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末以来，金融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广义上讲，“金融犯罪是指在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客体等方面具有与传统金融犯罪不同的新因素而能冠以'金融犯罪’就是侵犯金融管理秩序，考虑有引起的关系，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以及与金融管理秩序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秩序的犯罪，其外延包括金融科技带来的新的金融犯罪手段。”（任燕珠、林明宇：《新经济时代新型金融犯罪原因与防范探析》，载《海峡法学》2020年第2期，第36页。）比如，利用网络支付平台、网贷平台等实施的非法集资类犯罪以及私募基金领域发生的欺诈类的犯罪等。大多数金融机构违法犯罪的行为也都包含在了金融犯罪之中，每个具体的案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构成哪个具体的罪名。因此，本文使用“金融犯罪”一词来予以概括。
在1996年之前，我国基本不使用“金融犯罪”这一表述，也没有“金融刑法”之概念，这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犯罪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有所攀升，因此，1997年的刑法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金融犯罪”的范围。1997年《刑法》是通过单独规定两节类罪的方式对金融领域的犯罪行为作了规定，在刑法理论上也才出现了“金融刑法”的概念。
关于金融犯罪的规定，我国的立法具有鲜明特点。有的学者总结：“从立法模式上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实际上采取了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刘宪权：《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4期，第23页。）
一、1997年《刑法》对金融犯罪独立设节
在刑事立法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作了非常大幅度的修订，其中，关于金融犯罪的规定，突出的表现为将金融犯罪独立设节。1997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下的第四节、第五节分别规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及“金融诈骗罪”两大类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突出了金融犯罪的重要性。
二、不断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金融犯罪予以规定
进入21世纪后，我国逐渐进入新经济时代，发展引擎之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迅速崛起。在这种背景下，金融领域的创新也不断地推出，新金融产品、新金融工具和新交易方式不断被创造出来。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类型的危害性行为，新的金融犯罪形态与手法也不断出现。例如，“e租宝”“快鹿”“泛亚”等案件引起了非常高的社会关注度。与之相适应的，关于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也在不断修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29日、2002年12月28日、2005年2月28日、2006年6月29日、2009年2月28日、2011年2月25日、2015年8月29日、2017年11月4日、2020年12月26日陆续通过了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在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大多数的刑法修正案都涉及了金融犯罪的内容。
刑法修正案（一）至刑法修正案（十）当中有7个修正案涉及到了金融犯罪的修订。例如，《刑法修正案（五）》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增加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刑法修正案（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修订。《刑法修正案（六）》修订的涉及金融犯罪的种类和罪名基本已经囊括了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包括了危害货币、外汇、金融机构、金融票证、证券和期货市场、有价证券、信贷以及金融业务经营等很多方面的管理制度的犯罪。
可以说，现行涉及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主要是《刑法》和八个刑法修正案。除此之外，《证券法》(2019年最新修订)、《信托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都有涉及金融犯罪的附属刑事条款，这种情况显现了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演进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步系统化。这种立法的方式，既表明了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与金融犯罪立法滞后之间的矛盾，又反映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稳定性与金融犯罪行为的多变性、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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