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金银印引起的话题
这又是一对契丹文印文内容及读序相同，只是印材不同，印钮不同的辽代“纪事”金银印。金印（见图1、2、3、4、）龟钮，通高35毫米，印台高15毫米，印面37毫米×37毫米，重200克。印台周边印裙，镌刻有富贵花纹饰，台面上一只栩栩如生昂首奋力前行的乌龟，具典型的唐代印钮风格。印面2毫米边栏内镌刻四个阳文楷体反书契丹小字，刻工纯熟精细，刀法自然朴茂，地子刀痕宛然。经钤盖后检索斟酌，确认其印文汉译“横读”（1右1“国”，2左1“文”，3右2“行”，4左2“后”。）“国文行后”，白话即是“国家文字颁行之后”。
银质“辟邪”钮印（见图5、6、7、8、），通高55毫米，印台高22.5毫米，印面宽53.6毫米、长54毫米，重642.4克。印台周边皆为素面，印台上蹲踞一只有人称“貔貅”，笔者感觉称“辟邪”（单角称“天禄”，双角称“辟邪”）更准确些。银章与金印虽材质不同，大小不一，钮饰有异，但印文皆为四个凸起的阳文反书契丹小字，而且文字乃至书法风格都一般无二。亦也是汉译横读“国文行后”。金印应是一枚以朝廷名义颁发给朝廷三品以上官员以纪念国家文字“国文”，契丹大字颁行的“纪念印”。银印则应是北枢密院颁发给北面官系统各部族官员的“纪事印”。
“国家文字颁行”是契丹国上下政活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太事。就这件事发行枚“纪念印”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值得注意的是此印不光是纪念，更重要的是对“行后”情况的收集、研判和对“国家文字”的进一步改进。这和近年辽地不同时期出土的“契丹字字书”内容屡见更改的情况相符合。这正是这对金银印价值奇高的痛点所在。“国家文字颁行”后发生了什么事，竟引起了朝廷如此重视？笔者愚钝，妄猜可能是“胡书大小字”与“国文大小字”并行造成的混乱，辽朝廷想在既不想拆穿“神册五年制'国字’”的谎言的情况下，给神册五年以前的“胡书大小字”以合理的解释和定位。这两枚金银印应就是对这种混乱的安抚与纠结。
一、神册五年（920年），契丹文字的分水岭
契丹国家文字有契丹大字（时称“国字”）和契丹小字（时称“简字”）。元编《辽史》载契丹大小字诞生过程为：“（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辽史太祖本纪二》）《耶律鲁不古传》称：“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耶律突吕不传》称：“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契丹小字，据《辽史皇子表》为：德祖第三子（太祖三弟）“迭剌，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太祖母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以上记载告诉人们：1、契丹大字，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正月始制（记住这个“制”字，它不是“创”，不是“造”。内涵区别显而易见。）八个月后，九月大字成，诏颁行之。2、契丹小字的始制人是辽太祖三弟耶律迭刺？契丹大字始制人是辽太祖，两个从侄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呂不赞成（帮助、协助完成。）？（《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耶律突吕不传》）。3、契丹大字颁行日期为神册五年（公元920年）九月。契丹小字颁行日期《辽史》失载。（现代部分专家推测是天赞五年，即公元926年颁行。因无实证支持，考古界并不认可。）
问题是以上记载与和科学考古发掘结果相悖，与有明确纪年文物相矛盾。按《辽史》，神册五年（公元920年）九月以前是没有契丹大字的。天赞五年（公元926年）以前是没有契丹小字的。可在科学发掘的吐尔基山辽墓女尸身上，却发现了最晚也在太祖八年（915年）以前墨写楷体的契丹大字“天”和“朝”两字。（中国民族报《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彩棺开棺纪实》2003年7月8日）这两个字的发现，证明了1977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在辽上京遗址中，发现的一枚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币，确如笔者所考证，是阿宝机受禅登天皇帝宝座时（907年）所铸（见拙文《珍贵的契丹开国纪念币——契丹文“天朝万岁”钱考》）。在收藏界近年展示的一批有明确契丹小字神册纪年款的钱币、符牌面前，抱着元编《辽史》观点（神册五年以前无契丹大小字）的辽史专家、契丹文字专家亦呆若木鸡，无言以对。
既然天赞五年（公元926年）以前存在两种契丹文字是客观历史事实，它们肯定不是官方的“国字”和“简字”，那它是什么文字呢？原来它们就是“制”契丹大小字的原始材料“胡书”。什么是“胡书”？《旧五代史》、《契丹国志》记载“胡书契丹字”是“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从中可窥知“胡书大字”，即“汉人帮契丹人造的'契丹字’（实汉字）”。“胡书小字”，即“按回鹘式记音方法，用简化'胡书’字记录契丹语音的文字”。
既然，“胡书大字”，即“契丹造汉字”。“胡书小字”，即“回鹘式记音简字”。那它们造字方法肯定和汉字造字法与回鹘文记音法有关。汉字造字离不开“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释读“胡书大字”自然亦应以“六书”为本，绝不能以十几年后“始制”的“契丹大字”的释读方法去释读；释读“胡书小字”，即“回鹘式记音简字”，肯定要先弄请“简字”是简自何字，如何简化的？“记音”记得那种语音，如向记录？“回鹘式”是什么样式，和十几年以后出现的“契丹小字”性质有何异同？释读方法是否应该一样？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会盲目释读，那肯定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二、“胡书大字”钱“天朝万岁”译释的恩恩怨怨
就以著名的契丹开国“胡书大字”钱“天朝万岁”为例。1、“吐尔基山辽墓女尸”已证明“天朝××”最晚在915年以前已经出现，说明“天朝万岁”四字不是920年9月颁行的“契丹大字”，而只能是“胡书大字”。2、最早释读赤峰拾得银钱“天朝万岁”钱文的刘凤翥先生是以907年后出数百年的“女真大字”音义，“夹击”译出的。其译的“顺”字，经卫月望等先生纠指该字是反写汉字“岁”的简写（见图9、），才有了钱文“天朝万岁”正确一说。刘先生以与“胡书大字”有血脉源流关系的“女真大字”的读音“夹击”出的译文虽略有瑕疵，但总体功不可没。3、自1981年刘凤翥译出“胡书”钱“天朝万岁”钱文以来，近半个世纪邯郸学步者前仆后继续译钱文不下百人。译文花样百出，尽管言之凿凿，却始终脱离不了以后出契丹文释续前出“胡书”的旧臼。译文在“行用钱必用八等钱的契丹钱制”面前无一不自动屈膝投降。
其实，“胡书”“天朝万岁”钱文，虽是耶律阿宝机为建立“大中央辽契丹国”特造，但无一字不符合“汉字六书造字法”。以顺读钱为例：穿上第一字“天”是由“上'天’下'土’（皇天后土），组合而成”，它是“上天下地（天皇帝的'天’，地皇后的'地’合成）”去“地”之“也”而来。是典型“会意法”造的字，意思是“辽契丹国是由帝族和后族结合而成的'天神后裔国’”，所以，读音为“天”。穿下第二字“朝”，是幅平顶大帐蓬，也可视为一宽敞的平顶的大厅堂的抽象画。平顶大帐或顶大厅，在游牧民族中只有“可汗（皇帝）”才可享用，而“可汗（皇帝）”的议事大帐（厅），统称“朝堂”，所以此字是形象的“象形法”造的字“朝”，读音即为“朝”（见图10、）。穿右第三字“万”，是北地旧字，是直接拿来使用，音义不变。穿左第四字“岁”，正如经卫月望等先生纠指，该字是反写汉字“岁”的简写，亦是变形借用。（见图9、）
契丹文翻译是件严肃的事。文物上契丹文的翻译，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这是关乎文物真赝生死的大问题。可令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热衷跨界研究的人，喜欢在自己不熟悉领域，用自己掌握领域的知识试图破解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可热请可嘉，效果总差强人意。因为不了解陌生领域与自己熟悉知识的区别，所以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歪曲、误读、曲解引用的所谓证据，犯指鹿为马的错误，为自己站不住脚的立论做依据。如胡书“天朝”的象形字“朝”字，帐（厅）中的中间立柱必是直立的，契丹大字中无此字，可有位专家为证明自己错误译文的“正确”，竟硬把某契丹大字墓志铭中“四千年之日”的，与胡书钱文“朝”字外形四框类似，中心柱却歪倒一侧的“千”字（见图11、）抓来充数。令人欣慰的是，当笔者告知这位世界级专家，科学考古已证明“天朝万岁”钱文是神册五年以前的“胡书”，而不是神册五年以后的“契丹大字”。用契丹大字的“千”字，释译几十年前“胡书”的“朝”字，立论有瑕疵，难以让人信服，终欠妥当。专家在核对了考古情况后，表示一定要重新审核自己的文章。
相比这位世界级专家的虚怀若谷，国内的一些朋友的心胸，却实实难让人恭维。他们不止拾取己被事实证明欠妥的契丹大字牙慧，还变本加厉把这些牙慧炒成能为自己错误观点作为所谓证据。可怜的是，为达到著述目的，他竟不依据原文“契丹大字《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副使之墓志》”中的“神册”年号的“神”（见图12、）字立论。却聪明地把“神”字的“三人一奌”的“点”从第三横右上方（笔者曾在驳斥那位最早引用此例专家的文章中指出这字与胡书“岁”的区别，就在这个点的位置），移挪到人字的右腿上，使契丹大字“神”字，立变为胡书大字“岁”的模样（见图13、）。再把假“神”字与字形相似的“使”字等同，进而用同音字“嗣”（见图14、）替代胡书大字'岁”（见图9、），几经周折，小最终完成了把“胡书大字”“天朝万岁”钱文，译为不知何种钱文“天嗣千万”的目的。
可是费尽心机，译文终有两点难以自圆其说，1、如认定其是行用钱文，“天嗣千万”就犯了大不敬祸乱天下的皇家大忌。“天嗣”说白了，就是“（天神）皇帝的接班人”一般特指“太子”。唐王毂《后魏行》：“力微皇帝谤天嗣”（为使皇帝权威降低，就诽谤太子）。一个国家如有成千上万的“太子”，不知这个国家能否稳定多长时间？2、如认定其为厌胜钱，不知如何会有小平至当万的八等钱制。
三、胡书译释的乱象至今仍在继续
“国文行后”金银印的横空出世，揭示了契丹文字发展的真相。即契丹经历了近千年的胡书大字阶段，近二百年胡书小字阶段、胡书大小字混用阶段。直到神册五年（920年）耶律阿宝机下令对胡书大小字进行整理、筛选、规范，然而后以契丹大小字新名颁行。这已为史载契丹大小字始制时间和大量出土契丹字文物所证实。胡书大小字为契丹文字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为契丹大小字“始制”，输送大量构制材料的同时，更为契丹大小字从胡书以汉音汉义记录契丹语音义，向以契丹大小字音义记录自己民族语言的方向铺平了道路。阿宝机整理胡书大小字时，竭尽可能地将能塞进契丹大字和小字的胡书字都塞了进去，这就造成了契丹大字中有胡书小字，契丹小字中有胡书大字的混乱现象，加之神册五年（920年）以前胡书大小字长期混用，乱象更趋严重。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不时掀起微澜。
比如，近期有人将胡书纪年钱“天朝元年”（见图15、）钱文译成“天裔千年”，里面有几个字就很有意思地反映了上述请况。第一个字“天字下一竖一横”，这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查遍有关字书，都不见踪影。朋友说是笔画增减现象，可它却在女真字典中完整现身。原来胡书“天”字有三种写法，胡书大字“天字下一竖一横”的“天”，应是胡书大字中最早的“天”字。是按“指事法”（地面之上一段距离即为“天”）造的字，其流行甚久，在唐代敦煌写经中就多次出现。胡书小字出现后，为与大字区别，就用汉人教的“增损法”（把汉字天上一横折成两段，成“八”字罩放在剩下的“大”字头上）造成了新的（上“八”下“大”）的“天”字。最晚出现的胡书大字“天”（上“天”下“土”）是耶律阿宝机为建立“大中央辽契丹国”前夕，神化帝后两族而特造的“御字”。神册五年（920年），始制契丹大字时，“御字”自然成了首选。迭剌制契丹小字时，胡书小字（上“八”下“大”）的“天”字，被选中。而诞生最早的胡书大字（天字下一竖一横）的“天”却成了弃儿，要不是女真大字偶拾了它，恐怕早填了沟壑。
第二字（平顶汙帐）“朝”（见图16、），在神册五年（920年）后颁行的契丹大小字中都不见了踪影。原因在于当初创制之时，御字“天”（上“天”下“土”）与“朝”，是个不可分的专有名词。920年制契丹大字时，御字“天”（上“天”下“土”）被收入其中，“朝”字却被舍弃。然而，“天朝”本义却一古脑让给了御字“天”，使其同时具有“天”（单独使用）与“天朝”（放在帝号前专用）两义。胡书“天朝”与契丹大字“天朝”存在的不同形态，说明“天朝”是契丹历史不可抺杀的时期，“天朝”一词也是不容他人曲解的契丹历史专有名称。不认同曲解胡书“朝”字为“千”的理由，前文已述，这里不在重复。
第三字（七头一撇）“一（亦作“元”、“初”、“始”）”（见图17、）。是个最古老的胡书字。早在据考东汉时期契丹文嘎拉哈钱“丹贴一百”上就出现了它的英姿。神册五年（920年）制契丹大字时，数字“一、二、三”都径直借用了汉字数词。胡书“一”，只好推给了契丹小字，但被改为了（七头一横）“一”。该文以契丹小字数字“一”，诠释胡书“一”字，编织了一套理由。
一是否定胡书“一”的“胡书大字”的身份和907年辽太祖铸造“天朝一年”时，用胡书大字（七头一撇）“一”作钱文的深刻内涵。胡书大字“天朝一年”的“一”之所以改制成“七头一撇”的形貌，太祖是意在图解汉·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个平民百姓“指陈胜”，就使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庙倒坍，暗指国家灭亡。皇帝自己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守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啊。）警戒自己和后代子孙，一定要仁义治国，才能永保天朝万年不移。
二是否定（七头一撇）“一”作为“元”、“初”、“始”的字义。“一”既是数字之始，也是万物之始。“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一部》）。“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淮南子·诠言》）。“元元本本。数始於一。”（《汉书》）。
这位朋友的失误原因和上世纪契丹文字专家，把胡书大小字等同契丹大小字，而用译释契丹大小字的方法译释胡书大小字一样，犯了时空错位和不了解胡书与契丹大小字文字性质所致。也就是说，都是耶律阿宝机神册五年（920年）“国文行后”惹的祸。阿宝机为创造“化家为国，化祖为神”的战果，原准备907年开国即办的始制契丹国字的事，因“诸弟之乱”与西征，直拖到神册五年（920年）才提上日程。当年仅用八个月，匆匆忙忙将以汉字汉音为主造字法创造的记录北地胡语的胡书大小字，改造成以“国字简字”用汉字反切与回鹘式拼读法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大小字颁行，企图独占攫取契丹文字发明权的功绩。由于时间仓促，阿宝机没有捋顺胡书大小字与契丹大小字在造字法，释读法，正字法，语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没给神册五年（920年）以前契丹文字情况以说明（当时人心知肚明，阿宝机也认为没有说明的必要）。结果，给后世研究者留下千年困惑，遗祸至今…。
结语、“国文行后”金银印给后人研究契丹文的警示
“国文行后”金银印留给世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久远的。契丹文字：包括以神册五年（920年）9月为界，之前的胡书大小字，之后的契丹大小字，至今译释准确无误的仍不足五分之一。尤其是从东汉末年始创到神册五年为止的在中国北方流行近千年，辽契丹907年建国后仍继续使用了14年的胡书大小字，更是仅掀开了她的神秘面纱，对她的造字法、释读法、正字法、修辞法、语法、音韵知识，以及它和契丹大小字的异同，基大上是一片空白。视野所见，研究者都是以神册五年（920年）以后契丹大小字研究总结出的释读方法，去译释神册五年（920年）以前的胡书大小字。成功事例寥寥，胡书大字尤其。
“国文行后”金银印因此告诉后人，想准确译释契丹文，先要分清它是哪种契丹文？一定要严格按照史籍提供的时间界定，造字方法区分。因造字法相同或相近，故契丹大字与胡书大字；契丹小字与胡书小字可以互通互释。但胡书小字绝对译释不了契丹大字；胡书大字也绝对译释不了契丹小字，反之亦然。不了解此中奥秘者，将一事无成。
“国文行后”金银印还告诉后人，细节决定全局。胡书大小字与契丹大小字的区别，往往不是在大的方面而是在枝末细节上。忽略这一点者，往往会碰得头玻血流。
“国文行后”金银印最后告诉后人，译释契丹文的过程是做学问的过程，来不得半点偷懒取巧。思绪可以傲游九天，论述却一定要脚实地。不拾取别人吐出的牙慧，每一个新论点都要是从千百个依据里锤炼淘洗出来的，能经得起验证、质疑、批驳。研究者心胸多宽广，其译释文章底蕴就有多深厚。译释文物上契丹文字，一定要先掌握辨识文物真假的眼力，不要文章锦绣，假证打脸。译释文物上契丹文字，一定要真正掌握该类文物的基本知识，历史，有关记载。给人一杯水，自己虽不要求有五湖四海，但起码要有一江半河才行。俗话说译字功夫在字外，这点道理永道忘不得。
契丹文字研究任重而道远，愿有志于此的人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怕讥讽，不怕质疑，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勇往直前，齐心合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毅力，攻坚克难，早日完成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大业。让我们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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