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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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姓杨，但从到养母家开始我就承接了养父的姓“惠”。也是巧了，惠也是我母亲的姓，因为她和我养父老家是一个村、蓝田华胥惠家斜村的，应该还是本家。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一个使用终生的名字：惠增绒，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名字是养母家那个早夭女儿的名字，上学后我就自己将“绒”改作了光荣的“荣”。那个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哥哥名字叫惠增祥。养母后来说买我的那天是1938年农历三月初五，她也不知道我具体是哪天生的，索性就把这天当作了我的生日。
我养母家的家境很好，我刚来时一家人住在西安端履门85号，那个院子相当的大，现在想起来光房子应该都有几十间。多年后那处院子几经变卖成了著名的西安市民主剧院。
我的养父名叫惠子柯，我只在墙上一张发黄的照片里见过他。据说养父以前是个开棺材铺的大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也很兴旺，并且听说他还算是半个文化人，毛笔字写的很好，说他去世前每到逢年过节都会被请去给住在菊花园街张府巷、当过陕西督军的张凤翙公馆写对联。但是在我来到这个家之前，养父就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所以我这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开口叫过爸，就更不用说什么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父爱了。
养母叫张桂贤，娘家是现在的灞桥区歇驾寺人，和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是干亲家。她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妹妹一个叫张慧贤，一个叫张志贤。我的二姨夫很早参加革命去了延安，解放后随队伍从延安回到了西安。
我来到惠家时家里已经没有一个男人了，仅有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哥哥那时也已经投奔他们的亲戚孙蔚如将军，当兵上了抗日前线。年龄最大的是养母的婆婆、我叫她奶奶，另外还有一个嫂子。
我的养母是养父的填房夫人，她很小的年纪嫁过来时前房留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没长多大就得痨病殁了，儿子在我去之前就跟着孙蔚如的部队当兵走了，我就从没有见过他的面。据说养母后来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说她这人一生克性大，这以后也不会再有自己的儿女了，即使有了也养不过18岁。所以养父死后虽然她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但由于这个心理阴影，又加上被一个小小的贞节牌坊给禁锢住，她就决定不再嫁人了。我记得小时候看见过养母那个木制的贞节牌坊就摆在她的案头，后来时间长了被她收了起来。也许因为这些个原因，刚开始几年，养母对我还算正常。
我到养母家前两年过的也算平和，养母对我还比较疼爱。记得有一次嫂子做饭时我在旁边玩耍，看到嫂子切的红萝卜丁嘴馋了，伸手就拿了一块放到嘴里，嫂子拿起旁边的筷子敲打了一下我的手，养母看到了还指责她说：“娃吃就吃了么，你打她干啥？”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部队上来了一个报丧的，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个人名字叫李幼伟，他带来了哥哥死亡的消息。李幼伟进门时，我正在厨房给扸子（pia音、四声，旧时关中一种口小底大、园锥形金属茶壶，可以直接放在火上熬茶喝）灌开水。看来人了我就找了个碗，准备给客人倒水喝，突然听到养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吓得我手一抖碗就掉到了地上摔碎了。养母转身就边哭边打我：“你就是个克星，你克死了我儿子还不够，又打了我好好的一个碗。”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四、五岁时我就已经会背《弟子规》、《百家姓》、《三字经》这些了，并且这还不是专门的老师给我教的，都是听嫂子或是别的人读上一遍、我就能背过了。养母曾经给我说过，她喜欢听北平人说话的口音，觉得北平女娃也长得洋气好看。我那个没见过面的姐姐死的时候，养母哭得很伤心，所以哥哥当兵走的时候就安慰她说：“妈，我当兵要是到了北平，回来的时候就给你买一个北平女娃做闺女。”现在哥哥突然死了，养母一下子把怒气都转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从小也爱学说北平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养母就认定是我的到来把他的儿子给克死了。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就急转直下了。后来听说哥哥并不是战斗死亡的，而是擦枪时枪走火把自己给打死了。可怜哥哥当兵打仗六七年，却在抗战胜利前不久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
我四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出麻疹、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我躺在炕上不知多久了，身体内一阵恶心不知怎么的就呕吐出来两条蛔虫。养母看到了就把我从床上硬拉起来，逼着要我把两条蛔虫都吞进去。嫂子看见了不忍心，就说：“妈，你放过妹妹，我来收拾吧。”家里的老奶奶也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说：“桂贤，娃还那么小，病得这么重，你又不给看，就别折腾她了。”养母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还是逼着要我把两条蛔虫吞下去。嫂子拿个簸箕铲了些土，用个棍挑走了蛔虫才算了事。
奶奶是一个善良、还有些风趣的老人，对我也很和善，但因为我到惠家后没几年她就去世了，所以我关于她记忆不多，只有两件事印象深刻。那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西安城经常会响起防空警报。我们那一片居民躲避轰炸的防空洞就修在端履门口东南角、现在的西安老孙家泡馍馆那个位置的地下。防空警报一拉响，大家就日急慌忙的穿上衣服，前拉后扯的往防空洞里跑，心惊胆颤的呆在里面等待着不知如何的结果。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解除警报声拉响了，才慢慢地有了一些光亮，忽然周围的人都冲着我们大笑起来，我们几个互相一看，奶奶的帽子带了个反的，我和她的衣服也都穿得乱七八糟的，最可笑的是我嫂子，她往出跑时不知道把一块什么破布当头巾包在了头上。
奶奶后来得了一个叫“咽干”的病，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喉咙或是呼吸道上的癌症，在西安城市里找了很多大夫也没有看好，养母就联系了她娘家人，一个大马车把奶奶拉到了灞桥区歇驾寺。在那里舅舅家给奶奶找来了好几拨和尚、道士、神婆子什么的，给她作了多场法事，就这样折腾了两个月，还是没有留住奶奶，在她弥留之际，把她送回了蓝田华胥惠家协村。听到消息后在西安的二舅张明俊就带着我往蓝田赶，因为没有车，我们就一路步行。赶到家后还是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奶奶去世后，不知道当地是什么风俗，只记得听人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丁，贴在外面的讣牌被人给搂了（撕掉的意思）。
嫂子名字叫崔秀芳，娘家是西安市瓦胡同人，哥哥阵亡的时候也没给她留下个孩子。养母想起了奶奶去世时被别人撕了讣牌的事，也是为了给这个人丁单薄的家里续上香火、留住嫂子在家里，于是她回蓝田惠家门里给嫂子过继了一个族里的男孩。至于这个孩子是买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反正听说是我们惠家本族里的。这个男孩名字叫惠光前，年龄比我大三四岁，但按照辈分他还得把我叫姑姑。惠光前来到家里之后，养母的脾性已经很不好了，所以也经常会受到她的虐待。时间长了他就偷偷告诉我说：“咱们都不是这家亲生的娃，这么下去会被这婆娘打死的，咱们跑吧。”我是被打怕了的，也知道自己跑了也没地方可去，就不敢接话，但惠光前不久后还是跑回了蓝田。没想到解放后惠光前竟然为这段经历跑回西安，到区政府把我养母告了一状，说是她解放前毒打了自己，并且说养母还专门做了一个打人的板子。政府把我们叫去对质，养母当然是不会认账的，我因为害怕没敢说实话，只能说我没有看见。
我来到惠家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生意了，经济来源就是收房租。没过几年奶奶得病过世了、哥哥也在前线死了。哥哥死后嫂子不知怎么地认识了西安东大街清雅斋饭店的老板，就和他勾搭上了。有时候该做饭了还不见她回来，养母就让我去叫她。我去找到她说：“姐，咱妈叫你回去做饭呢。”她躺在床上连身都没起就说：“你给咱妈说我在饭馆吃过了，叫她自己做饭吃。”我回来一说，养母就把气都撒到我身上了，免不了对我又是一顿打骂。过了一阵嫂子在报纸上发了个改嫁声明，嫁给那个老板做了小妾。谁知解放后有一次在菊花园开清雅斋饭店老板的批斗会，养母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还上台控诉了他勾引走了自己的儿媳妇，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原本她还叫我去上台，我害怕没敢去，再说了我心里对嫂子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仇恨。那年嫂子改嫁出门时还偷偷的给我说：“增荣你要记住，咱妈命硬，人家算过她的娃都活不过十八岁，你将来也得小心点。”
家里就剩下了养母和我，也少了来钱的营生，养母就卖了端履门85号院子，除了用卖房钱买下了东厅门16号院子，又用余下的钱给娘家人在乡下买房置地。解放后土改时我舅家因为这被定了个地主，我的两个妗子就整天骂骂咧咧地说：“批弃（音。蓝田方言，骂人的语气助词)，都怪张桂贤，那时骚情地给人买了这么多的地。”养母娘家在西安三意社隔壁、骡马市21号租有一个院子开了家张家客栈，由她的娘家兄弟、我的舅舅负责经营，店里需要添置什么物品、或者是生意上倒不开了，也都是我养母出钱支撑的。后来我外婆带着我二姨、三姨也都离开老家住到了这里，我记得二姨三姨搬来时就带了一辆纺车，剩下的东西都是我养母给买的。快解放时房东感觉到形势不对，就把那座房子转卖给了养母。解放后那些年运动多，为了躲避政治风险，运动来了，养母就写个东西把房产赠与张明俊（我舅舅），运动过去了就再要回来，好像如此反复了3、4回，后来终于在她走后给我带来了一场官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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