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北京的建都轨迹殊不相同。在北京建都的朝代，除明为汉族政权外，其余均为少数民族政权，即在北京八百余年的建都史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作为汉族政权的都城，此胡风源流为中国四大古都中所仅见。南京则完全不同，在中国四大古都中，南京是唯一只曾作为汉族政权都城的城市，在南北胡汉对峙的时期，南京政权一般代表着华夏的正朔。

但今天的北京和南京在渊源上又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自元代至今的近八百年里，国都只在南京和北京这两座城市之中，北京就像是南京的姊妹，也像是南京在完全不同环境下的重生。

北京自古为华夏故地，但偏处北陲，其南的河北也曾为一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美善之区。影响北京发展轨迹的两个最重要时间节点是安史之乱和明初。北京为安史防区，也是叛乱的根据地。叛乱平定后的最初两百年，北京作为河朔三镇的一部分，仍为安史降将所控制，其时的三镇已完全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中央政令不达于河北，河北赋税不输于中央，胡将蕃兵治下的河北，庙堂不祭周孔而祀安史诸贼。在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后，北京又经历了在衣冠文物上与中国隔绝的四百年，这四百年里，在北京的统治阶层大抵为胡人和少量胡化的汉人。六百年游离隔膜于中国之外对北京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难以估量的，北京为汉唐边郡，与华夏母体分离前，文化底蕴不及河南山东，对比下河南在北宋和明清的境况，就可以知道二百五十年少数民族统治对河南的摧残，从经济、文化到工艺，太多曾有的荣光都永久性地失去了，这还是孕育华夏的中原呀。

北京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六百年后这里迎来了北伐的王师。北京不曾经历重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宋代，明代为这片六百年后失而复得的土地系统注入了自身的文化和意识，这决定了此后北京华夏文化的主脉其实是明文化，在这点上北京和贵州、云南并无二致。但若北京一直像太祖时代那样作为重要的边镇和省会，北京今天的面貌可能会和银川相仿，残存的主要文化遗迹也许会是辽金留下的佛塔和形制特殊的陵寝。

然而成祖迁都彻底改变了北京的发展轨迹。北京作为明代新营建的京师，宫室、陵寝、祭祀设施几乎都是以南京为母版而更加完善。北京的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是从南京迁来的，他们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南方的影响和几百年士人汇聚所浸染的文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北京与环抱其的河北，为何会有如此不同，比如，南京人最嗜吃鸭，烧鸭、板鸭、桂花鸭、酱鸭等不一而足，北京名吃也有烤鸭，而河北甚至华北地区都并不经常吃鸭），曾经参与营建南京的很多工程设计人员和能工巧匠也都迁到了北京，贯穿整个明代，这些工匠为北京留下了很多很多，大到故宫角楼、宫殿建筑的丹陛石，小到十三陵无字碑土衬石上的一虾一蟹，无不生动精美，惟妙惟肖。

北京是应该感念明代特别是感念成祖的，明代留下了今天北京大多数的文化遗存（北京也帮明代逃脱了金陵王气的诅咒，成为中国历史上国祚最绵长的统一王朝之一），被明文化浸润后的北京，虽然还有胡风遗存，但再也不曾改变她文化的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