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过什么节日，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包生元宵，他在给大家讲元宵不能生吃时，一句一个“是吧”。“同学们，是吧，这元宵，是吧，不能生吃，是吧，生吃了，是吧，是要拉肚子的，是吧，一定要，是吧，煮熟了，是吧，再吃，是吧……”。引得课堂嬉笑。但这位实习老师不顾这些，一直认真的向同学们讲解着元宵不能生吃，一定要煮熟了吃的道理。至今忆起，犹自感动
文：匡燮
诵读：静华
编辑：轩诚
《蛮荒时代》27校园记事（六）
我的文学梦（上）
梦是一种虚幻，也是一种真实。母亲常说：梦是心头想。也便是欲念和愿望的一种实在和现实。故梦有美梦和噩梦之分，有奢念和期盼之别。这样，美梦和期盼则多为理想，为追求，为可以之奋斗的一种憧憬和未来。但也可能是白日里的一味空想，像那黄粱梦醒即是一例。然奢念则一定是非分，是占有，是不必得而欲得的一种狂想。即使获得了，获得之后也一定是要做噩梦的。
我的文学梦呢，大概要属于期盼与奢念之间的吧？虽未因文学遭遇了什么噩梦，却如今亦没有美梦成真。也发过一些文章，也出过几本小书，依旧是爱好而已。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詩犹是诗，画犹是画，高山流水，还是在梦中。
逐梦乃我的一生的追求。
缺憾的是，我似乎不能熟諳韩愈老夫子“文以載道”的教诲，不能做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只会以自己的所历所感所爱所悔而随兴成文，且又以此为乐，长时间迷误其中。
“悟道轩者，即吾卧室外之阳台也。因家中人丁兴旺，蜗居唯屈，只阳台还未被杂物塞满，于是，请工匠将阳台包讫，便以妻缝纫机作案，柴墩作凳，书架置两侧，又案角一砚，台灯放砚上，窗明几浄，俨然悬空雅室。且借得杂物髙低錯落处置花草数盆，便腐朽化了神奇。每当夜空如海，或星月在天，或风雨大作，或雷电交加，不管尘世上翻江倒海，都可作壁上图画，尽可在轩中握笔展纸，做仙做佛，人生快意，尽在其中矣。”
这是我在还年轻时，贴在阳台璧间的一纸短文。说的是那时候自己有关文学梦的一种向往和心境。随着年龄的逐步老化，如今是连那种做仙做佛的得意也没有了，沌然的只留着一个梦在。也便屏退电脑，不入网络，每日饮食之余，唯以墨砚笔毫为伴，而笔下文字遂也不求闻达，只一味收于篋中，偶有两三友人来晤，一展示，即觉有无穷趣味，溢滿胸怀。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虽未得之，心向往之，亦当为梦中旨趣。
（悟道轩中）
说起来，我的文学梦做得很长，是从初中就开始了吧。近来，我联系到了一位同学胡德明，他的爱人安永花也是我的同学，我们是同在北塘小学一个班的。那时候，班里有三个长得可爱的女孩子，一个叫于海珍，后来很是能干，当了东风电影院的领导。我家住在电影院，三叔后半生一直与城关镇纠缠的拆迁官司，即是因她而起。另一个就是安永花，性格腼腆，鹅蛋脸，眼睛亮亮的。再一个是王婉豫。长大后，脸面线条分明，照出的像，电影明星似的。她和于海珍小学毕业后，不知道到哪里上中学去了。
大学二年级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一次，我在主持新生各班干部会上，看见其中一人很像王婉豫，会后，我把她留了下来，问:你叫王婉豫吧？她很生硬地反问道：你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我是谁?她依然警觉着：不认识。我说：我是郭匡燮。她一听，先是一愣，这才笑了。便说起，有一次在渭南火车站上遇见胡德明，她说，当时站上人都挤着上车，她忽然觉得身后有个男的在跟着她，她立即向下一个车厢口走去，一回头那男的还在身后。她一连换了几个车厢，那男的一直紧追不舍。车已开动，她只好一步跨了上去，那男的也随着跨了上来。她猛一转身，男的躲闪不过，几乎与她撞了个满怀。她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那男的看了她一眼，嗫嚅道：你是不是王婉豫？她说：是。你是谁？我是胡德明。哎呀，同学呀。
她笑了：你看巧不巧。
我说，那你紧张个啥嘛？
她说：我以为是流氓。
我放声大笑起来。
两小无猜的同学之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单纯。
其实，少年时光也有自己的秘密和复杂。比如当年男孩子中胡德明最是大眼浓眉，又常和安永花一同来去，同学中就议论起她俩恋爱的绯闻来，但什么叫恋爱，谁也不懂，只是两人在一起时，相互看一眼，暗地里欣喜一下也就是了。但后来他二人就真的成了夫妻。
近年，有一次胡德明向我索字，我便写好后，趁回渭南给他送了去，胡德明便从相册里拿出一张老照片让我看，上面四个人，中间的两个一个吴长让，一个胡德明，右边一个是郑炳炎，左边的那个，胡德明指着问：“你看这是谁？”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少年，谁呢？胡德明说，你再看。我仔细端祥，呀，不就是我吗？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少年模样，原来这样呢。
我一下高兴起来。
胡德明上小学就热爱航模，初中时参加过省上的航模比赛。照片上，胡德明手执半人高的飞机模型，我和吴长让、郑炳炎三人则手中各执一卷《人民文学》杂志，并特意卷起，将“人民文学”四个字突现出来，置于身前，吴长让微微笑着，我们仨一脸严肃。
记起来了，这是我们初中毕业时，四个人专门到西关大街有名的美源照相馆照的，四个人并排站在摄影棚的布景前面，那样子门似乎正向着自己深广而邃远的人生，展示出各自的抱负和追求。
郑炳炎后来的经历，我不清椘，好像并未走文学之路。可是，我和吴长让从初中起就表示了对文学持之以恒的热爱和执着。开始是写诗，打油诗，大量的写，频繁的写，写多了，便订个本子，把写好的诗一首首的抄在本子上。初中二年级，五八年全国大跃进，初中班除了到河里浪鉄沙，还到附近农村去深翻土地，平板铁锨，一脚踏下去，蹭的一声，入地一尺多深，啪的翻起来，一锨挨着一锨，一排接着一排，那地里霎时便层层叠叠的松土，像凝固的波浪一般。头一次下乡搞深翻，既激动又新鲜。第二天的上学路上，我和吳长让诗情勃发，作起诗来。一人一句，共八句。投到渭南报社，隔一天就登出来了。
这是我俩的诗第一次見于报端。
然而，文学也是贾宝玉说的水做的女儿。女大十八变。上高中后，忽然不写诗了，写什么呢？校团委在墙壁上办着块《青春园地》，便又给它投稿，写校园景物，写班里好人好事，夏收秋收时节，写田野风光，写感受，写心得。有一年夏收回来，《陕西青年报》记者来校组稿，我写了《夏收日记三则》，再一次见于报端。我愈发激奋起来，朋友圈儿开始扩大，除了吴长让，又和同年级热爱文学的刘岳峰成了朋友，通过刘岳峰又和渭南师范的王西凉有了交往，还和高年级的王彦青一起谈文论道。我开始了记文学日记，直到大学要求巩固专业思想为止。于是，每到星期天就和吳长让、刘岳峰、王西凉等人约定，各自上街到人流中观察生活，但见有模样漂亮的或古怪的男女，悄悄跟上，去看他（她）的眉目，他（她）的姿态，看他们一路的顾盼行止，等等，等等······记在心里，写在日记上。现在想来，不觉好笑，那样子简直像个小流氓。
这样的观察，只坚持了一段时间，到了高二的后半学期，就戛然而止了。原因是老师的反复提醒，使我兀地感到了未来高考的严峻和压力。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各行业精减人员，下放劳动。高校招生到了我们毕业的一九六二年，人数锐减到了百分之一、二。以师大中文系为例，一九六一年入学的，还是八个班，时隔一年，一九六二年，中文系只招了我们六十人的一个大班，分作了两个小班。贫寒出身的使命感以及争取保持门门五分，年级第一的目标，使我随即将全付精力倾注在功课的学习上，而把对文学的挚爱暂置一旁，深深的藏在心底，如同怀胎般让它重回腹内的孕育之中。
或许是策略，也可能是目的。
在大学里，心无旁鹜地为成就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而奋斗，不仅是老师的提醒，而且是党的要求。我从来都是个十分听话的学生。这一专业思想教育，使我将我的文学梦重一番孕于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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