好，齐桓公即位前也曾避难在莒。这件器物是齐、莒两国贵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物证之一。
(12)青铜甗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棕榈城28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甗是一种蒸炊食器，通常由上部的甑和下部的鬲组成，联体或分体铸就。使用时，鬲内盛水，甑内盛食物，三足之下生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相当于今天的蒸锅。西周早期以后的甗，鬲、甑之间通常配有带孔的铜箅，既不影响通蒸汽，又可以有效隔离食物与水。
(13)波带纹青铜壶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棕榈城28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诗经·大雅·韩奕》记载“显父饯之，清酒百壶”，表明西周时期的壶主要用为盛酒器，这与东周时期《仪礼》《周礼》等文献的记载都保持一致。不过从出土铜壶铭文来看，东周时期的一些器物偶尔也用作盛水器、汲水器。棕榈城28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形制、大小、纹饰均基本相同，为成对使用的一组礼器。
(14)蟠龙纹青铜盘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棕榈城19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棕榈城墓葬群东北距齐国故城约三公里，其中的28号墓保存完整，出土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铜礼器有鼎三件，簋四件，壶、□(该字在字典查不到，左边金字旁，右边是就字)各两件，甗、盘、匜各一件。从墓葬及随葬品规格来看，棕榈城28号春秋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士一级的齐国贵族。
(15)兽首流青铜匜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棕榈城28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在周代，盘、匜经常是成套使用的沃盥之器，在某些礼仪场合需要净手以示恭敬，洗手时，用匜盛水浇于手上，下边以盘承接洗过手的水。除此之外，东周时期的一些铜匜可能也用作饮酒器。
(16)重环纹青铜盘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东古城一号墓位于临淄齐故城东北部，北距城墙150米，西北200米左右有一城门，东南1000余米处是著名的殉马坑，南面不远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骨、冶铁作坊遗址和居住区域。该墓的墓主人应为西周早中期齐国中小贵族，墓内出土铜器、陶器30余件，铜器与周代典型青铜器基本保持一致，素面陶器罐、鬲、豆、簋等则显示出一些齐文化区域特色。
(17)重环纹青铜匜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商周时期，高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往往包含若干形制、功能不同的器物构成的组合，同一组合的青铜礼器之上往往铸有相同的纹饰或铭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盘、匜之上装饰有相同的重环纹，表明二者为成套搭配使用的一套盥洗礼器。
(18)重环纹青铜鈚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鈚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一种铜器类型。鈚的形制、功能与壶相近，主要用以盛酒。这种器物与壶的区别主要在于其腹部较扁，多无圈足。正由于鈚与壶有相似之处，春秋早期齐器洹子孟姜壶即自称“羞鈚”。从现有资料来看，春秋时期鈚主要流行于山东地区的齐国等地。
(19)龙纹青铜□(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金字旁，右边和字)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馆藏。
此器形制较为特殊，口呈椭圆形，鼓腹，腹部一侧有带綯索纹的环形鋬，窄肩两侧各有一个环形小钮。铜□(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和)耳内的范土未清理，可见这件器物应该并非实用器。
(20)重环纹青铜鼎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东古城村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大城的东北角处，东临淄河约300米，村舍最北部叠压在大城北墙上。经发掘，这里分布着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大量文化遗存，包括城墙、道路、房址、墓葬、水井、灰坑等。齐国故城最早开始营建的部分即位于东古城附近，其城墙的始建时代至少不晚于西周中期，也即献公迁临淄之前，这一发现对于探讨临淄齐故城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21)重环纹青铜瓿
春秋时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器物的形制较为特殊，与商周时期的瓿有显著差异，其造型近似周代的簋，但其钮状“附耳”位置靠下且下折，纹饰带位于下腹部，与簋的造型区别非常明显。这是一件明器，其制作较为粗糙。齐地暂未发现其他相同形制的器物，可以判断该器并非常规性的青铜礼器。
(22)窃曲纹青铜簋
春秋早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东古城村一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在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铜簋是最常见的礼器类型之一，而且往往与铜鼎搭配使用，成为周代礼仪制度的核心载体。但是在齐国成组的东周铜器中，铜簋却较少见，且多集中于春秋早期。这是齐国礼器制度的一个特点，一方面与齐国统治者“因其俗，简其礼”的统治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齐国早期墓葬发现较少、大型墓葬普遍盗掘严重等因素有关。
(23)青铜□(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和字)形器
春秋中期，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南高阳村出土，齐文化博物馆藏。
一般认为□(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和字)类器物是一种饮酒器，但这件□(同上字)形器却较为特殊。该器的造型为□(同上字)，但腹内三分之一处有一镂孔隔栅，将器内空间一分为二。
(24)乳丁纹青铜敦
春秋晚期，征集，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铜敦的器形略似圜底鼎，又与同时期椭圆形器口的□(字典没有查到该字，左边金字旁，右边和字)雷同。因器形特殊，兼具□(同上字)、敦的特征，学者或称其为□(同上字)，或称其为敦。这种乳丁纹敦数见于临淄地区春秋晚期的齐国墓地，是具有典型齐国特色的青铜器类型之一。
(25)青铜□(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和字)
春秋中期，征集，齐文化博物院藏。
周代中原地区的□(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和字)最早出现于春秋中期偏早，而山东地区的□(同上字)大致可以追溯至春秋早期。从现在材料来看，这是山东地区首先创制的一个新器种。此外，山东地区的□(同上字)数量丰富，器形变化较多且不乏精美之器，表明这种器物在齐国等山东地区较受重视，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26)瓦棱纹青铜盖豆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中轩热电厂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豆主要用来盛放肉酱、肉汁、酱菜，相当于今天的菜盘。考古发掘出土的铜盖豆内发现有鸡骨、栗米等实物残迹，表明其既可以用来盛放肉食也可以用来盛放黍稷等素食。
(27)蟠螭纹青铜鼎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排污管线工程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春秋时期，齐地流行富有区域特色的平盖鼎。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发现的这种弧形盖鼎已经与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差别。
(28)奁形青铜敦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聂仙庄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奁形敦整体呈筒形，子母口，盖和器身套合在一起。盖顶和器底各有三个环形钮，分别作为捉手和器足。器盖取下倒置后，可作三足盒使用。
(29)波带纹青铜盂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铜盂的主要用途是盛熟饭，兼可盛水、盛冰。
1965年，在河崖头村东的淄河岸边出土了一批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有盂一件、簋四件、镈钟一件、鼎一件、锫一件，这件大铜盂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器物应该都是西周齐国高级贵族制作、使用的礼仪重器，为探索早期齐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30)龙纹青铜鼎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新村工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鼎形制较为特殊，其附耳高大宽厚，蹄足粗壮，器腹则相对较小，上有平顶折沿盖，盖上有三个曲尺状钮，中心有长方形带孔提钮，器腹部装饰有变形龙纹一周。这种形制的鼎应该是由春秋时期富有齐国特色的平盖鼎演变而来。
(31)羽人纹青铜方壶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新村工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器器形较小，但装饰繁缛，花纹精美。自口沿至底共有四层：口沿下为对称的夔龙纹；颈部中间为“工”字符，两侧各饰一凤鸟，两两相对而置；中腹部为对称的勾连云纹；下腹部中间有一羽人，似为舞者，两侧各饰一鸟纹，均背对舞者。
此器外底部有断残痕迹，整器原应为高柄方壶，高柄已断残缺失。
(32)龙纹青铜罍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新村工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罍整器皆有纹饰，从上至下分别为变形龙纹、三角纹、弦纹等，纹饰槽较深，其内原应有嵌错物。这种直颈圆腹的罍也是战国时期具有齐地特色的青铜器类型之一。
(33)裸体人形足青铜盘
春秋时期，滕州市城郊公社后荆沟村春秋墓出土，滕州市博物馆藏。
以裸体人物为器足的铜器主要流行于东周时期，且通常为盘、匮等足部较矮的器物。这类铜器的数量不多，但广泛见于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山东地区的鲁、小邾、滕等国也有所发现。这类裸体人形装饰应该与某种特殊的风俗习惯有关，它们的含义应与一般的兽面纹、龙纹有所区别。
(34)窃曲纹青铜鼎
西周中期，淄博市张店南定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这件鼎的造型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铜鼎的经典样式之一，该类器物在齐国腹心地区的发现，反映了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在齐国产生的强大辐射力。不过，这件鼎的铸制较为粗糙，腹、足部的铸造范线未经修整，颈部的窃曲纹及弦纹的刻划均较草率，三足上部的兽首更是简单模糊，几乎难以辨认。
(35)弦纹青铜鼎
西周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102号西周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河崖头102号墓出土的铜礼器具有典型的西周王朝风格，它们是西周王朝文化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在日用陶器方面，同时出土有绳纹鬲和素面鬲，前者是周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后者则是齐文化的本地特色器物。两种器物出土于同一个墓葬，反映了至少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西周王朝文化与当地区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事实。
(36)青铜簋
西周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101号西周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1989年河崖头发现的三座西周墓由南而北排列，相距均在四米左右，规格相近，而且头向相同，墓向一致，具有明显的规律，属于一组重要的贵族宗族墓葬，其墓主人应该属于齐国宗室的重要成员或上层贵族。其中的河崖头101号西周墓是一座西周中期的小型贵族墓，墓内出土铜鼎、簋各一件。这件铜簋口沿下饰有两道凸弦纹，内底铸有铭文。
(37)“作旅彝”青铜鬲
西周中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102号西周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该器口沿内壁铸有三个字的铭文：“作旅彝”。河崖头102号西周墓出土的两件铜鬲，大小、形制均相近，但纹饰、铭文有所区别，另一件铸铭作“叔□(原注释为□)作宝尊彝，其万□(原注释为□)”。
(38)“公子土斧”青铜壶
春秋晚期，山东临朐冶源镇杨善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此壶颈部刻有铭文：“公孙灶立(莅)事岁，饭者月，公子土斧作子中(仲)姜□(在字典中没有查到，左上为金字旁，右上为尞字，下面为皿字)之盘壶，用旂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铭文中的公孙灶即文献记载的齐景公时代的公孙灶，亦即子雅。公孙灶于齐景公三年(公元前545年)，参与了倒庆氏的政变，此后即上台执政。后死于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当权时间总计六年。由此推测，“公子土斧”壶的制作年代也应在这一时期之内。
种种迹象表明，齐国出土的提链壶具有水器匜的功能，与盘组合使用。这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特色。
(39)“国子”青铜鼎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姚王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1956年，临淄徐姚乡姚王村村民在当地的凤凰塚打井时发现了一批铜器，其中完整器有鼎八件、豆六件、壶两件，另外还有一些簋形器残片及器足等已无法修复。该批铜器中，铜鼎内壁铸有“国子”二字铭文，表明这里应该是国子之墓。“国子”鼎所属国氏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显贵世族，姚王村出土的八件“国子”鼎表明战国时期的国氏仍有相当高的等级地位。
(40)“国子”青铜豆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姚王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齐国的国氏为姜姓，鲁叔孙穆子娶国氏之女为妻，名“国姜”可证。国氏之族的宗子称“国子”。国氏与高氏同属周王朝所命的“守臣”，均为齐国上卿。据《国语》《管子》等文献记载，齐国在管仲改革以后，把全国人口和兵力分为三份，齐侯、国子、高子各统其一，其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
(41)“国子”青铜壶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姚王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42)龙纹青铜壶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辛店二号墓出土有铜壶四件，两两成对使用，每对壶的形制、大小、纹饰均基本相同。这两件壶的盖面及器身遍布各种纹饰，盖面饰勾连卷云纹，壶身自上至下饰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六周纹饰，两侧有浮雕状兽面纹铺首。兽面纹是商周时期常见的一种铜器装饰纹样，至春秋中后期已基本消失不见。这组壶腹部装饰的兽面纹，有一定复古意味，已经几乎是最晚的兽面纹了。这一对壶上装饰的花纹，是以“铸镶法”或“嵌铸法”来镶嵌红铜丝或铜片制作而成，器物初成时应该更显华丽。
(43)“齐趫父”青铜鬲
春秋早期，山东省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泉头村出土，临朐县博物馆藏。
此鬲口沿铸有铭文：“齐趫父作孟姬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泉头村甲墓出土有“齐侯子行”匜，乙墓出土有“齐趫父”鬲。“趫”与“行”字义相同，趫父为字，行为名，二者指的是同一个人。从名字来看，此人是某位齐侯之子。据鬲铭来看，这是齐趫父为其姬姓之妻孟姬所作之器，甲、乙两墓是齐侯之子行与其妻子的异穴合葬墓。
(44)鹰首青铜壶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尧王村一号战国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铜壶的盖及器口共同构成鹰首状，鹰喙开合自如，并以鹰的下喙为流，提梁也非常别致，整件器物造型主动，设计精巧。
尧王战国墓地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四公里，其中的尧王一、二号墓应该是战国早期齐国大夫级别的贵族夫妇合葬墓。一号墓出土器物多见女性佩戴的装饰品，墓主人应为女性；旁边的二号墓发现一定数量的兵器和车马器，其墓主人应为男性。
(45)龙纹青铜壶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辛店二号战国墓出土的四件铜壶中，有三件出土时壶内保存有透明液体，由于长时间浸泡在壶内而呈翠绿色，清澈透明，散发出较浓的酒曲味。另一件壶底部破裂，故壶内未见液体。这表明，墓中出土的四件铜壶应该都是盛酒的容器。
(46)兽柄青铜豆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器或为豆形灯，造型奇特，设计巧妙，铸造精良。器整体呈卧兽擎莲花盘状，其浅盘呈椭方形，口沿外翻呈镂空莲花瓣状；柄部为一虎状兽，闊口大张，露齿吐舌，前足握两龙，龙身纠缠，与盘相连，后足踏五龙。五龙均作蟠曲状，昂首张口，身上有鳞。
(47)青铜盖豆(一对)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春秋中晚期开始，铜豆类器物开始取得显著发展，数量和类型都明显增加，这与西周以来各地的豆类器物使用传统直接相关。盖豆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齐国此类器上的高柄可能受到了燕式豆的影响，而盖上的三环钮则与战国时期中山国的豆相同；战国中期以后，盖豆逐渐在各个诸侯国尤其东方诸国广泛流行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周时期齐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情况。
辛店二号墓出土盖豆四件，形制、大小均相同，属搭配使用的一组食器。其中有的豆腹内残留黑褐色泥状物，或炭化的黑灰色谷物或大米状颗粒物，器口有麻布封盖的痕迹。
(48)蟠螭纹青铜甗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甗为甑、鬲分体。鬲底部有烟炱痕迹，应为实用烧燎所致。
辛店二号战国墓出土的这批铜器厚重端庄，铸造精良，纹饰精美，造型雅致，反映了齐国青铜铸造技术的较高水平，对研究齐国的冶炼和铸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49)蟠虺纹青铜壶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壶的提链设计较为独特。盖上有两钮，内有套环。颈部两侧各有一个环形钮，内套提链，两侧的提链向上穿过盖上的套环，以弓形提梁相连。壶盖可以向上打开并实现器、盖分离，但盖与提链仍通过套环连接在一起。这种提链设计的初衷之一或许是为了防止器盖丢失或错置。
(50)龙形提梁青铜盉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铜盉有龙形提梁，提梁一端呈龙首状，另一端梁背上有蜷曲的龙尾。器流口也呈龙首状，与流相对的腹部一侧有龙尾状扉棱。盖面饰有弦纹、蟠虺纹，盖内面饰一蟾蜍纹。器身肩、腹部有凸弦纹、云纹、叶形纹，足根上部饰兽面纹。该器物底部有烟炱痕迹，表明曾经为实用器。
(51)蟠螭纹青铜鼎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辛店二号墓北距临淄齐国故城遗址约3.5公里。其椁室东北部的器物坑保存完好，出土铜器46件，陶礼器75件，陶明器13件，泥塑器24件，其时代应为战国早期。该墓出土的陶器带有显著的齐文化元素，有的青铜器则具有楚、燕文化风格，表明战国时期的齐地与楚、燕等其他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关系。
(52)瓦棱纹青铜敦(一对)
战国早期，淄博市临淄区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辛店二号墓出土三足铜敦两件，形制、大小均相同，属成对使用的食器。
铜敦是东周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食器类型，齐国铜敦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精品多，倍受学界重视。敦的自名最早见于齐国之敦(“齐侯”敦、“陈侯午”敦)，但在楚国等地却有“盏”等其他自名，表明该类器物的命名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区域文化差异。
(53)青铜牺尊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牺尊为仿獏形，该器造型精美，装饰华丽，工艺娴熟，是战国时期齐国错金银和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的铜器铸造技术更加成熟，金银镶嵌工艺兴起，无论工艺、造型还是纹饰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商王墓地出土了大量造型、纹饰都堪称精美绝伦的铜器，错嵌金银的铜镜、牺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54)高柄青铜壶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高柄壶腹部呈罐形，提梁两端各有一个龙首装饰，作张口含环状。
(55)高柄青铜壶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高柄壶的腹部呈椭圆形，腹两侧有铺首衔环钮，高柄及圈足上饰有凸弦纹。连接器、盖的合页是本器最显著的特色：器盖与器沿之间有曲尺形合页相连，器盖可以在180度范围内开合自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数是器、盖分离的，只有部分器物在器、盖间加链、环相套接，像这样的合页设计极为罕见。
(56)蒜头青铜壶
战国至西汉初期，征集，桓台博物馆藏。
这三件蒜头壶应该出土于同一个墓葬，该墓共出土蒜头壶五件，另外两件也为圆腹蒜头壶。一个墓葬出土这么多蒜头壶，实属罕见，其墓主人或许曾与秦人有密切往来，甚至本身即属于秦人。长颈鼓腹形的蒜头壶广泛见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流行时间较长，扁腹蒜头壶则多见于西汉早期，该墓葬的年代很可能在西汉早期前后。
(57)蒜头青铜壶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蒜头壶是一种造型别致且时代特色非常鲜明的器物，以壶口部似蒜瓣而得名。在我国，这类器物始见于战国晚期的关中秦墓，主要流行于秦至西汉前期，其口部的蒜头造型很可能是受到了来自亚洲中西部地区水滴或花瓣状装饰纹样的影响而产生的。
(58)错金银青铜盒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盒周身皆饰有错金银花纹，器型庄重雅致，纹饰精细流畅。器腹有四周错银细弦纹。器盖饰有双龙交尾和双鹿互牴纹饰，另有四龙、双虎纹饰。盒内底和盖内各铸刻有“□(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匀字)奠”二字铭文。出土时，器内盛有大枣一盒，枣内已干瘪，可能是祭奠礼仪所用。
(59)雁足青铜灯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灯灯盘盛凹槽圆盘形，盘内有三个锥形烛杵，盘下一侧有雁足形柄，雁足三趾向前，一趾向后，足间有蹼，三前趾及趾甲均较为粗壮，足蹼下有一梯形底座。足趾之间阴刻“□(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走字旁，右边是菱字去掉草字头)陵夫人”四字铭文。
(60)嵌金银绿松石青铜镜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商王村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此镜呈圆形，镜面宽大，纹饰精美，装饰华丽。镜背以金银丝和绿松石嵌错出云纹图案，九枚嵌银质乳丁位于穿过镜心的四条等分线上。镜缘有三个套环小钮。
(61)鸟柄青铜灯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浅盘豆形灯。浅盘中央有一个锥形灯柱，在盘底一侧伸出一个圆柄，柄上铸有一只小鸟，低首引颈，口衔盘沿，两翅并拢，尾部上翘，并呈扇形散开，适于用手把持。鸟足用铜销固定于柄上。小鸟全身刻画纤细的羽毛，造型精巧灵动，神形兼备，意趣盎然。
(62)铜人形足方炉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青铜方炉属贵族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据中国古代早期文献记载，北海、东海、西海有名为禺强、禺□(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豸字，右边虎字)、弇兹的神灵，皆为人面鸟身状。这件方炉足部即作人面鸟身状，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契合。从此类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先秦、秦汉时期的山东等地确曾存在对于人面鸟身状神灵的信仰，其根源仍在于古代先民对鸟类的迷信和崇拜。
(63)鹰首青铜匜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器设计巧妙，造型别致，器口沿一侧的流口上有鹰首形装饰，整器正视如雄鹰展翅。鹰首勾喙，口内含珠，有耳，目框嵌银，墨精石为珠。
(64)彩绘陶罐
大汶口文化，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西寨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图案主要包括花瓣纹、叶纹等植物纹和八角星纹、菱形纹、卷云纹、云雷纹、太阳纹、水波纹等几何纹，其中折线纹、花瓣纹、八角星纹和勾连回漩纹最具特色，未见其他地区所见的鱼、蛙等动物或人物形象。这些花纹图案结构复杂巧妙，题材丰富多样，一般以平行线作界隔，中间绘以三角纹或网纹。大汶口彩陶的器表大多施以红色陶衣，少数挂有白衣。早期的色泽主要是黑色，中期常见红、赭和白色并用，晚期则黑白兼施。
(65)鎏金青铜熏炉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
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发现鎏金熏炉两件，大小相近，形制相同，通体鎏金。该器器盖透雕蟠龙两条，收尾相接，龙身卷曲盘绕。器身多处錾刻铭文，内容有“今二斤三两”、“左重三斤六两今三斤十一两”等。
(66)“木南”银豆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这件银豆的盖上饰有三个兽钮，盖缘及腹部饰外凸的花瓣形纹，盖内壁刻“木南”二字铭文。其表面的花瓣纹极富特色，是用锤揲法制作而成，与传统的铸造工艺有显著区别。一般认为金银器锤揲工艺源于西亚地区，其花瓣纹饰很可能也源于西亚的波斯等地。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件器物应即西汉时期东西方世界广泛交往的物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银器主体可能由西亚传入中国，但铜钮和铜圈足则符合中国传统的使用习惯，可能是传入后由中国工匠后配，这是汉代异域文化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67)青铜鼎一组(七件)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齐王墓出土的14件鼎多为素面，大小不一，形制雷同，其中12件在盖面或上腹部镌刻有铭文，刻工较草率。铭文内容有“齐食大官畜粲”、“大官”、“木”、“尚志”、“齐食□畜”、“齐食大官北宫十”、“南宫鼎齐食官朱”、“南宫鼎”、“南宫鼎朱齐食官”、“齐大官食右般者”、“大官北宫”、“齐食官朱”、“齐大官尚志十”、“左容二斗重九斤”、“齐大官畜南宫鼎”等。“大官”即太官，主管宫廷膳食。“食官”属詹事，掌管皇后、太子事务。西汉初年，诸侯国在制度上均仿效中央，齐地应该也有与中央相似的职官。
(68)草叶纹青铜镜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齐科化工有限公司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镜背面有铭文 “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它是汉代常见的表达相思之情的镜铭。汉代的铜陵不仅是贵族们用来察容观貌的日常用具，也是青年男女表达相思情意的信物。在陕西、河南等地汉墓发现的铜镜中，有一类镜铭皆作：“清银铜华以为镜，昭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环以为信，清光宜佳人”。此外还有 “见日之光，美人在旁”、“长相思，世不绝，见朱颜，莫远望”、“常与君，相欢幸。毋相忘，莫远望”等都属此类。汉唐时期的很多铜镜甚至还被当作婚姻信物，铸铭包括 “夫妻相守日月亲”、“亦成亲，心与心。长毋相忘，俱死何伤，毋弃故而娶新”等。
(69)龙纹青铜镜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石鼓花园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镜背面有四枚乳丁，主体纹饰为四条龙纹，均作S形身躯，张口顾首。
(70)禽鸟纹青铜镜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徐家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71)鎏金青铜豆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梁家终村稷山汉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稷山汉墓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鎏金器物，包括乐器、车马器、日用器、杂器等，大多属于专门随葬用的明器。此器原应有盖，已丢失或未放入墓中。
(72)镂孔青铜豆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梁家终村稷山汉墓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此器为高柄深腹，腹壁有条形镂孔，用来盛放固体类食物，也可能作为礼器的器座使用。
(73)青铜刀币
春秋战国，征集，山东博物馆藏。
刀币是由生活中实用的刀削类工具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春秋中后期以后铸行于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地。齐国官方的货币是齐大刀和賹圜钱，同时也铸有齐明刀等币种用来与周边国家贸易使用。齐国刀币的币文通常有“明”、“齐大刀”、“齐之大刀”、“即墨大刀”、“即墨之大刀”、“安阳之大刀”、“齐□(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走之旁，右边是斥字)帮□(字典查不到该字，左边是立字旁，右边长字)大刀”等。
除齐国本地铸行的货币外，临淄齐故城还发现有不少周边其他国家的货币，尤其以燕国刀币数量较多，它们是诸侯国之间频繁开展贸易往来的重要物证。
(74)水晶玛瑙串饰
战国早中期，淄博市淄博区齐都镇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郎家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水晶、玉髓制作的装饰品，数量之多，世所罕见。该墓所出玉石饰品分为两类，一类为墓主人生前实用品，大多质料上乘，制作精致；另一类则为明器，质料一般，制作粗陋。
(75)白玉透雕双龙环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玉环为白玉质，色泽温润，纹饰精美。其内外缘饰绹纹，中间透雕双龙、双螭，左右对称。双龙身体修长，曲颈回首，杏仁目，云纹冠，尾饰绞丝；双螭口衔龙尾，身体蟠曲翻转，尾饰云纹。
(76)透雕双龙玉环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此玉环为白玉质，色泽温润，纹饰精美。环上以浮雕、透雕的方式雕刻两条蟠龙纹，身侧有云纹。两条龙刻画生动，娇柔相济，婉转曼妙，堪称古代玉器艺术精品。
装饰性玉环、玉佩在周代墓葬中较为常见，它们通常以动物造型居多，尤其以龙、虎形玉佩为甚，实际使用中往往可以单独佩戴。西周至春秋早期，装饰性单行佩大多出现于中等以上贵族墓葬中，且有一定的等级。战国时期，单行佩开始普遍流行。随着铁器的推广使用，这一时期的单行佩在制作工艺上也日益精湛，造型精美，纹饰繁缛。
(77)鎏金青铜弩机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弩机72件，分别出土于三、四号坑。这些弩机构造相同，大小不一，均为实用器，部分弩机郭面和悬刀有鎏金。
(78)鎏金青铜弩机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东夷族人以善射、善战而闻名于先秦时期。齐文化中有尚武之风，齐人的骁勇善战，也与传统东夷文化密切相关。《山海经》曰：“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矣。”少皞即少昊，是传说中东夷部族的首领；《说文解字》云，“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善射的后羿，也是东夷族的首领。
(79)鎏金青铜弩机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80)三棱青铜箭镞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大量的兵器，是大武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文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在同时期汉墓发掘中实属少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充分显示了汉初齐王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
(81)青铜鸡鸣戟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鸡鸣戟是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手持兵器。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鸡鸣戟四件，大小、形制均基本相同。戟作鸡鸣状，长胡四穿，援上近胡处贯穿一管形冒。使用时，中空的杏仁状銎内穿柲。根据坑内腐朽的木制残柲推测，装配好的鸡鸣戟总长约三米左右。
(82)金鐏
西汉时期，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齐王墓陪葬器物坑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鐏为兵器木柲下端的金属套，一般戈、矛、戟等木柲较长的手持类兵器都配有鐏，以防止木柲下端受损或腐坏。这是一件青铜戈群配的金鐏，发现时木柲已朽，据残迹推测，戈、柲、鐏原总长1.86米。其銎孔呈杏仁状，下端较细，器身饰四道凸弦纹及卷云纹，线条流畅。黄金较为珍稀且质地较软，不宜于实战使用，这件金鐏铜戈应为仪仗器，非普通实用器。
(83)陶舞俑
战国时期，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中轩热电厂出土，齐文化博物院藏。
赵家徐姚二号战国墓共出土彩绘陶俑57件，包括人物33件、马7件、鸭子9件，其中的人物俑按姿态可分为站立俑、舞蹈俑、跪坐俑等。这批陶俑组合有序，造型优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的生活习惯及其社会地位。此外，这些陶俑雕刻细腻入微，服饰色彩艳丽，让人们对战国时期的齐国捏塑艺术及服饰文化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84)组玉佩
战国晚期，淄博市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中国古代玉文化大致经历了美玉、礼玉、德玉、吉玉、民玉、福玉等六个发展阶段。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将玉璜、玉环、玉管、玉珠等不同形制的玉件组合在一起，用于祭祀、礼仪活动或日常佩饰，就此开创了组玉佩的雏形。西周时期，组玉佩逐渐形成以玉璜、玉珩、玉管等构件为核心的固定模式，相对成熟的组玉佩制度才正式出现。战国时期的组玉佩，摆脱了以玉璜为主体的单一模式，造型多样的动物形玉佩加入其中。
(85)《孙膑兵法》竹简(复制品)
原件汉代，原件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1972年发掘的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出土完整简、残简近五千片，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以及《太公》《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古籍，堪称齐文化学术思想的结晶和荟萃。这些都是较早的古籍写本，其内容与目前传世的版本多有不同，尤其《孙膑兵法》等古籍属于古已失传的佚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古文字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珍贵价值。银雀山汉墓出土数量丰富的兵书著作，集中反映了齐文化中的兵学菁华，也表明墓主人对兵学著作性趣浓厚，或许其身份也与军事有关。
发布于 2019-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