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的《清华园的记忆》

本文是《清华园的记忆》一书“写在前面的话”。

这本小书一共只收录4篇文章，且是家父与我二人文章的合集。

它的编辑和出版，源自我2015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当时，我把回忆家父的散文《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和回忆自己为一些知名作家、学者编书往事的多篇随笔混编在一起，凑成了一个集子。出版后就觉得有些不伦不类，特别是书名也采用的这篇文章的篇名，往往会误导读者，使他们以为整本书都是关于清华园的。但是，因为我写清华园的文章总共只有两篇，不足以成集，如此处理也是无奈。忽一日，我的一位朋友提了个建议，说他读过家父写的《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称此文正好可以和我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对照阅读，父子两代人，对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诸多事件，从不同角度作出各自的描述和解读，颇能相映成趣。我以为这个建议甚好，于是又增补两篇文章，一是家父的口述回忆《我与清华》，二是我写自己在清华园里罹患癌症的故事的《吊诡人生》，从而编辑成了这本书。如此，大概不会再被人认为是文不对题了。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一文，是我刚刚从三联书店退休时写的。其实这个题材，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桓和思考了多年，只是以前一直没有时间写。退休后我开始写散文随笔，这一篇可谓水到渠成。我没有提纲，没打草稿，提笔就写，随思而录，一鼓作气，用了8天时间，以每天5千字的速度，完成了全稿。征求了一些朋友意见后，大约只修改了几句话和一些错别字，就拿出去发表了。我写文章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

事后回想，我觉得原因在于家父的故事，其实也是我的故事。自己伴随父亲经历了几十年来的风雨坎坷，许多纠结的情感和意识、甚至是难言之隐被压抑在心底。写作是一种宣泄，故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家父的故事有多么传奇，多么惊悚，多么振聋发聩，相反，他的人生故事实际很平凡。

当我把这篇文章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时，我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我为家父的一生，写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发表在《当代》2015年第3期。家父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60多年，去世前是最为资深的教授。在学术上他算不上名家，在政治上他沒当过反革命，未被划为‘右派’，没坐过牢，也沒挨过打。和某些人相比，他沒有那么多悲和惨，却也有着不少的冤和怨。窃以为，他的经历和命运，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或许有些代表性。”

当然，我所指的那些“冤”和“怨”不能说没有家父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原因和时代原因，唯其如此，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文章发表后，甚获好评，有几位我十分尊敬的老作家也盛赞此文，认为是我所有散文中最有分量的一篇。

前面提到，此文与家父的文章《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关系密切。但是他这篇回忆录只写了他1945-1953年这8年的人生经历。两文中涉及了一些相同的历史往事，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回忆，原本就是我的散文的依据之一。但是我们两人表达的情感诉求不同，我着重写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沉浮中的坎坷和磨难，替他鸣了些许“不平”，而家父却重在反省自己的心路历程，并无许多愤愤之语。我感觉，他极其客观和冷静，像是在写一篇思想总结。他在文章开头这样说：

“1945-1953这几年是我的‘多事之秋’，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个时期我的所作所为。如果写回忆录，这个时期确有可写。但是，在那个伟大的革命年代，我的事迹实在渺小，不足为外人道。我又没有作家的生花妙笔，不能把平凡琐事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假如我是一个典型人物，那么我的经历或许能为研究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提供一些素材。如果不是，那么公诸于众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我不写回忆录之类文章的原因。今天终于提起笔来，也不企求出版，实际上，也不会有出版社要这样的稿件。我只打算复印若干份，分赠至亲好友，仅供他们闲暇时消遣之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话虽是如此说，但他的文章绝不是供人消遣的。他写得极其严肃。这篇回忆录最初使用的标题是《动摇的8年》，为什么强调“动摇”？那就是因为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仍然是反思自己对于革命事业的立场和态度，把是否坚定选择革命道路作为评价自己人生价值的标准。故而他几乎仍然以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的方式来叙述自己一段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中间有很多自我解剖，包括对一些所谓私心杂念的不留情面的自我批判，也包括对自己性格上的软弱性、摇摆性、贪图安逸、胆小怕事等弱点的深刻揭露。他自己说：

“在这8年间，我追随革命，但又一再落伍，其原因无非是为自己想得太多，以致长期踏步不前。在回忆里，我要对自己的动摇进行无情的鞭打，但是，我的思想毕竟是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这一亮点也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以求全面地刻画出我的面目。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就请读者评判了。”

在我看来，他完全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这篇回忆，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冲击之下的精神状态。父亲说自己“渺小”，或许不是“典型人物”，但是他的那种真诚地追随革命、拥抱光明的情感，那种洗心革面、改造自我以求跟上时代步伐的姿态，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在这方面，他的代表性也是很突出的。

不过，家父的回忆只写了8年便戛然而止。我曾多次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但是他每次都摇头，说是没有想好如何写。我想，这不仅是因为1953年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而且，也因为家父的人生在后来发生了巨大改变。无论如何，前面这8年，家父尽管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毕竟是处在顺境里，属于人生道路的上升阶段，但从1958年以后，他不断挨批挨整，被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处境每下愈况，历时大约20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所谓的早年“追随革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周围的人们已然把他当做天生的反面教员。家父大约是不愿细细回顾这些伤心往事，所以没有继续往下写。只是在2009年他95岁时，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整理校史对他进行专访，他才十分简略地谈到一些情况。而一接触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就会发现他心底里其实保存着许多无法磨灭的记忆，都是当年的精神创伤。后来这篇专访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由我做了文字修订，这就是本书中的《我与清华》一文。

本集中还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吊诡人生》。这是我的一段回忆，写自己作为一个清华教授子弟，在14岁时突然患上淋巴癌的经历。此时正值“文革”期间，客观上我需要留在父母身边治病，但是家父在清华园里挨批挨斗形成窒息的家庭气氛，使我为摆脱家庭宁可放弃治疗，置夺命的疾病于不顾。先是离开清华跑回自己的学校，继而远离北京到东北农村插队，而且一去10年。然而阴差阳错的是，叛逆带来的精神解脱，最终却使疾病奇迹般痊愈。我把这一篇文章收录在这里，是为了给这本有关家庭记忆的书补充一些具体生动的细节。的确，自己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革命”，这个足够传奇的故事，今天的人们简直难以理解和相信。不过我在此并无自我标榜之意，因为这一行为的动机，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冠冕堂皇。表面上的激情与理想，无法掩盖实质上的自私目的：以逃避求解脱。无论它最终的结果如何，都表现出那时的我对父母缺少关爱和体谅，乃至于如此绝情。此事于今想来真是悔愧难当。这也应该是我写作此文的题旨之一吧。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总经理陈启甸和总编辑黄韬先生接纳这本小书的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就是在这里出版的，黄韬先生还曾为我作序推荐。他们对我热情而慷慨的支持，使我这个已退休的三联人总能感受到“大三联”的温暖。

2019，3，16

《清华园的记忆》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当当网已上架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