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窑研究（二）

三、主要新品种

     这里主要介绍笔者历年采集到的一些未见著录的窑址标本、品种。

（一）素三彩

     素三彩的主要颜色有黄、绿、紫（或呈紫褐）三色，也用黑、白两色，因不用红色（荤色），素雅洁静，故被人们称为素三彩。素三彩之名称出现于清末，宣统二年出版的《陶雅》有：“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36］民国初年《饮流斋说瓷》进一步说明：“黑白等地而绘绿、黄、紫三色花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亦有连地统计者）。”［37］素三彩是在杂彩的基础发展并成熟的。明成化元年已见素三彩，如《鸿禧集珍》中有一件素三彩足具，上楷书“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38］。如果说仅以一件传世品，不足为证，可能并不足以推翻《中国陶瓷史》［39］的“正德时期……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说。景德镇珠山成化官窑中发掘出土素三彩香薰，方座底部有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双方框款［40］。足以证明成化年间素三彩技艺已较为成熟。有人也许会问，日本传世的平和窑素三彩香盒中何以能见到红色釉？其实所谓红色乃褐色，部分红色为漆上色，为出窑后上漆（也许是购者，也许是经销商），笔者曾见到盒盖上的鱼纹为无釉涩胎，《交趾香合》［41］110页也见两件已施釉的香盒，盖顶无釉涩胎，涩胎处应为上漆用。日本文献中即有涂漆的记载，《槐记》中记录了享保11年1月23日用于茶会的香盒“略长，呈素陶状，雕有蔓草花纹，盖上则有剑状菱形纹，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42］

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43］。1992年春，福建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居民林添民写信给平和县博物馆，报告了该村发现一处古窑址［44］。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终于发现，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在日本，“交趾香合”的称呼已存在了200余年近300年。但产地窑口一直误为越南。1992年，日本学者森村健一访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看到了平和窑的陶瓷标本，判断圈足带细沙的青花瓷和素三彩香盒就是日本所称的“汕头器”和“交趾香合”［45］，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海内外众多的此类陶瓷的窑口问题提供了证据，找到了归宿。

1、田坑窑素三彩

     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46］、《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47］、《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48］、《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工艺特色与来源》［49］、《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50］介绍较详，《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別展》［51］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笔者无须多费笔墨。田坑窑自1997年秋发掘后，已基本不见遗物，笔者多次考察仅采集到百余件（片）素三彩标本（包括素烧件），其中部分内书有“大卅九”、“白廿囗”、“大九一”、“孔六五”、“千四囗”、“人卅大”等铭文，也见一些未见披露的新标本。如：菱口盘，完整，轮制，盘内刻荷塘水禽纹饰，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素三彩产品国内不见出土，传世的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笔者有专文论证［52］，论文完成时还不见该盘标本。该标本的出土证实笔者观点正确。相同的菱花田盘洞口窑也有出土。

关于田坑窑素三彩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是明代末期的天启四年（1624年）上下较合适，而日本学者却对此有所质疑［53］。性质为对外贸易瓷，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也有人在《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54］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55］中认为：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也有少量内供。并引用漳浦县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的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为据。漳浦的所谓“正德纪年墓出土素三彩瓜棱水注”，实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为事后到现场调查。调查者认为它与平和窑素三彩极为相似，是否为闽南地区产品，尚待进一步认定［56］。笔者认为该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窑素三彩有相似的一面，但总体风格却不同。如果被认定为田坑窑产品，那么就意味着田坑窑的烧造时间提前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从《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看，均支持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却又出现引用了“正德素三彩”为平和窑素三彩内供的依据。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自己同为一文中支持的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素三彩在福建闽南确有少量留存，笔者已见过近十件，但并不具内销之意义。可能是外销环接中的无意散失。见于图录中的可确定为平和窑素三彩的仅有一件莲瓣口盘，却被误定为“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该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57］、《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58］、《中国陶瓷全集》［59］、《宋辽陶瓷鉴定》［60］、《中国陶瓷综述》［61］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62］等报刊上。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列之物。其做工与被定为上列的“大龟香合”、“台牛香合”、“菊蟹香合”、“分铜龟香合”等相比较，则显单薄且纤细，且烧成物坚硬者多。或许平和县一带还会发现烧制“大龟香合”、“台牛香合”、“分铜龟香合”的窑址［63］。笔者采集的这件“火焰马香盒”素烧件，很可能就是《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十八位  色绘  火焰马香合”。另外日本有一件交址狒狒香盒烧成地不详［64］，相同的素烧标本已在田坑窑出土。

     笔者也始终认为平和县境内确实还有烧造素三彩的窑址，花仔楼碗窑山窑发掘出土了部分素胎器，与田坑窑素三彩素烧件类同，器物有：印花六方瓜棱小罐、刻花器盖、印花杂宝器盖、印花西瓜六方器盖、印花牡丹四方器盖、模印花鸟器盖、阳刻牡丹椭形圆盒盖（笔者按：是否为模印？）、划花罐口沿、篦纹盒、阳刻莲花盒、阳纹花草椭圆盒［65］；五寨洞口陂沟窑发掘出土了部分素胎器，器物有：刻划鱼跃纹盒、模印竖条纹盒、模印鹿纹盒、大口罐，这里发现个别素烧盒标本，其制法形态都和田坑窑素三彩的素烧瓷类同［66］。因两处窑址发现的素烧器太少，只能说明这些窑口也可能兼烧素三彩品种。另外笔者在五寨粮站一居民处购得一件素烧印花盒，村民言采集于附近窑址。因此，可确定目前至少在四处窑场发现过素烧瓷品种。

     为此笔者曾一一核实，南胜镇花仔楼村共有2处窑址，一为花仔楼窑（发掘报告称碗窑山窑），已发掘；二为碗窑山窑（村民称呼），从花仔楼水电站上山，需步行1个多小时。两处均未采集到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碗窑山窑规模较小，品种单调，烧青瓷及青花瓷，为常见的生活用碗碟等，不见大盘等外销产品。

五寨乡陂沟窑亦未再采集到素烧器标本。《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报告所言素烧瓷中，仅一件模印鹿纹盒内施青灰釉，其余内外无釉，可能部分非素烧瓷，也许是青瓷或白瓷的生烧件，如大口罐胎色灰红，内外未见釉。笔者采集的素烧罐壶瓶类，均见内施青釉或白釉。

     五寨粮站附近为考塘村，有一处窑址，村庄建在窑址上，经笔者调查，考塘窑并未见到素三彩器物。寄希望于今后的继续探寻。

2、洞口窑素三彩

     经笔者多次走访村民，打探素三彩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终有村民庄龙金相告说：岩内海水电站附近的一个窑址发现有这种未上釉的瓷片。岩内海水电站附近的窑址即洞口窑，窑址位于寨河村城蹟自然村西约2公里处。笔者从2002年起即多次考察，确也采集到数件素烧件标本。经不断的调查，发现洞口窑共有5处堆积，A处堆积位于新水电站北约250米处的小山坡上（采集到素三彩标本），B处堆积在新水电站西约500米处的窑仔（地名）山坡上（采集到素三彩标本），C处在新水电站溪对岸的溪坡上，D处在老水电站后约100米的山坡处（即陂沟窑，已建棚保护），E处在离陂沟窑西南约50米。5处窑址总面积约7万㎡。因开荒种树、水电站（包括旧水电站）、山道修建等，很多窑址已被覆盖在1-2米的土下。几年间，采集到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百余件。也采集到不少模印白瓷盒，与素烧模印盒图案绞饰及器形相同。但并未采集到有确切纪年的瓷器与窑业工具。

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不明器等。

      素三彩盒

     石榴形盒盖，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二段目十位  柘榴香合”一致，日本传世的“柘榴香合”在田坑窑不见标本出土，却在洞口窑发现。

     鱼跃香盒，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七位  荒磯香合”一致。在田坑窑也见标本出土，海水纹不尽相同。

回头鸟盒，模印成形，施黄釉多脱落，盖与盒粘连。目前未见传世品。

双螭香盒盖，很可能就是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四段目一位  木瓜龙香合”。田坑窑也见双螭香盒，与洞口窑的相似。

福字香盒，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

      寿字香盒，纹饰有数种，其中一件与日本传世品（相同），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有一种红砖胎体的盒未施化妆土。

     联珠花纹盒，模印成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粮站窑址标本纹饰相同。

     双龙香盒，盖面已残，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也见发现

     压印竖纹盒，为拉坯轮制，内施青釉或不施釉，见素烧件和绿釉器。

模印联珠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褐釉。

     瓜形盒，大中小几种残件，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

     牡丹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一件为印花牡丹、一件为凹刻牡丹。

     花鸟纹盒，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因残，上似有一鸟，花旁似一塔尖。

     竹纹盒，模制，盖面针刀刻竹纹。未见传世品。

     压印竖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有大有小。

     椭形盒，模制，盒壁呈瓜棱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另外尚见几种纹饰精美的残盒，均不见传世品可资比照。

     素三彩罐

     刻花罐，仅一残片，内施白釉，外施酱褐釉，罐口刻花填黄、绿彩。

     素纹罐，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瓜形罐，采集数件，均残，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

     素三彩瓶

     出筋纹瓶，口沿残失，仅剩上腹部，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上有墨书“前九枚分……又十七枚……又三枚分五……又十五枚分四……又七……又囗十七枚……”推测是窑工记数的残件。这式瓶较特别，青花瓶中可见到这类瓶，为喇叭口，颈口折束细小。1998年洞口窑曾出土不明器一件，内施青釉，器表素胎，残高11.8㎝［67］，与此件造型一样。

     双耳瓶，盘口，颈附双龙耳，圆鼓腹，喇叭足，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颈、腹线刻折技花卉图案，足刻云纹。

瓶颈，残存瓶颈，分别以紫、绿、黄、黑、白五色绘花卉纹。

     素三彩壶

     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素烧笔架

     山形笔架，山形，架座为模制，一侧为花，一侧为海波纹，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素烧军持

     军持，仅残存流，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这种军持在东南亚等国家有较多收藏，但不见素三彩军持，也有可能是其它低温釉军持。

素三彩炉

     开光鱼纹炉，拉坯成型，鼎式，双耳，三足，内无釉，外壁对称刻鱼纹及菱纹，纹饰填黄釉，无纹处施绿釉，底足无釉。

兽足炉，残存炉足，内无釉，外施绿釉。

     素烧耳饰

     龙形耳饰，模印成形，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可能是双耳瓶的残存件。

     素三彩塑像

     供像，采集10余片，均缺头部，其中一件残高达25㎝以上，一件残高约10㎝，模制，大件者内施青釉，小件者内无釉，都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也曾见“佛像”，头、底均残失，素烧，灰红胎，表面泛黄，身披袈裟，盘腿端坐［68］。与洞口窑的供像略似。

     西域人像，残存头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素三彩莲花座

     莲花座，模印成形，器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底挖一孔。上有接胎痕。

     素烧印模

     印模，有多种残件，其中一件完整器为联珠纹盒的印模，底面有4杂梅花纹及3个长方形凹纹，可能用于固定。

     素三彩盘

     宝鸭穿莲纹盘，较完整，轮制，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素三彩盘，洞口窑有多种，多为残片，不见开光盘。

     莲纹盘，残片，内刻莲花等纹，因残不明，莲施黄釉，枝叶为紫釉，地为绿釉，外壁亦为绿釉，圈足内底无釉。与之相同纹饰的素三彩盘传世品在日本见传世，纹饰为宝鸭穿莲纹（也有称莲池鸳鸯纹盘，笔者以为不确，因仅见一只，何称“鸳鸯”），内底亦无釉。可知这类内底无釉的素三彩盘为洞口窑产品。田坑窑的素三彩器多满釉。

     菱花口盘，残片，内施化妆土，外施白釉，内底刻一鹭莲荷（一路连科）纹。这类外施高温釉内素烧的器物较特别。与田坑窑的菱花口盘不同，田坑窑不见外施高温釉内刻花素烧器皿。

     素三彩碗

     宝鸭荷莲碗，较完整，轮制，敞口折沿内敛，圈足，内底刻划宝（保）鸭（甲）荷（和）莲（连）纹，腹刻朵宝纹饰，沿刻花卉纹。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素三彩碟

     倭角方碟，模制素烧，已填彩，因残破等种种原因未施釉装烧。

     不明物

     共2件，一件似器足，外有模印覆莲纹。大小、造型、纹饰等相似的器物，田坑窑曾出出土一件，定名为“小杯”［69］。另一件似器盖，模制成型，施化妆土素烧。

3、洞口窑时代

     关于洞口窑的烧造年代，发掘报告［70］认为应在明代晚期至末期。原报告发现三处遗物堆积，笔者却发现了五处堆积。笔者在窑址采集到“万历通宝”铜钱和日本“宽永通宝”铜钱。“万历通宝”为明万历四年（1576年）始铸；“宽永通宝”为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二年（1625年）始私铸，发行令正式发出是宽永十三年（1636年）。另外采集到的青花小杯有清早初期特征。因此，笔者综合了发掘报告和采集新标本等，推测洞口窑的烧造年代为明万历中晚期至清代早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71］：交趾香盒与素三彩作品在做工与釉调上有时间差，即交趾香盒乃是先行制于素三彩盒子及碟子等，推测素三彩是迄今所认为的那样，是进入清代以后的作品。而且还应该有早于田坑窑而烧造交趾香盒的其他窑存在，或许在早于田坑窑的窑中烧制“大龟香盒”、“台牛香盒”等作品。若将长崎市筑町遗迹出土的交趾香盒考虑为1630年以前，则各自的推定年代有相当的差距。这种时间上的沟壑，大概会伴随着今后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的发现，而逐渐填平。如今洞口窑正是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

     从总体看，洞口窑面积较大，烧造素三彩的地点有三处（包括陂沟窑），烧造品种较全面，许多田坑窑不见的品种在该窑却较多发现。洞口窑与田坑窑的不少器物非常近似，说明两窑有诸多联系，甚至有合作经营关系。洞口窑烧造时间应早于田坑窑，延续时间也较长，是一处外销为主兼及内销的大窑场，素三彩瓷只是兼烧品种，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多，才开辟了另一处专业窑——田坑窑，专烧素三彩。

所以洞口窑稍早的青瓷、白瓷、青花瓷形物香盒产品，田坑窑并不生产。而且洞口窑的许多品种目前都不见传世品，日本传世的多数形物香盒（包括白瓷、青瓷、青花瓷等）在该窑都有烧造，因而再次破解了日本茶道上的又一宗悬案。

      以上仅是个人多年调查所采集的地面或断层表皮标本。目前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记载的很大一部分“形物香合”虽然还未在窑址采集到标本，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将愈来愈多的新品种被发现与证实。同时笔者确信，平和县五寨乡还有烧造素三彩的窑址未被发现，被覆盖在1-2米深的筑路土下的洞口窑还有大多数品种未被发现。期待能进一步加大科学发考古掘面积。洞口窑素三彩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扩大了我国素三彩瓷窑场的分布地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界的认知思维，为我国明清素三彩的烧造工艺、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中国陶瓷外销、陶瓷技术传播及与各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五彩瓷

      五彩是瓷器彩上彩品种之一，也称“古彩”。基本色调是红、黄、蓝、绿、紫等。也有只用红绿两色者，不一定是五色皆备。宣德时出现一种青花红彩，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西藏萨拉寺等国内及国外都有收藏。

海外收藏的众多明末清初的五彩大盘，无论底部带砂厚壁作法，还是从施灰白釉的色调及花纹形式看，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吴须白瓷五彩。其产地窑口在中国何地？早在战前，日本学者上田恭辅即指出：日本的大量吴须赤绘大皿等类传世品，是福建漳州生产的，由厦门输出［72］。过去，由于对明清民窑青花不重视，漳州窑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及瓷器更是被视为无研究价值的大路货，长期无人问津而鲜为人知。随着海外国家众多遗址、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等，民窑瓷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经文博界深入调查，平和窑瓷器面貌逐渐明朗，证实上田恭辅的推测正确无误。

      平和县明清时兼烧五彩瓷的窑口很多，笔者采集到五彩瓷标本的窑口主要有：五寨的洞口窑、田中央窑、狗头窑、考塘窑、大垅窑、内窑仔窑、后巷窑等及南胜的窑仔山窑等，但为数较少，而青吴须及印章纹标本更少。

     器型主要为盘、碗、炉、盖等。纹饰以开光大盘最精，如开光狮球纹大盘、麒麟纹大盘、立凤纹大盘等及章纹瓷，以花鸟纹居多。对照采集的标本，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五彩麒麟纹大盘、日本青吴须芝居绘钵等等均已见到标本。平和窑五彩器多数底釉是青釉，白釉底的稍少于青釉。彩绘属釉上彩，易脱落。因多见红绿色，故又称“红绿彩”，日本称为“赤绘”或“吴洲赤绘”、“吴须赤绘”，其中一种以青色为主色调的称“青吴须”。其实，除红、绿主色外，尚有黄、黑、蓝、褐等釉彩。该釉上彩瓷属二次烧成，第一次施底釉高温烧成，再绘彩色入窑低温烘造。

     平和县的五彩瓷已在不少文章中有介绍。本章主要是介绍首次发现的青花五彩标本及印章纹青吴须。

     因平和县窑址只采集到一件青花五彩标本，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斗彩瓷。但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广义上可称为斗彩。关于斗彩之名，最早出现于雍正至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上，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体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填者，青料双钩花鸟、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其五彩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73］可见斗彩、填彩并无多大区别。若从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角度看，填彩也可属斗彩范畴之内［74］。陈万里［75］则认为：成化瓷器上的施彩方法既不是斗彩这个名词所能概括，也不限于上述斗彩、五彩、填彩三种施彩方法。细加区别：点彩——全部是青花，偶尔加几点彩色；复彩——彩色复盖在青花花草之上；染彩——在青花花纹的边外，煊染浓淡深浅如晕状色彩；加彩——在青花某一部位增加一种彩色，与青花显出两种色调的对比；填彩——在青花轮廓线内施彩。孙瀛州［76］认为成化彩瓷主要有：斗彩、青花加彩、青花五彩、青花点彩、五彩、三彩等，斗彩即《南窑笔记》中所言“填彩”；青花加彩是先在胎上用青料绘成完整或不花整的图案，再绘填各种色彩，凑其全体图案，即《南窑笔记》中所言“斗彩”；青花五彩是先在胎上用青料绘成完整或不花整的图案，再用其他色彩组合完整画面；青花点彩是用青料绘成完整图案，只在适当部位上点彩，只点不画；至于五彩、三彩则为单纯的釉上彩。

     今人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同是釉下青花、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彩瓷从复杂的分辨中仅区分为斗彩与青花五彩两个品种［77］，目前尚有争议［78］。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先于坯体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或局部，其余部分则以青料双钩轮廓线，经施釉烧成后，再在釉上按青花轮廓填彩，凑成全体图案者为斗彩。而先于坯体上用青花画花鸟半体或局部，但其余部分不用青料双钩轮廓线，经施釉烧成后，再在釉上按以没骨画法或钩线填彩画法凑成全体图案者为青花五彩。以《斗彩、素三彩瓷器研究》（上）［79］、《明代斗彩瓷器的生产、发展与鉴定》［80］等文说的还比较详细。也见有人误认为“五彩和斗彩都应该是釉上彩和釉下彩结合物，因为这两种彩都有釉下青花彩的存在。”［81］

     福建省虽发现不少明清古瓷窑，特别是漳州地区更多。但一直未见到斗彩瓷器，故东南亚一带收藏的很多沙足青花五彩瓷虽胎釉、纹饰等与平和窑特征相同，但无窑口标本可以佐证，目前尚不敢断定窑口。虽窑址只采集到一件青花五彩标本，却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古陶瓷学者的东南亚沙足青花五彩瓷的窑属问题。为平和古窑业写下了辉煌的一章，留下了最为靓丽的一笔重彩，对于漳州窑的研究意义重大。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一定位置。

     五彩沙足大盘在海外有不少收藏，其中一种印章纹五彩大盘，日本称为“青吴须印判文”（也称“五彩印判手”）大盘，印章纹标本几乎不见。平和县博物馆在南胜碗窑山窑采集到一片［82］，但看不出字形，与海外所藏的印章纹不同，但可确信平和窑生产少量印章纹五彩大盘。笔者在五寨田中央窑采集到一片印章纹五彩大盘标本，为折沿大盘，印章上残存一了字，似篆书“樂”字的变体，可能是窑场画工并未真正理解篆体的变体，因而将幺误书为两个口字的连体。日本大和文华馆收藏一件“五彩印判手盘”［83］，口径39㎝，亦为折沿盘，印章纹为四字，第一字与田中央窑标本文字相似。但日本藏品的印章文字较生硬，田中央窑标本文字较娴熟规整。《陶磁大系第45卷·吴须赤绘、南京赤绘》［84］见一件“青吴须印判文仙境图大盘”，印文较清晰，为篆书“樂囗囗常”，印章文字与大和文华馆收藏“五彩印判手盘”的“樂”字相同，但大和文华馆“常”字书写有不少错误，如常下的吊字等。日本长峙市築町遗迹、东京港区胁坂家屋敷、东京大学御殿下纪念馆地点等均出土过印判手五彩瓷残件，可辨认文字“常”。

（三）色釉瓷

     色釉瓷在平和县绝大多窑址都有发现。有白瓷、青瓷、酱釉瓷、蓝釉瓷、黄釉瓷。但为数都不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其中，白釉（或青釉）白彩（堆彩）、蓝釉白彩、酱釉白彩、黄釉白彩颇具特色。东南亚，特别是日本的收藏品中常能见到该品种。日本将这类白彩堆花作品，也归入“吴须制品”的一种，日本称为饼花手，其胎釉、造型、底足处理和装饰等均类似于其他平和窑品物。虽然很久以来就曾盛行一种推测，认为是福建省石码窑产品，但其根据不可靠［85］。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漳州窑产品，但在漳州窑的主要产地平和县也很少见，窑址可能尚未找到，其产地有待今后的考古调查工作加以证实［86］。酱釉白彩早在南胜花仔楼窑的发掘中曾出土，青釉白彩也在南胜田坑窑中出土过一件，为五峰式笔架。而蓝釉白彩笔者却在洞口窑采集到数件大盘标本，下有详述。因此可确信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所藏“饼花手”大盘等是平和窑产品。

1、白瓷

     平和窑白瓷生产较少，器形也不算多，几乎全是青花瓷。其原因就是，它釉层较厚，白度欠佳，无法与景德镇白瓷相比，如：白如凝胎、素若积雪的永乐白瓷；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的宣德白瓷；纯净无杂的嘉靖白瓷；透亮明快的万历白瓷等。因此，白瓷器物少见，如窑址中的白瓷盘残件，应该是五彩瓷的半成品，因烧残而废弃。另外洞口窑发现各式白瓷小瓶，有方有圆，高约2㎝，推测可能是盛贮香料有关。也见圆饼形白瓷砚台、暗刻花卉双耳瓶、盒、砚滴、围棋子、高足杯、塑像、小盖罐、鸟食罐、不明物等，釉面光洁莹润。

洞口窑白瓷印花盒的发现，不但解决了不少悬而未解的海内外传世品窑口谜案，而且对这烧造时代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日本传世的著名“白吴须台牛香合”、“白吴须荒磯香合”等一直不明窑口，笔者则认为它们与“交址香合”（素三彩）都是平和窑生产的。为此，笔者经细致的调查，终于在洞口窑发现二处堆点，采集到包括这两个白瓷品种在内的数种模印盒标本。证明日本茶道界的白瓷香盒（明晚期）多数产自平和窑。“白吴须台牛香合”、“白吴须荒磯香合”与排在《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第二名的“关胁  色绘  台牛香合”及“前头三段目七位  荒磯香合”纹饰、造型一致。因此，可推测“交趾台牛香合”、“交趾荒磯香合”等的产地为洞口窑。一件白瓷蛙香盒暂未见传世品，可知尚有不少香盒品种未被发现。另外，日本出土的几件白瓷牡丹纹盒，盖面凸印牡丹纹，盖沿印竖条绞，被定为宋代景德镇窑和宋元德化窑产品［87］，有人认为是德化窑明晚期至清代早期产品［88］。但却与德化窑产品的胎釉、绞饰、造型不一致，值得探讨。洞口窑出土的白瓷印花牡丹纹盒，与日本出土的这类盒更接近，被定为宋代景德镇窑和宋元德化窑产品这类盒是否为洞口窑产品值得考虑，因未见实物，不能确定。洞口窑的寿纹白瓷香盒与日本传世的“交趾寿之字香合”相似，都为模印成型，田坑窑未见模制寿纹盒，只有刻划纹香盒，因此可认为日本传世的“交趾寿之字香合”是洞口窑产品，且洞口窑已采集数种素三彩模印寿字香盒。白瓷寿之字香盒的发现，丰富了香盒的瓷种品类，作为实物标本，为海外收藏的这类瓷盒寻找窑口将提供依据。

      洞口窑砚滴有多种，有双鹅形、三鸭形、兔形及龟形等。小巧轻灵，多属模制，龟形砚滴上部分龟身为模制，器身小罐为轮制；三鸭形砚滴，中间一只有大，嘴、背有开口，两旁小的鸭为实心装饰，福建省博物馆曾发掘一件同类的无釉（笔者按：是否为生烧或素烧）件，下有扁球腹，腹下圈足；兔形水滴为模制，一种稍高的微短，另一种稍矮的略长，眼珠似为青花点彩。

     塑像采集多件（包括座），但均残失，未见头部。一款鸡形物，鸡冠褐黑色彩绘，背上有一小孔，鸡翅上后点9个和14个小孔，座为圆柱实心体，两侧各刻一足爪，施釉不及底。这件鸡形器的作用不明，可能是笔架。

     菱口小碟，敞口菱花口沿，浅腹，外腹刻或印菊瓣纹，圈足内底无釉，轮制工艺成形。该碟很小，高仅1.5㎝，口径仅4-5㎝，几乎无实用价值。

     另外还见几种模印的香盒及模印瓜形白瓷小罐等，仅见模印瓜形小罐有素烧件，推测也有素三彩器。其他几款印花白瓷暂不见素烧品，推测也可能会有部分烧素三彩器。不知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有否传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