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过什么节日,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包生元宵,他在给大家讲元宵不能生吃时,一句一个“是吧”。“同学们,是吧,这元宵,是吧,不能生吃,是吧,生吃了,是吧,是要拉肚子的,是吧,一定要,是吧,煮熟了,是吧,再吃,是吧……”。引得课堂嬉笑。但这位实习老师不顾这些,一直认真的向同学们讲解着元宵不能生吃,一定要煮熟了吃的道理。至今忆起,犹自感动
文:匡燮
诵读:静华
编辑:轩诚
《蛮荒时代》27校园记事(六)
我的文学梦(上)
梦是一种虚幻,也是一种真实。母亲常说:梦是心头想。也便是欲念和愿望的一种实在和现实。故梦有美梦和噩梦之分,有奢念和期盼之别。这样,美梦和期盼则多为理想,为追求,为可以之奋斗的一种憧憬和未来。但也可能是白日里的一味空想,像那黄粱梦醒即是一例。然奢念则一定是非分,是占有,是不必得而欲得的一种狂想。即使获得了,获得之后也一定是要做噩梦的。
我的文学梦呢,大概要属于期盼与奢念之间的吧?虽未因文学遭遇了什么噩梦,却如今亦没有美梦成真。也发过一些文章,也出过几本小书,依旧是爱好而已。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詩犹是诗,画犹是画,高山流水,还是在梦中。
逐梦乃我的一生的追求。
缺憾的是,我似乎不能熟諳韩愈老夫子“文以載道”的教诲,不能做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只会以自己的所历所感所爱所悔而随兴成文,且又以此为乐,长时间迷误其中。
“悟道轩者,即吾卧室外之阳台也。因家中人丁兴旺,蜗居唯屈,只阳台还未被杂物塞满,于是,请工匠将阳台包讫,便以妻缝纫机作案,柴墩作凳,书架置两侧,又案角一砚,台灯放砚上,窗明几浄,俨然悬空雅室。且借得杂物髙低錯落处置花草数盆,便腐朽化了神奇。每当夜空如海,或星月在天,或风雨大作,或雷电交加,不管尘世上翻江倒海,都可作壁上图画,尽可在轩中握笔展纸,做仙做佛,人生快意,尽在其中矣。”
这是我在还年轻时,贴在阳台璧间的一纸短文。说的是那时候自己有关文学梦的一种向往和心境。随着年龄的逐步老化,如今是连那种做仙做佛的得意也没有了,沌然的只留着一个梦在。也便屏退电脑,不入网络,每日饮食之余,唯以墨砚笔毫为伴,而笔下文字遂也不求闻达,只一味收于篋中,偶有两三友人来晤,一展示,即觉有无穷趣味,溢滿胸怀。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虽未得之,心向往之,亦当为梦中旨趣。
(悟道轩中)
说起来,我的文学梦做得很长,是从初中就开始了吧。近来,我联系到了一位同学胡德明,他的爱人安永花也是我的同学,我们是同在北塘小学一个班的。那时候,班里有三个长得可爱的女孩子,一个叫于海珍,后来很是能干,当了东风电影院的领导。我家住在电影院,三叔后半生一直与城关镇纠缠的拆迁官司,即是因她而起。另一个就是安永花,性格腼腆,鹅蛋脸,眼睛亮亮的。再一个是王婉豫。长大后,脸面线条分明,照出的像,电影明星似的。她和于海珍小学毕业后,不知道到哪里上中学去了。
大学二年级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一次,我在主持新生各班干部会上,看见其中一人很像王婉豫,会后,我把她留了下来,问:你叫王婉豫吧?她很生硬地反问道:你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我是谁?她依然警觉着:不认识。我说:我是郭匡燮。她一听,先是一愣,这才笑了。便说起,有一次在渭南火车站上遇见胡德明,她说,当时站上人都挤着上车,她忽然觉得身后有个男的在跟着她,她立即向下一个车厢口走去,一回头那男的还在身后。她一连换了几个车厢,那男的一直紧追不舍。车已开动,她只好一步跨了上去,那男的也随着跨了上来。她猛一转身,男的躲闪不过,几乎与她撞了个满怀。她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那男的看了她一眼,嗫嚅道:你是不是王婉豫?她说:是。你是谁?我是胡德明。哎呀,同学呀。
她笑了:你看巧不巧。
我说,那你紧张个啥嘛?
她说:我以为是流氓。
我放声大笑起来。
两小无猜的同学之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单纯。
其实,少年时光也有自己的秘密和复杂。比如当年男孩子中胡德明最是大眼浓眉,又常和安永花一同来去,同学中就议论起她俩恋爱的绯闻来,但什么叫恋爱,谁也不懂,只是两人在一起时,相互看一眼,暗地里欣喜一下也就是了。但后来他二人就真的成了夫妻。
近年,有一次胡德明向我索字,我便写好后,趁回渭南给他送了去,胡德明便从相册里拿出一张老照片让我看,上面四个人,中间的两个一个吴长让,一个胡德明,右边一个是郑炳炎,左边的那个,胡德明指着问:“你看这是谁?”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少年,谁呢?胡德明说,你再看。我仔细端祥,呀,不就是我吗?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少年模样,原来这样呢。
我一下高兴起来。
胡德明上小学就热爱航模,初中时参加过省上的航模比赛。照片上,胡德明手执半人高的飞机模型,我和吴长让、郑炳炎三人则手中各执一卷《人民文学》杂志,并特意卷起,将“人民文学”四个字突现出来,置于身前,吴长让微微笑着,我们仨一脸严肃。
记起来了,这是我们初中毕业时,四个人专门到西关大街有名的美源照相馆照的,四个人并排站在摄影棚的布景前面,那样子门似乎正向着自己深广而邃远的人生,展示出各自的抱负和追求。
郑炳炎后来的经历,我不清椘,好像并未走文学之路。可是,我和吴长让从初中起就表示了对文学持之以恒的热爱和执着。开始是写诗,打油诗,大量的写,频繁的写,写多了,便订个本子,把写好的诗一首首的抄在本子上。初中二年级,五八年全国大跃进,初中班除了到河里浪鉄沙,还到附近农村去深翻土地,平板铁锨,一脚踏下去,蹭的一声,入地一尺多深,啪的翻起来,一锨挨着一锨,一排接着一排,那地里霎时便层层叠叠的松土,像凝固的波浪一般。头一次下乡搞深翻,既激动又新鲜。第二天的上学路上,我和吳长让诗情勃发,作起诗来。一人一句,共八句。投到渭南报社,隔一天就登出来了。
这是我俩的诗第一次見于报端。
然而,文学也是贾宝玉说的水做的女儿。女大十八变。上高中后,忽然不写诗了,写什么呢?校团委在墙壁上办着块《青春园地》,便又给它投稿,写校园景物,写班里好人好事,夏收秋收时节,写田野风光,写感受,写心得。有一年夏收回来,《陕西青年报》记者来校组稿,我写了《夏收日记三则》,再一次见于报端。我愈发激奋起来,朋友圈儿开始扩大,除了吴长让,又和同年级热爱文学的刘岳峰成了朋友,通过刘岳峰又和渭南师范的王西凉有了交往,还和高年级的王彦青一起谈文论道。我开始了记文学日记,直到大学要求巩固专业思想为止。于是,每到星期天就和吳长让、刘岳峰、王西凉等人约定,各自上街到人流中观察生活,但见有模样漂亮的或古怪的男女,悄悄跟上,去看他(她)的眉目,他(她)的姿态,看他们一路的顾盼行止,等等,等等······记在心里,写在日记上。现在想来,不觉好笑,那样子简直像个小流氓。
这样的观察,只坚持了一段时间,到了高二的后半学期,就戛然而止了。原因是老师的反复提醒,使我兀地感到了未来高考的严峻和压力。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各行业精减人员,下放劳动。高校招生到了我们毕业的一九六二年,人数锐减到了百分之一、二。以师大中文系为例,一九六一年入学的,还是八个班,时隔一年,一九六二年,中文系只招了我们六十人的一个大班,分作了两个小班。贫寒出身的使命感以及争取保持门门五分,年级第一的目标,使我随即将全付精力倾注在功课的学习上,而把对文学的挚爱暂置一旁,深深的藏在心底,如同怀胎般让它重回腹内的孕育之中。
或许是策略,也可能是目的。
在大学里,心无旁鹜地为成就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而奋斗,不仅是老师的提醒,而且是党的要求。我从来都是个十分听话的学生。这一专业思想教育,使我将我的文学梦重一番孕于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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