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候,江西有一个万医师,其母发热,病情重笃、大概是肠伤寒,他请了一位名医替母亲诊治,这位名医就是他的老师。老师把他母亲的肠伤寒诊断为湿温,给她服用清热化湿的方药。
服药后,病势日趋严重,神表力疲,少气懒言,不思饮食,舌上白替久久不化。一日,脉数,每分钟达120次,万医师提出用人参,但那位名医肯定地说:'湿温病无补法。'仅在原方中减去苦寒药,第一天,万母身热忽退,但四肢厥冷,蜷卧欲寐,少阴危象毕露,名医才用四逆汤加人参救急。万母不及服药而亡,万医师抱恨终身。”
“万医师的老师胸有成 见,把“肠伤寒'和“湿温,等同起来。当“病势日趋严重,神衰力疲,少气懒言,不思饮食,舌上白苔久久不化”,分明已是典型的 太阴病的“人参汤证',他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因为他在诊察、归纳、分析患者脉症的思维活动中,无意识中进行了一厢情愿的“有选择性地遗忘',所以才把太阴病的“人参汤证'“创造性地误读' 成“湿温病'。
可悲的是,这类荒谬的观念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使人的大脑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偷换概念活动。由于锁定“湿温”是贯穿这病案始终的病因病机,那么,他观察到什么,便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观察的必须符合他“湿温'的想象。因此,他辨证时就会'一指障天”“一尘迷目'时而偏离“脉症',时而泛化“脉症'。他在运用虚构的“湿温病因,表达自己的理念。所以,误诊误治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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