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保这个名字，在近代古泉界中，无人不晓，但对于其人其事，大多数人只知他编有《古泉大辞典》，其余就不甚了了。余在早年内陆及香港发行的若干书刊中，选辑了一些关于丁福保前辈的生平逸事，其中主要资料均选自陈存仁医师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及《抗战时代生活史》二书。陈存仁医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上海，与丁福保为师徒关系，上述二书均依照陈存仁的日记编写而成，于七十年代在香港印行，其中部份章节皆涉及丁氏，内容极有趣味。
丁福保，字仲祜，别号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氏自小习国学，稍长，又习医、算学兼习日文，后受聘入京，在大学堂译学馆教授算学及生理卫生。往后在南京应考医科考试合格后，被委为专员，赴日考察当地医学及保育工作。
1909年到上海生活(时年35岁)，以行医及出版为业，至58岁停止医务，专注古泉学。在行医23年期间，出版的书籍在算学、医学方面有数十种，佛学二十余种，文字方面有陶渊明诗笺注、老子道德经笺注等，另早年在日购得唐慧琳一切经言义百卷及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此二书在中国散失已久，丁氏购回中土后广为印行。丁氏对训诂学尤有心得，1929年又出版《说文诂林》一书。
丁氏之曾祖存有大量泉志及古泉，皆购自北京，其中古泉精品达千余枚，后由丁福保保存。丁氏在上海再先后购得晴韵馆主人金锡鬯等人的藏泉，藏品更为丰富。丁氏为宏扬古泉学，在1937年于上海组织古泉学会，受一众古泉学者推举为会长。丁氏晚年又将部份所集古泉分赠上海市博物馆、光华大学及震旦大学。
聘得贤能
丁福保当时在上海中医界的声誉卓著，又办有《中西医学杂志》。1936年某一期医学杂志，丁氏在其中登了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广告，有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去应征，丁福保看见他的履历上写着国文老师是章太炎和姚公鹤，医学老师是丁甘仁，便立刻取录了他，每天下午工作二小时，月薪银元六枚，月后，丁福保对陈存仁的工作非常满意，又很欣赏他的见解，于是每月加添二银元。
这位青年名陈存仁，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因为中医典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刚巧当时有一位名儒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及商务印书馆编辑)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需要请一个誊写钢版和油印工人，于是就由朋友介绍，向姚老拜师，补习国文，以匡不逮，闲余就义务替姚老工作。那时姚老与章太炎先生交谊很深，双方往来的信函每周总有一两封，皆由陈存仁代送，因缘际遇，陈又拜学国文于章门。
那时丁福保正准备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举凡古今钱谱及藏家拓本均收入，并附以考证，而陈存仁就负责收集日寇的古泉图录及各地泉家的拓本。到第二个月，丁福保又命陈存仁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丁老早已发行，后来发觉有不少谬误，就命陈存仁把书送到章太炎先生处请他斧正，章太炎先生是“小学”专家，他就指点陈存仁如何搜集资料，如何改编，并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书目供参考。
助编泉典
丁福保为了编辑《古泉大辞典》，需专聘一名助手负责剪贴和抄写的工作，于是聘请了陈存仁。因为当时的印刷技术可以用“石印”方式印刷，故陈存仁建议要采用拓图，不可像古泉谱一样用临本。丁老因此又聘请了一位苏州的拓本工人，专拓古泉，月薪三十银元兼供食宿，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好的。这类拓印专家当时在上海是没有的，还有更高技术的拓印专门人材，不但可拓平面，更懂得将立体石龟、石狮等石像拓下拓图，然这种拓印专家更少，只有在山东、西安一带才能找到，南方及苏杭一带难得一见。
起初，丁氏聘陈存仁工作，月酬六银元，月后添至八银元。后来陈自立门户开诊，又办《康健报》，数年来薄有积蓄，加上丁氏指导他购地投资，陈为了谢恩，便设宴正式拜丁福保为师，向他学习处世和理财之道。那时陈虽然已成小富，但仍为丁氏效劳。
丁福保在1935年曾出版《汇刻古泉丛书》影印本十五种，1936年开始编《古钱大辞典》，时年62岁。《古钱大辞典》一书，主要采集清乾隆以来著名泉家的泉拓录，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刘喜海的《泉苑菁华》，鲍康的《观古阁泉拓》、近人方若、张乃骥之泉拓、方药雨的《古化杂咏》及日人平尾聚泉辑各钱谱。又借得刘燕庭、鲍子年的古泉拓本二百余册及龚考拱、扬惺吾、高翰伯的拓本等。
丁福保为编汇《古泉大辞典》，特聘古泉专家若干人为之撰稿，又聘南北古泉商四、五人参详各古泉之时价，以补集泉者“无籍可考、市价不明”之不便。1938年《古泉大辞典》面世，1940年再出版《古钱大辞典补遗》及《古钱学纲要》，接着又编《历代古钱图说》。并恭请戴葆庭先生鉴别泉拓真伪及参酌定价。此书在往后数十年，一直为泉学家及集泉者不可或缺之工具书。后马定详先生特为《历代古钱图说》批注了千余条，于1992年再版。
理财有道
丁福保本人善于理财，并曾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陈。传授时陈存仁依丁老嘱咐，至丁老家中。丁老命陈进入内室，在几上焚上三枝香，于室内的日式塌塌米上，两人盘膝对坐。丁氏正襟危坐，对陈存仁面授他的理财经验:
一、不可轻财，像往昔文人书生般穷途潦倒。
二、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三、择业不可太偏门，选定了便专心一致去努力，所谓行行出状元是也。
四、忌懒。
五、懂节俭。
六、有积蓄，可计划投资。
七、要善于运用和管理财富。
尔后，陈存仁不但懂得理财之道，在丁老的指点下，亦生财有方。不久，陈存仁自立门户诊症，又兼办《康健报》周报一份，周刊首先签得八份长期广告合约。丁氏因为对出版书刊有经验，便指导他如何控制成本，还指出几个办报要点:一是内容要丰富兼有趣味。二是文章要打破旧例，另创一格，阴阳五行绝对不提，古典艰涩的文句不用。三是稿件不可全部自己撰写，要请多位名医共同撰写才有号召力。于是《康健报》邀请的第一位执笔的名医就是丁老，其他还有聂云台(曾国藩外孙)等。四是要先预备多期稿件，免得脱稿。当周报首发，轰动一时，还需连夜添印，销量达当时上海报刊的第十位(前三位是《新闻报》、《申报》和《时报》)，计算起来即使没有广告收入，已有盈利。出刊一期后，再在《新闻报》及《申报》的头版报头旁登上大段广告，本埠和外省的全年订单，马上如雪片飞来。其实陈办《康健报》，是受丁福保办《中西医学杂志》影响的。鼓励购地丁老又鼓励陈存仁投资地皮，他说自己在清代末年以八百银元于上海静安寺路与派克路口购进杏林医院原址，后来市面旺盛，以十三万六千元出让给一银行家，那银行家再收购附近土地，改建成廿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从此可证明，在一个政治环境安定的城市投资地皮和物业，长远来说总是理财的上策。这件事使陈存仁对买地皮兴致勃勃。
过了一段时期，陈存仁已积蓄了一笔现金，丁氏就建议他勿贪图银行存款利息，应去购置一块有潜质的地皮作投资。之后连续几天，他们两人就天天到英大马路与浙江路交界处的乐天茶楼，因为那里都是上海地皮买卖的掮客集中地。掮客那时俗称“地鳖虫”，现代称“地产经纪”。他们师徒俩天天在那茶楼一面等候地产掮客兜售合适的地皮，一面倾谈《古钱大辞典》的编写计划。后来丁氏终于看上了一幅地皮，实地考察后，便以他熟识的经验协助陈完成交易，包括谈价钱、查地税单、付定金予保长、签转让契、请会丈局在地皮四角钉上木桩，以确定“四止”，再到上海道台衙门找县知事签发道契，最后约齐保长和地主到英租界的大律师公馆签字及付讫余银(地价六千现银)，终于完成了整个交易程序，如非有熟识地皮买卖的丁氏指点，事情实在难以办得好。
过了三年，这块地皮已涨价至二万二千元，有一位商人出价二万六千元与陈洽购，陈心中不免动摇，便去找丁老商量，丁老指示他说，短线沽出可获利，长远还会看涨的。最后，由于商人不断的游说，终于以三万元成交。丁老对陈说，卖掉也没有错的，但以后的涨跌，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意即劝勉陈存仁不要因钱财影响健康。事隔多年，那地皮更涨至十万银元。陈轻轻松松地赚了二万多银元，为答谢丁氏指教，于是准备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前去送给丁老作为酬谢，但被丁福保婉拒了。
早前丁福保在上海虹桥路买了一块地皮，在1937年还在上面建了一座规模颇大的虹桥疗养院，由他的次子丁惠康负责管理(丁惠康留学德国，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举办粥会
“粥会”是丁氏所发起的。由于无锡人喜欢晚上吃粥，于是每逢周五晚，丁氏便在自己的诂林精舍举行粥会，经常出席的江南耆老约六、七十人，随到随吃。出席时大家都带一点书画古玩之类的东西，在会上互相交流心得，后来吴稚晖也加入，因此“粥会”声名大噪。
因为“粥会”的关系，丁福保对各类古旧之物亦略有认识。1931年，北平琉璃厂富晋书铺收集到一部散佚已久的北宋版“大观本草”，但残缺不全，铺主人便把它拆开来卖，每一页十银元，丁氏也买了一页，把它裱好悬在医室中装饰。
后来丁氏大量收购古泉，准备以之大做生意。一次，在收回来的古泉堆中，找到一个通体绿锈的铜枪头，丁氏认为这是一件古代的兵器，但确实是什么就不清楚，刚巧一位金石鉴赏家宣古愚看见了，便主动向丁福保要求以五十银元转让，丁氏没有异议，因为这东西是连同破烂古泉一起，以每斤一元四分买回来的。丁氏想知道这是啥东西。宣古愚便告知那是战国兵器——矛头，并不常见。在低价收购回来的破烂古泉堆中发现稀见之古物，真是一次意外的惊喜，是丁氏始料不及的。
收购银元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以法币易银元，市面上的银元换入银行或钱庄中，便不再流出市面。再加上在一二八战役前后，日寇已秘密在中国各地收购银元，以军舰运回日本，企图破坏我国的经济，作为侵略中国的准备之一。故此经过约一年时间，上海市面的各式银元，包括各省铸造银币、大头、小头及外国银元均几乎绝迹。丁福保于是想到，中央不断收兑银元，然后熔成银条，最终银元亦会难得一见，于是便与陈存仁商量，如何收购银元或借来拓图。
在一次的粥会上，丁老向到会的官绅及藏家宣布希望收集各种中国银元或拓图，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表示可提供藏品，亦有人提供意见，其中有一耆老说，据他所知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藏有不少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筹备帝制时由湖南造币厂试铸的“洪宪纪元”纪念银元。丁老知悉后，雀跃万分地表示，袁克文是他的老朋友，袁氏亦有一部宋版“鱼玄机诗集”以二百银元押在他处，可惜袁克文已去世，不过仍可向他的后人询问。丁氏后来到上海袁克文故居打听，但无所获。
不久，陈存仁打听到袁克文在上海娶了几位妾侍，并找到一位住在白克路的中年妇人，她自称袁太太，陈就问他寒云(袁克文)有啥遗物可出让。那妇人表示只有几副对联，陈便买了一副，随着陈又问她袁氏所藏银元尚有否。那妇人又随手在抽屉的角落里找出几枚银元，其中一枚正是丁福保所要的“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元，陈氏便以十五银元把那枚洪宪银元换到手，双方都极满意。
由于当时日寇通过几家日资银行及大小钱庄银号以升水四成之价格，在中国大量收购银元，故丁老只好以更高的价格去银楼搜集各式银元。
献计购泉
丁福保的《古泉大辞典》出版后，人们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能辨识古泉，故此收集古泉的人多起来，丁氏在古泉界亦增加了名声。虽然如此，这套大辞典因编汇多年，又要花费资金印行，故一时间未能收回成本。但由于经常有泉友向丁氏请益及向他商购古泉，或请他鉴定，或向他出售古泉，反而在这方面，丁福保赚了一笔意外之财。
一天，丁氏向陈存仁大谈生财之道后，顺便与他商讨此事。丁氏认为这种冷僻的东西，大有可为，请陈氏计划一下，如何将之发展成一项投资。几天后，陈存仁约丁老到康脑脱路徐园茶聚，将大计详细告诉丁福保，丁老拍案叫好，决定依计划行事。
首先，他们从上海古玩市场五马路着手。那里有数十家摊档，都开在一些古玩铺前，各摊档或多或少都兼售古泉，除少数佳品外，其余各朝古泉都混在一起出售。两人商议好，由陈存仁出面购买，而丁福保则从旁代议价，他们的第一着就是要买下整个古玩市场的古泉。
他们二人先到一家摊档，因为丁福保认识那里一带的古玩商人，便由丁氏开腔，告诉老板，陈存仁要买大量古泉，不论名目、真假全收，但要开一个好价钱，那时铜价每斤五角二分，摊档老板便要求只依铜价加倍，双方同意后，那摊档的古泉便全数沽予陈存仁。这时陈大量收购古泉的消息马上传开，众档主都主动来拉生意，那天他们共购得真、假古泉数十斤，都送到陈府中。因为消息传开了，上海各处的古玩铺都天天致电陈府，把古泉送去。
下一步，就是托人在北平、西安等地大量收购古泉运到上海，再送到丁氏家中。丁氏将收购回来数以担计的古泉，分朝别类，挑出品相佳者，每品选一枚，按朝代整齐排列，用红丝线缝在一张一张的红丝绒底版上，再附以品名及一本详细说明，其中所缺的珍稀品或量少者，便以翻砂法覆制再作旧，补充在古泉集中，并说明是仿品，其中又将若干真泉镀上真金(鎏金币)，编入集中。每一古泉集共廿四大张红绒底版，洋洋大观，分别盛于订制的紫檀木锦盒中，定名为“泉品宝鉴”。每个木盒面均有“泉品宝鉴”四字，再以石绿填上颜色，使整套古泉集包装得更显珍贵。
“泉品宝鉴”得以面世，完成了丁氏多年来的心愿，他也认为这是他毕生的快事。最后就是推销工作，他先把十二套“泉品宝鉴”拿到五马路的古玩市场上寄售，订价每套银元二百肆拾元，这个订价在当时上海来说，是非常昂贵的，当时一枚银元可兑铜元百余枚，而挑担子卖馄饨的，一碗才十个铜元；铜价每斤几角；当小学教师月薪才三十银元，所以这套古泉之售价，一点也不便宜，况且其中的先秦货币及部份秦代及其它珍稀古泉，都是仿品，故此利钱之厚，可想而知。但当这十二套古泉推出市场后三天，马上全数卖出，实在令他们二人感到意外。尔后每隔两月，再推出十套左右，并且先声明，只有限度地供应，所以每次都被抢购一空。不久，丁氏打算将这套“泉品宝鉴”向外国博物馆推销，但苦无门路，陈氏心生一计，建议丁氏先向各国驻上海领事馆赠送《古泉大辞典》一部，并向各领事函询他们国内的博物馆数目及地址，计划每一博物馆亦送赠一部《古泉大辞典》。于是，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分布情况及地址便马上知悉得一清二楚，其具规模的约四、五百家之多。
接着，丁氏便依诺每间博物馆送赠一部大辞典，并附上“泉品宝鉴”图样及订购单一份。如此一来，丁福保便成功将这套中国古泉遍销世界各地，而这时“泉品宝鉴”的售价，已涨至银元四百枚。先后共销出多少套就不得而知。
1949年，陈存仁离开上海，到香港生活，离沪前往丁府辞行，丁氏依依不舍，欲语无言，走进内室，打算将剩余的最后两套“泉品宝鉴”送给陈氏作纪念，因为太重，陈氏便婉拒了丁福保的一番心意。那时丁氏已七十余岁，虽然精神依然健旺，面色红润，但想到两地相隔，日后难得一聚，怅然若有所失，于是从口袋中拿出两个他日常带着把玩的鎏金清钱，送予陈氏，让他日后可睹物思人，师徒之情，尽在不言中。1951年，陈氏往英国旅游，参观大英博物馆时，看见一套丁老出品的“泉品宝鉴”，心中顿起无限回忆。
1952年，丁氏病逝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