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说的市，一般指城市，是一个整体的地域。但古代的“市”，真的就是市，市场的“市”。在一座古代城池中，有住宅区曰“里”；有商业区曰“市”。秦、汉时代，城池中的住宅区与商业区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里、市的四面都是墙，有一个总门可以出入，派人看守着，里面的住户或者商户不得擅自在墙上开“门”。
一座城池里面，一般都要有一个“市”，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此举行，想象中，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大市场之类。在超大城市中，如长安、洛阳等，还不止一个“市”。
秦汉时期，首都长安至少有九个“市”，《三辅黄图》中说“长安市有九，各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同时，也提到当时的住宅区，“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从这些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彼时的区划相当规范整齐，多长多宽都有具体数据；居住区与商业区比例适中，不是随机而设。
隋唐时期，城池中仍有“市”、“里”之分，只是“里”改称为“坊”。坊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市场的管理，仍然沿袭秦汉惯例，在“市”中设置官职进行管理，并根据相关规章制度按部就班运作。《唐会要》卷八十六中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什么地方可以设，什么地方不能设，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开市，用什么方式收市，都有着较强的仪式感。
不过，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市”内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隋唐时代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市场内部设置，已经有了邸店行肆的区别。“邸”相当于仓房或者货栈，店就是店面，行肆则是摆摊的，一个个的摊位。后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购货者常常寄居“邸店”中，货栈兼职住处。久而久之，专业的旅店出现了。
一直到北宋早期，“里”“市”的区分犹在。北宋中后期，情形大变。《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首先，交易不再限于“市”，居民区的街面上随处可见小贩。卷三《诸色杂卖》中载，“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其次，居民区内出现了很多店铺。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载：“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其三，交易时间不再被严格限定，只要有人愿买，有人在卖即可。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中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凌晨即营业，可见时间之灵活。
中国古代的交易，从春秋之前的无序到秦汉唐时的严格秩序，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某种意义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大一统下的规划，约束了人的灵性，而且不方便，大老远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东西，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万一人多，可能还发生踩踏事件呢，所以，越来越有悖于经济规律，终被摒弃。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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