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懒朝”而至停朝
由朱元璋手创的早朝，太重，太繁，礼法太严，不间寒暑，日日趋朝，久之必然难以为继。即便在朱元璋生前，他一手设计的早朝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退朝后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便殿门）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而他的子孙，无不以勤朝始而以怠朝终。
不单皇帝厌倦朝堂一坐，百官也是想尽办法逃避朝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宪宗成化年间，实录记载的朝臣“失朝”的例子明显多起来，虽屡屡督责，罚俸罚工，“懒惰朝参者”仍然如故。一次午朝，宪宗都到了，大臣们还不到，宪宗恼火地说：“尔等常以勤政为言，及朕视朝，却又怠慢！”
《明孝宗实录》记载的失朝事例更多：弘治六年六月己巳，“会昌侯孙铭等四百八十人朝参不至”。八年二月丙子，御史劾上朝官员数少，经过点查，“丰城侯李玺而下六百二十余人”不到；同年六月乙丑，又有“文武官武安侯郑英等八百八人朝参不到”。大量的记载中，以弘治十五年八月辛亥日人数最多，不至者“泰宁侯陈璇等一千一百六十人”。一次上朝，百官竟有一千多人不到，这旷工率有多高！
孝宗是宣宗以后声誉最好的一个皇帝。他在弘治八年后，“视朝渐晏”，还经常免朝，但晚年顿改前非，“无日不视朝”，对群臣起到了示范和激励作用。于是“朝臣无大小，皆乐趋朝，以仰承德意。间有语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懒于朝矣。”（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据说当时“每早朝钟鼓鸣，则乌鸦以万数集龙楼上”，堪舆家称之为“鸦朝”。可见，“君荒于上，臣怠于下”，君臣勤惰，是相互“配合”的。
孝宗之子武宗喜欢巡游，到后期免朝成为常态，甚至早朝全废。正是从正德开始，明朝开始了第一个长时间的停朝期。
武宗死后，世宗由外藩入继，起初勤于朝参，常常天不亮就点烛上朝，以至阁臣为此担心他的健康。后来渐渐也“不亲朝讲，朝仪间阙”。世宗害怕群臣“不悉朕意”，以为是他“放恣自肆”，一再向臣下表白，说自己不上朝，是因为多病，常须调养，“本心非放恣声色”。于是上行下效，官员们也想出五花八门的法子逃避朝参，“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甚至“经年累月称疾不朝”。世宗极想挽回颓风，先命失朝者“夺禄”，后又加重处罚，命“初失朝者夺俸一月，至于再者两月，至于三者法司逮问”，但毫无效果。
几番整顿后，这位“肃皇帝”自己先退让了，竟掷出“早朝无用论”，公开说：“朝堂一坐亦何益？”从嘉靖十三年以后，几三十年不朝。他辩解说：“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他说自己尽到了为君者的责任，“止是一早朝始终不一耳”。
的确，此时的早朝已失去了生命力，皇帝和大臣都不愿日复一日地在朝堂上虚坐了。世人以不上朝讥贬世宗，实不得要领。而世宗对早朝之无用，一语道破，但他只是将其抛弃，而不是试图改造它。
到万历之初，注重责名求实的大学士张居正以神宗年纪小为借口，请将朝会之期改为逢每月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礼部请复旧制，就得不到批准，从此早朝一月止行九次，不可再视为“日朝”了。
当明王朝面临的危机越来越深时，朝臣呼吁复朝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大臣将朝会与兴亡联系起来，说：“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则救天下之半，若终不御朝，则天下终无救而已矣。”（左光斗：《宗社危在剥肤疏》）所以世宗之后，穆宗嗣位，即重拾朝仪，皇帝又坐回到朝堂上来。可穆宗上朝，“一言不发”。到万历后期，常朝再次名存实亡。天启时，童昏的熹宗虽然也像模像样地坐在朝上，可只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事实上，作为一个空洞无谓的形式，朝会早已经死了，它是担当不起拯溺救焚的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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