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大元朝八思巴文变形篆体书

银质“左军令牌”

笔者藏有一枚八思巴文篆体书银质“左军令牌”。牌子通高125.7毫米，由上成三角形三朵团云与下长方牌组成，三云团高29.87毫米，宽38.4毫米，云上穿系环孔径9.24毫米，环孔外径15.48毫米，团云径14.4毫米；下方牌高95.7毫米，宽50.27毫米，边框宽4.79毫米，边框内铭刻一周宽6毫米回文，回文内为四个篆体书八思巴文，字宽21.8毫米，四字高71.49毫米，牌背平夷，上阴刻“左军令”三个行书汉字，遒劲雄健，气韵神足；牌厚2.6毫米，牌重119克。

笔者本以为牌面八思巴文容易翻译，谁知请邵华伟先生翻译后，他竟来信告知牌上文字看似是八思巴文，可怎么也写不成八思巴字母，无法按八思巴字翻译。但他告诉我牌子的面背文可能是对译的。这句话不啻是天降妙音，使我仿佛又看到了新的希望。通过查找资料，笔者才知道这是一种由八思巴文脱胎出来的，变形体篆体书文字。藏族人叫它“hor yig”(蒙古字)，看成藏文的一种艺术字。著名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先生认为：“（变形体八思巴文）这一符号系统是藏文的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应该属于藏文。”另一位八思巴文专家王尧先生称其为：“篆体藏文”。蒙古语言文字学家松儒布教授说：“从八思巴字演化而来的一种篆体符号系统，作为藏文的转写符号，在喇嘛寺院中一直用到近代。”他称此为“八思巴字篆体藏文。”

据资料称，自明代以来，在我国藏传佛教地区和蒙古族的喇嘛寺院内，流行一种印章，印文形体近似于八思巴字（元国书），据考证一般多为高僧个人姓名，或为教派首领、僧官所受封的尊号、名号类的印章。这类印章字母形体仿八思巴字的篆体印文形式，书写格式自上而下，行款方式自右向左，与八思巴字印文读序相同，它是由八思巴字脱胎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其字形结构又似偏离了八思巴字的约束，换句话说，字母中常常出现了与八思巴字完全无关的形式，或与八思巴字不尽相同的字形。

这些特点正与笔者所藏“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相同。但资料说“变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始于明代，这就和我的“左军令牌”铸制时间发生了矛盾，明代军队（包括明代西藏地方军队）绝对不会铸造一枚，已被自己推翻政权“国字”的令牌，那怕是变形的国字也毫无疑问不会造。“左军令牌”可以肯定不是明军的！如果不是明代的，那只能是元代的。可元代符牌至今未见军队用令牌面世，虽然早在1925年北京曾发现一枚中心为汉字“令”的圆牌，但从正背汉文、回鹘体蒙文、八思巴文、波斯文整体看，它仍仅是一枚“徼巡者（巡逻警察）”的夜巡牌而已。不是内陆元军的令牌，能不能是驻西藏的元军铸造？因为只有他们或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才有可能使用“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

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在元朝的扶持下，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作为中央政府的元朝，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元朝除在中央设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管辖西藏地方的军政和宗教事务之下，元朝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建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进行管理。这三个宣慰司是：1、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因其主要辖地为脱思麻路，故又称脱思麻宣慰司；2、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司；3、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具体负责处理西藏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司下设管蒙古军都元帅府，管理军务和当地蒙古驻军。又设１３个万户府，作为地方行政机关，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军务。元朝中央派驻西藏的总管一切的宣慰使，有时即由藏传佛教萨迦派本钦兼任。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政，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沿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权沿用的定制。

蒙军进入西藏地区始于1239年道尔达率军入藏，驻军始于蒙哥汗时旭烈兀派怯薛长阔阔出(go go chu)带兵进驻牙里不藏思八。至元十七年(1280年) 桑哥率十万大军进藏，查究公哥藏卜违背帝师旨意之事。桑哥军击败据守恰若仓城（bya rog tsyang，在今日喀则之江孜县境）的公哥藏卜的军队，将其处死。随后在蚌波岗留下以尼玛滚和达尔格为首的160名士兵担当恰那之子答耳麻八剌剌吉塔的警卫任务；又从七个蒙古千户中抽调出700人，驻于警戒西蒙古（stod hor，指察合台汗国）的哨所；在南木官萨地方，留驻以乌玛尔恰克为首的400名蒙古军；塞日绒留驻以多台为首的巴、拉克的军队；甲孜、哲古、羊卓等地驻扎留驻卫普尔的军队，以镇慑冬仁(dung reng)部落；多儿班土绵的军队留驻在当雄那玛尔、朗绒等藏北草地，以保障各寺院的安全。后又从卫普尔和巴、拉克留驻藏北的军队中抽调出一部分来负责驿站事务，由西藏地方供应食物和医疗物资。这就大大加强了西藏地方蒙古驻军的力量，使蒙古驻军遍及西藏地区。

当时的三个宣慰使司的都元帅府和全藏十三个万户府，都可能铸造这枚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但只有位于卫藏的乌思藏藏蒙军都元帅府，有这个条件。因为此种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主要流行于卫藏地区。而设在藏北当雄达木地方的乌思藏藏蒙军都元帅府，位于藏南与藏北的交接地带，东扼朵思麻入乌思藏要道，南控乌思、西卸来者，距卫藏都会佛教中心拉萨仅60公里，素有拉萨市的北大门之称。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府应是元代驻乌思藏，乃至整个乌思藏宣慰司辖区的军事中心。受拉萨佛教文化长期熏陶，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变体藏文）进入达木地区军营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事。

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似乎就应由驻达木蒙军都元帅府或其下属达木管军万户府颁铸。可能因为该驻达木管军万户府位于拉萨之北，拉萨的蔡巴管军万户府位于达木之南，为称呼方便，所以，驻乌思藏藏蒙军都元帅府分别称达木管军万户府为北军，驻蔡巴管军万户府为南军。当然这只是推测臆说，没有任何典籍可以佐证。只有这样一块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在讲述着真实而又难以验证的故事……。

这枚“左军令牌”虽无法验证何人所颁铸，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元代驻藏蒙古军在元朝中晚期所铸。受令人最少应是百户级军官，因为元代是以符牌材质区别领受人品级的。“左军令牌”是银质的，故颁令人至少是个千户品级，受令人一定品级不低于百户。用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铭铸的元代符牌，目前见诸公开报道的仅此一枚。元代在西藏地区使用过的军队用令牌，目前见诸公开报道的也仅此一枚。其价值在于把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在西藏地区应用的时间提前到元代中期，并把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军用符牌领域。

貌不惊人，形制朴茂的小小令牌，以它奇异的牌文见证了西藏僧俗民众和中央政府的血脉关系，告诉世人八百年前西藏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中央政府不但在西藏建立了完整的、坚决服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在西藏派有驻军，这面变形体八思巴文篆体书“左军令牌”就是铁证！

泉痴山人2012-11-6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