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卫《辽金钱币》有感

戴志强

——《中国钱币》2010年02期

【博主按】 2009年底李卫先生《辽金钱币》一书出版，在泉坛引起巨大反响。赞成肯定者有之，批判贬斥者有之；叹其书中珍品琳琅者有之，喊其书中赝品林立者有之。在此混乱之际，泉坛巨擘、国家钱币鉴定组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戴志强，著文肯定该书，一语弹压四野，平息了“辽金钱重灾”派的狂言呓语，还新世纪辽金钱币以真实的面貌。

戴先生此举体现了大家风范，展现了虚怀若谷，胸纳百川的一代宗师的品德。其对李卫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辽实行“改元即铸钱”的货币政策的认同，实是对他自己94年起坚持十多年的，辽代年号钱当起于天赞的观点之重大修正。这对戴先生这样一位国家任命的最高钱币鉴定权威，确实非常不容易，也确实难能可贵。戴先生对“承安宝货方孔铜钱、银钱”的平反昭雪，更是一位正直的钱币学家唯实精神的体现。要知道否定“承安宝货方孔铜钱”存在的，是中国最权威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和钱币大师、戴志强先生之父、戴葆庭老先生呀！戴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勇敢地修正前辈的错误，肯定一个无名的业余作者的观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

当然，对一个整天生活在社会高层的专家，让他完全了解当今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并不太可能。对一位在传统钱币学、历史学造诣虽然极深，但局限烙印也极深的单学科权威，让他在短时间内改变对传统史学、钱币学在他脑海中的烙印也不太可能。所以，戴先生的某些看法和观点与实际情况尚有一些方面存在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专家在一夜之间改变传统钱币学、历史学几百年来对中国学子的影响。戴志强先生能做到目前这样已是权威专家中的翘楚，是对契丹及北方少数民族文明解读研究的肯定和最好支持。

和戴先生相比，那些攻击、污蔑李卫《辽金钱币》：“收入了大量赝品和臆造品，对辽金钱币史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推进，反而添乱，误导许多收藏者，后人还得出来拨乱反正。”的人，无异于泰山脚下的一抹灰尘，狗消化不良时喷出的一股臭气，无损李卫《辽金钱币》的一根毫毛。《辽金钱币》的多次加印，供不应求，说明目前辽金钱币书籍尚无一本达到李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戴先生关于目前钱币收藏，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分析，是客观而中肯的。现在的形势，是珍品频频出土机遇连连，又是造假无处不在陷阱重重。机遇不可放过，陷阱必需严防，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仅是背点钱谱，会看锈色坑口就能解决的，而需要综合各学科知识与经验，认真分析融会贯通才能做到的。戴先生的指教是及时而实用的方法，希望朋友们认真学习领会，在目前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避开陷穽，获取最辉煌收获。

戴先生对辽金钱币的肯定，是对立志解读契丹女真文明密码人们的最大支持，也是对还契丹女真文明面貌研究的肯定和支持。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解读契丹女真文明密码的草根学者，对戴先生的支持倍感亲切和欢欣鼓舞。这里，我仅能代表所有从事这项草根研究的朋友，向戴先生致以崇高敬意，谢谢了！

博主 泉痴山人2011/2/11于北京

春节前有幸得读李卫先生的专著《辽金钱币》（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颇有感受，今择其要者，记录于下。

一、关于辽钱

    辽是北方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建国于907年，即唐末五代之初。辽钱和唐、宋钱币血脉相通，它和唐、宋钱币一样，亦分为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两大类。正用品是正式以货币的名义铸造和发行的钱币，是辽钱的主体。非正用品是由辽代的货币文化衍生出来的各种钱币，它们不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有着各自不同的用途。

1.辽钱正用品

    辽钱的正用品主要是年号钱，而且多是当一的平钱。我在1994年发表的拙文《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中，讨论的便是辽钱的正用品。在那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出，“辽统治者决定铸年号钱，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厂流通，而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力，出于一种与外部抗争的心理。”因此，辽铸钱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大于实用价值。这种理念，不仅是辽早期统治者的思想，而是通辽之史，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思想，即使是重熙（1032-1055年）以后，辽钱的铸额大大增加。但市场交易所用的货币，主要的仍是宋钱。通辽之史，从来没有拒绝使用中原地区的货币，不仅没有“拒绝”，相反，是想方设法引进中原地区的货币。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赞同李卫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辽实行“改元即铸钱”的货币政策。

如果这样的认识成立，那么.在我国，“改元即铸钱”的货币政策，不是起于唐，也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辽。因为唐朝虽然已经铸有年号钱，但并未成为定制，整个唐朝主要的行用货币是“开元通宝”钱，而“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宋初承继唐制，铸行“宋元通宝”钱，是国号钱。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才一始铸“太平通宝”年号钱，而北宋真正推行年号钱制度则是太宗淳化年（990-994）以后的事情，即公元十世纪末叶以后的事情。辽推行年号钱制度，则是早在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朝的年号钱制度，不仅是受唐的影响，或许更多的是受辽的影响。

    那么，实行年号钱制度，是不是每改一次年号，就必定会改铸新的年号钱呢？倒也未必。因为在大政方案的前提之下，也会遇到事先没有考虑到的特殊情况，或者临时性的突发事件。譬如北宋在推行年号钱制度期间，就出现过变异：真宗乾兴（1022）的年号钱，至今未见，或许是因为真宗改元乾兴以后，不久便驾崩，故未及铸钱。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 ,铸的是“皇宋通宝”国号钱，也没有新铸年号钱，而且“皇宋通宝”钱在宝元以后继续铸行，一直延续到康定（1040）、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3）年间，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康定年号钱只有一些地区性的铁钱，而未见铜钱；庆历年号钱只有当十大钱，亦未见当时主要流通使用的当一的小平钱；皇祐则至今未见年号钱。当然，辽的情况和北宋有所不同，北宋铸钱主要是为了实用，辽钱则更注重于政治目的，基于这样的情况，辽铸年号钱的制度，应该会实施得更加坚决。

十六年前，我在写《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时，尚未见到过神册、大同、乾亨等年号的辽钱。这些年适逢收藏盛世，其中自然也包括钱币的收藏。收藏热带动了两股热浪，一是推动了寻觅钱币、挖掘钱币的风气。其声势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在这里不想评议这样的举措是否妥当，但就钱币学研究、货币史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的确是赶上了机遇，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品，时有出土，它们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资料，为我们对历史真实的了解和理解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李卫抓住了这个机遇，他借工作之便，经常深入辽金腹地，掌握了不少关于辽金钱币的信息和资料，在他的书里收录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新品，也因此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新的看法。

    收藏热，同时也带来了伪造热。清乾、嘉时期是这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这样，当今更是这样。而且随着新的钱币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对钱币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钱币作伪的程度也在提高。凡是钱币中的名誉品、小名誉品，当今市场几乎都有仿制的伪品，甚至本来没有的所谓的“新品”，也会冒出来，还会编造出它们“出土”的活灵活现的故事情节。虽然它们中的多数是容易识破的，但也不乏有作伪程度很高的假钱，几乎可以乱真。辽金钱币也是这样，其中的确有新出土、新发现的珍品，但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这样的新品、珍品的实际品种、实际数量是极少的，而混杂其间的大量的是冒牌的假钱。这就为我们的征集和研究增加了困难，为去伪存真增加了难度。所以现在的形势，既是机遇，又是陷阱重重，机遇不可放过，陷阱必需严防，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其实，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真正作伪的高手，只是少数几个人，甚至就是一、两个人，他们作伪的手法也应该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高仿的伪品集中到一起，就会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制作的钱币，居然会是同一个面孔（一样的制作风格），穿着同样的服饰（一样的锈色），于是便可以不攻自破，露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只要认真解剖其中的一枚，或者儿枚，便可以举一反三，提高我们的辨识能力。

    辽钱和其它古钱相比而言，有其特有的制作风格。同时，辽钱的制作特征和钱文书法，又是逐步形成，发展，调整和成熟的，所以每个时期，每一种辽钱，在大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又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征。

在辽早期的钱币中，“天赞通宝”（922-926年）钱的制作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天赞通宝”钱的“赞”字，“贝”部上面是两个“夫”字，而不是两个“先”字；“天赞通宝”钱的“通”字，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古钱学家称之为虎尾通。所以会有这样的桂冠，是因为“天赞通宝”钱的“通”字的走之尾部有一个高高翘起的大尾巴。1985年，在辽宁博物馆。我曾见过李佐贤先生旧藏的“天赞通宝”钱，其“通”字走之的尾巴真的是高高翘起，而且是弯曲上升的，因为特别，所以印象极深。虎尾通的书法，应是源于唐“开元通宝”钱“通”字的写法，只是大大地夸张了。天赞以后的辽钱，“通”字的写法，走之的尾巴虽然还会有翘起的，但决无再有天赞钱那样的夸张的个性。天赞钱不仅钱文书法和它以后的辽钱不同，而且钱体制作，轮廓阔狭，文字布局等等，都和后来的辽钱有比较大的区别。天显（926-938年）以后，辽钱才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但“天显通宝”钱的“显”字，钱文书写非常别致，紧接着“会同通宝”钱（938-947年）的“会”字，“天禄通宝”钱（947-951年）的“禄”字，“应历通宝”钱（951-969年）的“历”字，钱文的书写又连续出现“借笔”现象，又形成了这一时期辽钱的个性特征（详见拙文《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总之，不同时期的辽钱，虽然它们的总体风格相似，但都会有它们各  自的个性和特点，钱币学家既要掌握它们共同的制作风格，又要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在辽钱鉴定和研究上步入自由王国，不被假相所迷惑。

2.辽钱非正用品

    辽钱的非正用品，多和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取材、形制、铸造工艺等多和正用品雷同，但它们不是货币，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综观非正用品辽钱，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吉语钱。辽的吉语钱，多为大钱，诸如“天朝万顺”、“千秋万岁”、“神册万年”等等。吉语钱的钱文有汉文，也有契丹文；契丹钱文中，又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契丹文钱中还会有阴刻的契丹钱文。辽的吉语钱，除铜铸者外，也见有金、银制作的，但为数极少，遗存至今者更少。吉语大钱多数制作精良，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版式多变。这些上乘的吉语大钱，应是当时上层社会，甚至是皇室的用品，有的或许和祭祀等重大活动有关。

    二是国号年号钱。如“大辽天庆”钱。此类钱数量不多，亦都是大钱，制作精良，也应是皇室专门的用品。

    三是记年钱。如“清宁二年”、“大康六年”等。1972年9月，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的1号辽墓（此地今已归属内蒙古管辖），发掘并出土了一枚“大康六年”大钱，这枚钱当然不会是作为货币殉葬的，而是为了标明墓主人下葬时间的一枚座钱。这枚钱制作精整，没有使用痕跻，应属殉葬的专门用品。

    四是陶质冥钱。李卫书中列有“保宁通宝”、“大安元宝”等陶质年号小钱。要为死者殉葬冥钱，是我国的传统民俗，只是每个时期、每个地区会有不同材质、不同制作风格的冥钱，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五是所谓的“巡贴”钱。如“百贴之宝”、“千贴巡宝”等。前辈古钱学家对此已有论及，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只能有待确凿的新资料，再做分析研究。

    六是庙宇钱。多为铜质年号小钱，一般都小于正式发行的年号钱。庙宇钱盛行于元代，甚至可以在地方上行使某些货币的职能，成为元钱的一大特色。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可以知道，庙宇钱应是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以降，渐成风气，辽时的铜质年号庙宇小钱，或已具备元时庙宇钱的某些特性，但对此，还缺乏更多的资料依据，我在这里要专门提出来，希望引起辽钱收藏者和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以便取得更多的实物佐证和研究成果。

二、关于金钱

    金是北方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建国于1115年，即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25年灭辽，1127年虏徽、钦二帝，同年赵构南逃，开启南宋政权，于是形成了金与南宋、西夏对峙的局面。

    金的货币制度和钱币文化，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宋钱的制度和中原的文化。北宋发行使用纸币，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起，也开始发行纸币—交钞，业逐步成为主要通货。在纸币使用的实践中，还有所改革和发展，譬如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取消交钞七年为界的限期，从此交钞不再换界，成为永久通行的货币。

两宋用银已经相当普遍，白银的贮藏手段，大额支付手段，和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已经突显。金也采纳了这样的制度，不仅接纳宋铸的银锭，而且仿照宋锭的器形，铸造自己的银锭。开始，金地铸造的银锭，均为五十两大锭，民间使用时，可以截成小块。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铸行承安宝货银锭，史载：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白银货币分等铸造，大大便于流通使用，在我国白银货币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一个重大的进步。

    金铸的方孔圆钱，也一样继承了宋钱的制度，而且把宋钱文化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金也铸年号钱，而且都是汉字钱文。金在正隆、大定年间（1156-1189 ）铸钱数量颇多，故遗存至今者亦多，但别的年号钱却铸得不多，遗存亦少，有的甚至未见实物遗存，也可能有的年号本来就没有铸钱，因为当时纸币已经成为主要通货，白银的使用也已非常普遍。二是，金钱讲究钱文的书法艺术，金钱的钱文应该都是出于书法大家之手，再加上铸造工艺的精湛，所以它完全可与宋钱比美。同时代的西夏钱也铸造得十分精良，它们形成了共同的时代特征。三是，金钱也有“对钱”，从刘豫的阜昌钱（1130-1137年）开始，金的年号钱往往用不同书体的钱文同时铸钱。与宋钱不同的是，宋的“对钱”制度一般是以篆书钱文者为主，再配置以楷书、行书或隶书等别的书体的钱文，而金的“对钱”则是以楷书钱文者为主，再配置以篆书书体的钱文。四是，金钱不仅有当一的小平钱，同时也铸当二以上的大钱，这或许是受北宋徽宗崇宁、大观（1102-1110年）钱制的影响，但每个时期，钱币的分等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读李卫的《辽金钱币》，对金钱的认识有两点启迪，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是关于“承安宝货”。我对“承安宝货”的认识，有过反复的过程。年青时自然是接受前辈的成果，对“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铸造和存在，不存怀疑。1985年，黑龙江阿城地区出土承安宝货银锭业得到认可，我为之兴奋，在这样兴奋的冲击下，曾经对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在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曾表白过这样的看法。现在读李卫的书和书中所录的“承安宝货”方孔圆钱拓本，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于是又重读了丁福保先生的《古钱大词典》和《历代古钱图说》等钱谱所录钱拓，其中“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制作，的确具有金朝铸钱的时代气息，所以不应该把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年）铸“承安宝货”方孔圆钱，和承安二年（1197）发行承安宝货银锭对立起来，方孔圆钱和白银货币，本来就是两个系列，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据说“承安宝货”方孔圆钱，不仅铸有铜钱，也还铸有银钱。

    二是关于“泰和通宝”、“泰和重宝”。李卫书中收录了一枚“泰和通宝”篆书小平钱，是钱和楷书小平钱可以配对，天衣无缝，和篆书“重宝”大钱也如出一辙，其精神气息，令人叹服。由此可见，金“泰和”年号钱（1201-1208年）的钱文，应该有楷书和篆书两种书体，是“对钱”制度的继续，只是除小平和当十大钱外，至今尚未得见泰和折二、折三、折五的篆书钱遗存。由此我还想到，在2002年，曾有幸得见黑龙江友人收藏的一枚篆书“泰和重宝”银质大钱，其制作和精神面貌亦和篆书重宝铜质大钱完全一致，真正可谓精美绝伦。所以泰和年间除铸有铜钱外，也还铸有银钱，只是铸额不多，故遗存更少。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