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经过三周紧张的查阅资料、日夜写作，这篇关于赏析“万岁三钱”的陋文总算写完。期间，日夜侍奉突患脑血栓的84岁的老母亲和病弱年高（86岁）的老父亲，耗去我大半精力和时间，使我的写作经常写写停停，以至在文章中留下许多遗憾。有时间，我将进一步修改完善。此间，希望朋友们多提宝贵意见，为我的修改指明方向准备动力。
契丹“万岁三钱”不仅是契丹货币史上最重要的钱币，而且是中国钱币史上举足轻重的钱币。它的深度开掘，必定会使契丹钱币史重新改写，也会把步履蹒跚的契丹史研究推向新的广阔空间。尽管笔者的“万岁三钱”研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还不能在契丹钱币研究中力挽狂澜，但作为已为纠正契丹钱币研究错误观点写出近百篇论文的契丹钱币研究者，也算尽了点绵薄之力。能把我的探索、研究当成年青一代契丹钱币研究者的垫脚石、铺路石，我的心愿足矣。
研究契丹钱币，不能象研究汉族钱币那样，以汉人的角度和眼光看待契丹钱币。两族历史进化、思维方式、崇信的宗教并不相同；两族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生存方法也不相同；两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国家制度更不相同。在这么多不同下，产生的钱币怎么能没有差距?怎能没有自己的特色? “万岁三钱”就是契丹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议制向集权制过渡的907年），依据特殊的钱币理论（钱币是通货，也是统治者宣示“王信”的工具），铸制的特别的钱币（三套钱文互补，共同传达阿宝机立志和重臣一起建立集权制天朝的“王信”。）。
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始终处在集权统治之下，他们不了解长老会议和可汗之间的尴尬关系，不理解阿宝机向往集权制的心理。对钱币看重的是经济效益，忽略的是宣示“王信”的工具作用。所以，他们面对太祖的“万岁三钱”，不仅是不相信，而且是根本否认。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经济落后的契丹不需要也没能力铸造钱币，一次铸造三种钱币更是天方夜谭。
实际的情况是太祖建国前后的契丹，经济已经比五代十国任一国都强大，不仅是疆域辽阔，而且是百业兴旺。902年七月太祖一次将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这四十万兵是个什么经济概念?《辽史·兵卫志》记“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韉辔，马甲皮铁，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朶、斧鉞、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毛人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请计算一下吧，看看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哪一个五代国家能迅速调集如此庞大的军队? 905年阿宝机与李克用结兄弟于云州，一次赠李克用马、牛、羊上万头，没有千万头的后盾储备，出手怎能如此阔绰?
事实证明，907年契丹不但有一次铸造三种钱币的政冶需求，而且有需求消化三种钱币的经济环境，更有一次铸造三种钱币的经济条件、技术能力和钱币颁行后为贸易准备的丰富的物资储备。从907年开始，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亡的218年间，契丹沒发在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长时期的物飞涨现象，直到亡国前物价还基本平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思索、去研究吗?
契丹的真实情况，由于史料的疏陋岐误，至今仍扑朔迷离。绝对经济是否比宋落后?现有资料都是汉族文人自吹自擂的东西，契丹人自己的文献支离破碎无法得窥真实的全貌。但如果至今仍笼统地说契丹经济落后，前面不加时间限制，应该就是有意贬低契丹的大汉族主义的言论。研究契丹钱币、契丹历史要以契丹人的思维方式，契丹人的眼光，契丹人的立场，去看待、去分析、去发掘所碰到的实物和问题，尽可能地以契丹资料解析它们。即“用辽眼看辽钱，用辽史析辽钱”。这样的结果可能就距真实的契丹更近一些。
笔者“万岁三钱”的研究仅是翘首引玉的砖瓦之作，有许多问题挖掘尚欠工夫，如契丹特殊民俗与“万岁三钱”民俗钱的关系；“万岁三钱”铸造颁行时期政治经济真实情况。论述多为逻辑推理，缺少引经据典。这些都是有待改进和补充的方面。笔者对自己学识的浅薄深感内疚，恳请众方家不吝赐教，以励后学，能获垂教，幸甚，幸甚!
2008-6-15--7-6于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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