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变迁的时代。在这个发展变革令人炫目的时代,文博学术界正处于权威备受质疑,传统思维和结论备受挑战的特殊环境中。而质疑和创见性的发现向来都是文博学术研究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
文博研究,其与其它社会科学门类最大之不同,就在于它是以文博实物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实物的研究考证,去证实和推定历史上,已知或未知的某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或者由来、价值等的学科。
显然,文博实物是研究的起点,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基点。无论有多高的思辨能力,皆必须依据并围绕实物来展开。
自古以来,不断的文博实物发现,为文博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样本和动力。发现,研考,再发现,再研考。人类文明史悠长,每一个时代的器物,均装载了那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信息。要认知和印证已经逝去的某个历史时期的诸多现象,便只能从实物的发现入手。一句话,文博考证研究是一门实证性非常强的学科,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均是其最大认识障碍。
以中国而论。特有的厚葬逝者之丧葬文化和埋宝藏富抗变之习俗,将极其大量的在后世看来属于文博之物的器物逐步转移到地下。由此,各方“土地老儿”,便成了中国文博实物的最大收藏家。如无地上大的动静,他老人家不会松手,属于其看管的东西,即便千呼万唤也出不来。
有史以来,地下埋藏之器物,基本上都是一点一点的逐步被发现,其方式,无论官方考古发掘还是民间修房刨地。地下埋藏二百年可率先因为某种原因被发现,亦可过二千年方才被发现,其间并无规律性可言。
显然,祖先藏于地下并由土地老儿看管之器物,其发现,一是随机的;二是依据地上之活人的行为决定的。尤其是第二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博器物发现的量和类。
因此,当地上之社会产生了很大变迁,动静增大,活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必然影响到地下文博器物的发现。
君不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狂增,交通建设、房地产开发两大正面因素,导致地宫震荡,土地老儿不得不松手,交出大量看管之器物。
君不见,国家与地方政府税收倍增,拨款额度不断加大,文化事业发展,学术考古活动频繁,无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被动性考古发掘,均以倍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于九泉之下沉睡千载之物,不断再返人世。
君不见,民间致富手段日趋多样化,刨坑掘墓,迁坟造屋、寻宝展宝,暗收明藏。几近天翻地覆。土地老儿藏之无措,顾头难顾尾,所看管之物不断流失出地。
上述种种,导致当今中国文博实物以前所未有之态,再现于世。在这样的态势下,权威专家们一生未见之物频频亮相。这些实物的出现,有的是闻所未闻,挑战权威专家们的认知和思辨能力。有的则是直接否定权威专家们先前的某些结论,挑战其科学精神和承认错误或者失误的勇气。一句话,对权威专家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特殊时代,一个备受压力和考验的时代!
当然,有人会用当今中国文博实物,多赝品仿造之弊,而拒不承认新出土新发现之实物。奇谈之说乃为坚守历史结论的阵地,目的是为了抵御赝品仿品侵入文博收藏领域的无奈之举或者说必须之举。这一说法和认识,看似合理。即,历史结论某物孤品仅见,或者早已失传、或者早已流出国外等等,只要不承认新出现之同类物品,就可以将所有赝品仿造之物同时拒之真门之外,保护了原有真品的珍贵性。
呜呼,这种观念,其实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翻版,翻译过来就是哪怕错杀一千真品,也不放过一个伪品。此种观念和做法,并非绝罕,有些大小权威专家们确实是如此想的做的。
显然,这样的想法做法,并不是在真的保护历史文博实物遗存,而是对祖先创造性,对中华文明的亵渎和残酷无情的绞杀!是拉起“保护”的大旗,去维护一己私利和面子的最不负责任之作为。
反赝防赝,在文博领域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也是权威们义不容辞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但是,反赝防赝如果以牺牲真品为代价,那这样的反赝防赝就是伪反!就是缺乏道行和德行的非君子之行,就是对公认其权威之广大人民群众和学术界最大的嘲弄,也是对权威二字最大的讽刺和亵渎!
总而言之,是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是勇敢的去面对当今中国大量文博实物出土或者公见的时代现实,还是懦弱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死守先人结论以防赝为借口而继续绞杀真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如何面对真涌伪涨这一独具时代性的巨大挑战,正是考验每一个权威专家们是否真正名符其实,是否能具有科学担当精神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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