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这里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前有SARS之鉴,这次疫情有可能在初期早发现、早预警、早隔离,把影响控制在局部。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第二,疫情过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恢复性反弹,比如没吃的饭要去吃,没看的演出要去看,没去成的旅游也要去,但有些需求是补不回来的。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振奋精神、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对外开放也可谋划一些更有前瞻性和想象力的重大举措。
第三,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
第四,在这次疫情期间,倒逼出一些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商业模式,如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科研、在线审批、在线开会,过去兴师动众搞的一些大型活动,在网上简单地就完成了,既提高效率,也节能减排,疫情后可鼓励常态化,进而催生一批新生行业和业务的发展。
第五,疫情对中国的国际联系和全球产业链形成很大冲击,是一次压力测试。应借此机会,增强国际社会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共识,扩大合作,共促发展。
——刘世锦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下文为作者在2月15日召开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的发言。
文 | 刘世锦
应争取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
国民经济全局不至于伤筋动骨
疫情对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疫情时间长度。如果疫情控制在一月份,影响的主要是消费,重点是餐饮、住宿、娱乐、旅游、交运等服务业;如果控制在2月份,影响就要扩大到生产,涉及到工业、建筑业、农业;如果延伸到三月份以后,影响的就是长期生产力,很多企业执行不了合约,发不出工资,现金流撑不住,就要关门破产。这时候就是伤筋动骨了。所以,关键是要控制疫情时间长度,不能使一个意外短期冲击,变成中期甚至长期冲击。从近期疫情走势和有关专家研判看,可以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争取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基本控住不是说疫情结束,疫情结束还需要一段时间,而是说疫情扩张势头得到抑制,进入稳定回落,疫情走势的大致轮廓比较清楚了。近日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量已经出现拐点,稳住态势,争取存量拐点的出现。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疫情主要是对消费和生产的短期冲击,国民经济全局还不至于伤筋动骨。
实现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目标并不容易,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随着节后返程复工,疫情会不会反弹。目前各地都面临两难选择。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复产,两手都要抓、都要硬,道理好说,落到实处很难。疫区和非疫区,返程集中的大城市和其他地方,三产和一二产,三产内部的线上与线下,都有差别,关键是要把中央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分区治理,差异化政策。这样就不能搞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刀切对治理水平要求很低,懒政足可应付。从实际出发制定落实政策,既要敢担当,也要有能力,治理水平的差距就出来了。各地情况不同,政策不同,但政策效果可有相同的衡量尺度,这就是在疫情可控前提下恢复生产、恢复经济。防控过度,挤压经济增长空间;疫情反弹,对经济冲击更大。这个度的把握反映的就是治理水平。能否实现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的目标,治理水平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主要检验的疫区治理水平,以后一段时间对各地治理水平将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
一种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宏观政策上借机过量放水。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效果已有过很多讨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如果2月底能够基本控住疫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措施主要限定在“精准救助型”范围,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上。这里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前有SARS之鉴,这次疫情有可能在初期早发现、早预警、早隔离,把影响控制在局部。这方面大家已有很多讨论,反映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严重漏洞。除此之外,其他领域治理体系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的问题,需要反思、纠错、改革。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第二,疫情过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恢复性反弹,比如没吃的饭要去吃,没看的演出要去看,没去成的旅游也要去,但有些需求是补不回来的。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振奋精神、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和小城镇建设;加快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的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在创新走在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形成一批有活力、创新力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对外开放也可谋划一些更有前瞻性和想象力的重大举措,比如把自贸区开放与国内改革相结合,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可在自贸区率先主动试行。这样一些改革开放举措所激发的增长潜能,比简单的刺激政策带动的需求要大的多,也更加持久有效,不仅可以补上疫情引起的需求缺口,更可为长期增长提供动能。第三,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第四,在这次疫情期间,倒逼出一些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商业模式,如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科研、在线审批、在线开会,过去兴师动众搞的一些大型活动,在网上简单地就完成了,既提高效率,也节能减排,疫情后可鼓励常态化,进而催生一批新生行业和业务的发展。第五,疫情对中国的国际联系和全球产业链形成很大冲击,是一次压力测试。据德国专家测算,德国汽车产业每天在中国的营业额是6亿欧元,盈利为6000万欧元,由于疫情影响,转为每天亏损7200万欧元,对德国汽车工业冲击很大。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还是产业链停摆,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是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应借此机会,增强国际社会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共识,扩大合作,共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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