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自己的领导相处,这几乎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必修课。
古往今来,不管在多么民主的组织里,一个人首先与自己的领导处好关系。
因为在职场中,能力和才华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只有与领导处好关系,才能保证你的才华有用武之地,不然即使天纵奇才也枉然。
可是,这样一门重要的课程,我们几乎没有地方去学,大多数只能靠悟。这种用人生来交“学费”的方式,代价当然是昂贵的。
幸运的是,一些名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警示与启迪。比如,李鸿章的一段人生经历就是活教材。
李鸿章从小天赋异禀,17岁就考中了秀才。7年以后,他高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还因为父亲的关系拜在了曾国藩门下。
但李鸿章打瞧不起这些迂腐的读书人,他要做大事业,封侯拜相。
当时,太平军在数年之内席卷半个中国,大清正规军屡战屡败,江山岌岌可危。
危难之际,曾国藩操练湘军,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地位也愈来愈高。
于是,李鸿章决定效法曾国藩,但他的第一步就马失前蹄。他在安徽搞了几年团练却不得要领,又遭人弹劾,结果被打回原形。
所幸几经辗转,他又投到了恩师曾国藩的门下,成为一名湘军幕僚。
但是,李鸿章此后在与曾国藩的相处中,先后犯了三个大忌讳。
一、不守规矩就是不给领导面子
曾国藩善于修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极有条理。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规定所有下属都要这么干。
但李鸿章却性格不羁,平时晚睡晚起,非常随意。
一天早上,曾国藩来到膳房准备用早餐。湘军将领幕僚们也紧跟着一个个进来。正准备开饭,曾国藩发现李鸿章还没来,于是命人去催。
然而,李鸿章此刻仍然在屋里睡懒觉。当有人来叫他时,李鸿章撒谎说自己病了,继续蒙头大睡。
曾国藩听后,对所有人说:“少荃(李鸿章)不来,大家都不吃了。”
当侍从把这话传给李鸿章时,李吓得立马从床上爬起来,一路小跑来到膳房。
可正当他坐定时,曾国藩却敲着桌子说:“少荃,来我这里,就一个字‘诚’!”说完,他饭也不吃,拂袖而去。
这是曾国藩给李鸿章上的第一课。
表面上,这是一场诚信教育,但实际上不仅如此。
曾国藩亲自定的规矩,就是他的面子。李鸿章在大庭广众之下破坏他定的规矩,这就是当众伤他的面子。
二、对矛盾的认识有偏差
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虽然李鸿章的才华获得了曾的赏识,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
李鸿章需要的是一展抱负的舞台,而非苟活于世的安乐窝。久而久之,他开始埋怨曾国藩不给机会了。
对于李鸿章的急功近利,曾国藩并非熟视无睹。但湘军用人,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惯例。这是一种固有的“生态平衡”,不能因李鸿章一人而打破。
这种矛盾在性质上并非私人恩怨,而是形势所解决的,它的解决也需要时间和机会。
比如后来太平军攻上海,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不愿去救,曾国藩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李鸿章,而李也因此而发迹。
但此时的李鸿章,对二人矛盾的性质有所误解。性格直率、敢作敢为的他,看不惯曾国藩的优柔寡断,过于注重细枝末节。因此,这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性格不合的人并非不能共事,就怕一个人对此认识上存在问题。一旦认识走偏,矛盾也将被无形之中放大。
到了后来,二人有矛盾竟然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胡林翼后来开导李鸿章时说:“曾李失和,天下皆知啊。”
作为一个下属,听到这样的话,其实非常打脸。
三、关键时刻站错队
“祁门移军”事件,是李鸿章与曾国藩闹翻的导火索。
这还要从一个叫李元度的人讲起。李元度本是曾国藩的老幕僚。曾国藩曾两次在失败时欲投水自尽,都是李元度竭力劝阻。因此,李元度算得上是曾的救命恩人。
而后来李元度因轻敌被太平军击溃,导致了徽州陷落。徽州一丢,湘军的大本营祁门就直接暴露了在了敌人面前。
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李元度在逃回大营之后,竟然在自知有罪的情况下私自出走。
于是,曾国藩决定上书弹劾李元度,以正军法。他命李鸿章起草文书,可李鸿章不但拒绝了,还撺掇其他幕僚一起反对。
李鸿章的理由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应负全责,而李元度是曾的救命恩人,曾不应如此绝情。
于是,两人一来一往,最终吵了起来。
曾国藩说:“你不写,我自己写!”
李鸿章回道:“若是如此,门生留在这也毫无意义,只能离去了。”
曾国藩怒不可遏:“随便!”
于是,李鸿章出走,生平第一次与自己的老师闹翻。
其实,这件事起初只是工作意见上的不同,最后却被升级了。
曾国藩要将李元度治罪,无非是严明军纪、以一儆百,但李鸿章非但没有站在曾国藩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将这事件作为曾国藩无情无义的证据。
他没有明白,领导从来只需要听话的“奴才”,而不是有本事的人才。
不过幸好,他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曾圣人”,而且还是用人之际的“曾圣人”。
不久以后,曾国藩消了气,李鸿章也认了错,重新回归湘军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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