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版潘玉良＆潘玉良画像
巩俐和李嘉欣都曾饰演过民国女画家潘玉良，这形成了很多人对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个长得很美却命运多舛的女画家。但从潘玉良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出，她身材壮硕、五官粗放，不仅不美，还有点儿丑。据当年熟识她的人说，潘玉良确实是个又矮又胖、长着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证，长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对来说要艰难一点儿。完全不漂亮的潘玉良却凭着努力完成了从雏妓到侍妾、再到画家的三级跳。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潘玉良曾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是东方第一个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女人。但很少有人知道，潘玉良本来姓陈，她自幼父母双亡，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有次赌输了，于是把年仅14 岁的她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由于长得不出挑，她一开始在妓院做烧火丫头，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后来利欲熏心的鸨母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一次次逃跑出来，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她还试图跳水、上吊来抵抗，均因看管过严而未遂。
17岁时，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在妓院里唱歌，歌声如泣如诉，引起了芜湖盐督潘赞化的注意。他被眼前这个可怜而又刚烈的女子打动，老鸨巴不得这个“赔钱货”赶紧走，于是就将他卖给了潘赞化。
潘赞化本想将她送回亲戚家，但她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个小丫头。善良的他自然不会让她做个小丫头，于是收了她做妾室。他待她是很珍重的，虽然是纳妾，也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证婚人还是他的莫逆之交陈独秀。
婚后，他竭尽全力地呵护她，不仅亲自教她识字，还请老师教她画画。这份恩义与怜惜让潘玉良始终感念不已，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因为他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如果按照旧式小说的发展，嫁给潘赞化的潘玉良应该温良恭谨，夫唱妇随。可是她偏偏不愿意只做个温顺的小妾，她要画画。她没念过什么书，刚刚开始学画画，居然在老师的调教下展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于是她不满足于在家里画几笔自娱，而是要跑出去到处求学，先是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索性跑到了巴黎。
画画也就罢了，潘玉良却画起了人体，还是裸体女子，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潘玉良画作
那年月，当局不允许人们画裸体，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时偷偷地画，有次差点儿被一个胖女人打出来。回到家里，她对着镜子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吗？”想到这里，她就脱掉衣服，对着镜子开始画自己。
除了画人体，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节。一次，大家讨论起一个女诗人以狗为伴的八卦，潘玉良无所顾忌地发言：“狗比人好，至少狗不会泄露人的隐私。”
人一旦特立独行，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挖出潘玉良曾为雏妓的“艳史”，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理由是“誓不与妓女同校”。只有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获悉她的困境后资助她去法国留学。
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班，专攻油画。留学近九年后，她回了国，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即便她已成名，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攻击和诋毁。
对于曾经有过“污点”的人，人们表面上再尊敬，骨子里仍然是看不起的。可是潘玉良好像完全不把自己在妓院待过这件事当成“污点”，她理直气壮地画人体，理直气壮地当教授，理直气壮地办画展……一点儿也不畏缩，这就惹怒了当时的社会主流。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有一幅优秀的人体习作《人力壮士》。可某一天，画上被人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潘玉良也是有脾气的，既然险恶逼仄的环境容不下她，那她就走，去一个更远、更大、没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并将蔡锷送给自己的怀表送给她作为临别纪念。
她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都没有回过中国。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过世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
既然如此，她为何不回国呢？不是她不爱潘赞化—她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而是她更爱绘画。她是那种可以用生命去画画的女人。她坚持留在巴黎，是因为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更适合她创作。她情愿为此割舍自己的爱人。
在巴黎时，潘玉良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身心投入画画。由于不善经营，她日子过得很苦，身体又不好，以至于老年时靠着一点儿救济金过日子。
在异乡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那个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作为一个女人，潘玉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幸运的—她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并把这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任命运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业上，她始终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