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可能是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了，它本身的复杂和矛盾现象导致了纷繁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公元1127年暮春时节，曾经无比尊贵的一批人被迫踏上了北上之路。这些人中就有宋徽宗和宋钦宗，这说明北宋王朝已经灭亡。“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由历史来看，不能不说这与王安石变法有很大的关系。北宋王朝灭亡距离王安石变法仅58年，而距离司马光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仅42年。
1069年，为应对统治的危机，宋神宗让王安石主持变法。从此开始，至1085年宋神宗去世，新法共持续了17年。为了进行变法，王安石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并提拔了一批官员。主要在于贯彻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这些法也是引起反对最强烈的。从这些措施来看，他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他在1071年2月同宋神宗谈话时强调：“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由于新法的这些措施非常激进，损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反对变法的人逐渐站出来对抗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凭借着神宗对他的支持，对反对新法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从而使他与反对派的矛盾不可调和。在变法开始后，几乎所有的元老重臣都变成了变法的坚定不移的反对派，被称作“旧党”，这其中包括了王安石的亲密朋友。上述情形导致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长期倾轧、斗争。
王安石的上述措施都与财政密切相关。以后人的眼光看，其想做的是用金融控制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其深度和广度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知。列宁之所以称颂他，大概是因为他的变法措施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相似之处。提倡大历史观的黄仁宇先生曾感慨：王安石与现代读者相近，而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此言不虚。其实，新法的措施从纸面上看都是很好的，可由于新法虽好却被执行的官吏搞坏了。青苗法意在帮助百姓度过青黄不接的时节的，可在执行中却变形了。由于各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货款准备金”，而这些准备金都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命令来的。如果贷款发不出去，则地方官员在上司眼中的形象、业绩都受影响，更直接影响升迁。所以，由于许多官员为表现政绩而大幅度的提高利息，并强迫民众贷款，导致青苗法变成了高利贷。免役法的本旨在于免除百姓的劳役之苦同时增加财政收入；可由于许多官吏在实施过程中乘机提高免役钱数，从而变成了官吏敛财的工具。市易法的宗旨在于平抑物价，可结果变成了官府垄断市场，沉重地打击了工商业；保甲法的目的在于加强社会治安和防御外敌的力量，可却使百姓不堪其扰。所以，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并导致了许多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这些在一些官员及文人的笔记、书信中有大量的记载。
王安石在遭到非常激烈的反对的情况下，仍强行推行新法，结果是国库迅速充实起来，百姓却苦不堪言。国库充盈的直接代价至少包括两点：其一，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党争不绝于朝；其二，民间一片萧条，社会动荡不安。大宋王朝的实力由于变法导致的文人党争而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后来又有宋徽宗这样的皇帝，而且他还养了一大批奸臣，导致了国家的灭亡不可避免。
大宋王朝的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独断其事。王安石为变法对“保守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也坚决抵制“变法派”。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很好的同僚，可变法后，两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决裂。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成了一场悲剧。他们两个人在道德上和文化上都堪称泰山北斗的人物决裂后，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层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斗争。而伴随着权力之争，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人物掌权后，都对对方进行坚决的打击，几经反复，逐渐将大宋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后来，宋徽宗联金灭辽，却几乎没有打胜仗，被金朝看到了破绽后，离灭亡已经不远了。公元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难，北宋走到了尽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