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票》和红白小禀
嘉庆年的正式传票
同治年的手抄件
起诉之后，县衙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出《传票》。同治十年（1871年）刘岳霖状告李宗模之后，汪知县签发《传票》传讯原、被告近10人。《传票》称，“刘岳霖具控李宗模等藐断横车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合行票传。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协同保甲，切将后开有名人证限日内带齐赴县，以凭讯断”。但此件非原件，是李家后人连同诉状和红白小禀一齐保留的抄录件。
嘉庆八年（1803年）由“特授祁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张”知县签发的《传票》为原件，《传票》“据王松玉等控王百盛将伊白梦儿坞山内具养杉木强砍等情一案。屡经饬差拘讯，节次勒催吊契。去后迄今日久，拒不禀到，又不呈契，玩（可能为'顽’）延已极。本应提比，姑再加差督拘……”《传票》字迹欠工，显见为刑吏手书，但所添日月和“行”字舒畅刚劲，显见为“正堂张”知县亲笔签发。《传票》除盖“祁门县印”满汉文篆印之外，有“原差”、“加差”、“堂大递”和另两枚模糊红戳。两份《传票》日期相距68年，行文格式大同小异。
所谓红白小禀即手本，也即清代律法规定的那种“擅用红白小禀且长篇屡牍不准”中的红白小禀，官衙往来称红禀，普通叙事为白禀。李家在李刘二家水官司诉讼过程中用了几次手本，且皆抄录存底。
李赞襄呈递给县太爷的红禀内容为简述李、刘二家水官司的起因，称为“籍阴绝阴息讯究全事”，然后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百余年来灌溉水源未变，虽是一面之词，但可信度很高。由此可见，诉讼过程中允许呈送的红白小禀，即补充或递送旁证和申诉的机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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