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生于弘治七年甲寅（1494年）十二月八日，卒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四月三十日。活跃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苏州，与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等并列吴门书派四大家。他虽40而卒，却赢得了生前身后的重名。他少时“为明经试策，宏博奇丽，独得肯綮，御史按试，辄褎然举名，一时声称甚藉，隐为三吴之望”，年殆强仕而“海内胜流什五齿交矣”。吴门文化圈的执牛耳文徵明，曾这样回忆与王宠的交往之初：“余年视君二纪而长，君自丱角，即与余游，无时日不见。”游处之间，文氏常以诗教。文徵明对于王宠兄弟的腾达寄予厚望，曾为他们写下“百年有待麟呈瑞，千里欣看雁逐行”的诗句。
万历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鉴赏家王世贞曾经极为准确地指出，王宠书法之价值并不在于文徵明式的精丽，他之所以在吴门书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乃因一种“拙”趣，正是这种生拙感，令人在雅致之外，复生出关于“古”的想象与回味，在人们眼中，“古”不仅具有历史意味，更具有人格象征。王世贞是这样说的：
《像赞》：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
《三吴楷法十册》第七册：（王履吉书）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体，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
《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第十一册：大抵以古藏雅，以拙成巧，在八法独觉、等觉间，庶几上乘之将达者也。
在讨论“拙”与“巧”的关系时，王世贞并不像后世的碑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将“拙”的趣味孤立地加以提倡与赞美，以拙取巧、以拙成巧，目的都是“巧”，只是巧思是通过一种貌似“生拙”的方式得以呈现。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是大巧若拙，最为精致的巧看上去却显得不谙于机巧。纯粹的小巧与一味的稚拙，其境界都无法与“大巧若拙”相提并论。那么，王世贞所激赏的王宠的“以拙取巧”在艺术形式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表现方式呢？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书写相对徐缓、点画起止含蓄、姿态饶有稚趣。
【 明 王宠 《杂诗》 】卷，纸本，25×12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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