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自己的领导相处，这几乎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必修课。
古往今来，不管在多么民主的组织里，一个人首先与自己的领导处好关系。
因为在职场中，能力和才华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只有与领导处好关系，才能保证你的才华有用武之地，不然即使天纵奇才也枉然。
可是，这样一门重要的课程，我们几乎没有地方去学，大多数只能靠悟。这种用人生来交“学费”的方式，代价当然是昂贵的。
幸运的是，一些名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警示与启迪。比如，李鸿章的一段人生经历就是活教材。
李鸿章从小天赋异禀，17岁就考中了秀才。7年以后，他高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还因为父亲的关系拜在了曾国藩门下。
但李鸿章打瞧不起这些迂腐的读书人，他要做大事业，封侯拜相。
当时，太平军在数年之内席卷半个中国，大清正规军屡战屡败，江山岌岌可危。
危难之际，曾国藩操练湘军，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地位也愈来愈高。
于是，李鸿章决定效法曾国藩，但他的第一步就马失前蹄。他在安徽搞了几年团练却不得要领，又遭人弹劾，结果被打回原形。
所幸几经辗转，他又投到了恩师曾国藩的门下，成为一名湘军幕僚。
但是，李鸿章此后在与曾国藩的相处中，先后犯了三个大忌讳。
一、不守规矩就是不给领导面子
曾国藩善于修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极有条理。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规定所有下属都要这么干。
但李鸿章却性格不羁，平时晚睡晚起，非常随意。
一天早上，曾国藩来到膳房准备用早餐。湘军将领幕僚们也紧跟着一个个进来。正准备开饭，曾国藩发现李鸿章还没来，于是命人去催。
然而，李鸿章此刻仍然在屋里睡懒觉。当有人来叫他时，李鸿章撒谎说自己病了，继续蒙头大睡。
曾国藩听后，对所有人说：“少荃（李鸿章）不来，大家都不吃了。”
当侍从把这话传给李鸿章时，李吓得立马从床上爬起来，一路小跑来到膳房。
可正当他坐定时，曾国藩却敲着桌子说：“少荃，来我这里，就一个字‘诚’！”说完，他饭也不吃，拂袖而去。
这是曾国藩给李鸿章上的第一课。
表面上，这是一场诚信教育，但实际上不仅如此。
曾国藩亲自定的规矩，就是他的面子。李鸿章在大庭广众之下破坏他定的规矩，这就是当众伤他的面子。
二、对矛盾的认识有偏差
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虽然李鸿章的才华获得了曾的赏识，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
李鸿章需要的是一展抱负的舞台，而非苟活于世的安乐窝。久而久之，他开始埋怨曾国藩不给机会了。
对于李鸿章的急功近利，曾国藩并非熟视无睹。但湘军用人，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惯例。这是一种固有的“生态平衡”，不能因李鸿章一人而打破。
这种矛盾在性质上并非私人恩怨，而是形势所解决的，它的解决也需要时间和机会。
比如后来太平军攻上海，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不愿去救，曾国藩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李鸿章，而李也因此而发迹。
但此时的李鸿章，对二人矛盾的性质有所误解。性格直率、敢作敢为的他，看不惯曾国藩的优柔寡断，过于注重细枝末节。因此，这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性格不合的人并非不能共事，就怕一个人对此认识上存在问题。一旦认识走偏，矛盾也将被无形之中放大。
到了后来，二人有矛盾竟然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胡林翼后来开导李鸿章时说：“曾李失和，天下皆知啊。”
作为一个下属，听到这样的话，其实非常打脸。
三、关键时刻站错队
“祁门移军”事件，是李鸿章与曾国藩闹翻的导火索。
这还要从一个叫李元度的人讲起。李元度本是曾国藩的老幕僚。曾国藩曾两次在失败时欲投水自尽，都是李元度竭力劝阻。因此，李元度算得上是曾的救命恩人。
而后来李元度因轻敌被太平军击溃，导致了徽州陷落。徽州一丢，湘军的大本营祁门就直接暴露了在了敌人面前。
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李元度在逃回大营之后，竟然在自知有罪的情况下私自出走。
于是，曾国藩决定上书弹劾李元度，以正军法。他命李鸿章起草文书，可李鸿章不但拒绝了，还撺掇其他幕僚一起反对。
李鸿章的理由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应负全责，而李元度是曾的救命恩人，曾不应如此绝情。
于是，两人一来一往，最终吵了起来。
曾国藩说：“你不写，我自己写！”
李鸿章回道：“若是如此，门生留在这也毫无意义，只能离去了。”
曾国藩怒不可遏：“随便！”
于是，李鸿章出走，生平第一次与自己的老师闹翻。
其实，这件事起初只是工作意见上的不同，最后却被升级了。
曾国藩要将李元度治罪，无非是严明军纪、以一儆百，但李鸿章非但没有站在曾国藩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将这事件作为曾国藩无情无义的证据。
他没有明白，领导从来只需要听话的“奴才”，而不是有本事的人才。
不过幸好，他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曾圣人”，而且还是用人之际的“曾圣人”。
不久以后，曾国藩消了气，李鸿章也认了错，重新回归湘军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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