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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之七

15 《玉海》卷五十六亦载:“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铜器以漆为之)。”按:此处应是将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误当作降诏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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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皆高宗时所收三代古器,各图其物,或青或绿或红,各抚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证,如《宣和博古图》加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这里提到的《绍兴稽古录》应是南宋高宗时仿照《博古图》编绘的古器图录,又见于(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称其“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图》原本应为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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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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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看《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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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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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兴礼书》卷九,绍兴 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上奏:“四年亲祀,议者以新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指的应即此事。可见陈与义等所说的“考古图册”主要是指《博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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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载王普之言,较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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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壬戌,诏东京留守同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上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焉。”(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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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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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二九六,中华书局,1979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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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绍兴)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据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挥改造将来明堂大礼合用铜爵醆并坫,依古爵《礼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见管《礼象》内样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见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礼象》中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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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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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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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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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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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通考》卷一○四:“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此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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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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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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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盘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种铭文见《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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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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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艺术特色,前引陈芳妹文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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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此书,称为《绍兴礼器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其后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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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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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申请所降指挥”。朱熹在这里要求彩画图样,可能是为了更加精确,而且也有徽宗朝颁降彩画图样的先例;但随后他又请求将有关制度图样“抄写图画”,“镂版行下”。显然,只有雕版印刷才能满足短时间内普遍颁降地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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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淳熙编类祭祀仪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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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阳的一些元代墓葬中,就出有仿照《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样式制作的陶礼器。前引许雅惠文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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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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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俅《啸堂集古录》,4页,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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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另外,传世的绍兴洗铭文也说“句容令作宝洗”(参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89页,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该器制造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可见高宗朝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是由句容县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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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也可推见徽宗时的情况,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制作,必然要使用民间工匠,政和礼器中很可能也有句容匠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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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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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当时制造铜礼器“全籍高手捏蜡铸,鐫钑磨锃等匠人趁此造作”,说明采用的是失蜡法铸造成形,纹饰可能多用錾刻。可见不同地区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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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吕大临 赵九成《考古图 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33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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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和山尊图像参看李米佳编《紫禁城的青铜艺术》,1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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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文物》19841期;遂宁市博物馆等《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4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文物》19872期(案:此墓年代虽被发掘者定为元代,但出土器物很多为南宋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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