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党校南院西北角的小湖畔，曾立有一对四方柱体的青石质石碑，它们比肩而立，体量完全相同，高90厘米，长、宽各40厘米，外形为西洋式，迥异于传统中国碑刻的形制。现两碑已被移置到党校北院，砌筑在综合楼西侧山道的入口处。
上首碑的阳面镌刻着篆书“母校纪念”，下首碑是篆书“第一期毕业生敬立”，两碑的阴面是楷书的立碑人的姓名，每碑各47人，共计94人。两碑均没有落款，立碑年份不详。据党校老员工回忆，1950年中共中央党校接收南院校址时，就见过两碑，显然不是中共中央党校所立。查阅相关资料，南院在民国时期曾先后做过两所学校的校址，即北平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所建的“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1941-1946）及清华农学院（1946-1950）。那么这是哪所学校的遗存呢？
偶然的一个机会，笔者得知水利电力部已离休的原副总工程师李石先生曾就读于“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与其联系后以此事相询，他回忆起曾听同学说过立碑的事，但他本人并未参与，立碑的时间应在1943年的冬季。经笔者核对碑上所镌毕业生的名单，李石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其余人的姓名经李石先生证实全是和他一届的同学。至此，这桩无头碑案终于被搞得水落石出了。
据李石先生回忆，他是1940年的初夏考取“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土专”）的，这是个1940年创立的全公费大专学校，创办者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设总署督办、大汉奸殷同，他为了培养个人势力而创建了这所学校。为了招揽生员，条件优厚，“学生全公费，管吃管住，发制服，发书本讲义，总之全管”。第一期招了90多个学生，分为水利、道路、工程管理三个系，第二期招了170多人，新增加了一个电机系，学校总共办了三期。1940年的校址暂设在护国寺街原庆王府内，当时的新校址正由泰庆建筑工程公司在原自得园（即今中央党校南院）旧址上承建。1941年工程竣工，学校迁入新址。
“土专”的学生过的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在校学习两年，再实习一年毕业，课程安排相当紧张，到寒暑假也不肯放。校内建有两层主楼一座，是校方的办公场所，其东建有六幢两层小楼，是学生的宿舍，东南建有洋房一座，是学校的饭厅。
李石先生被分配到水利系学习，其一生的专业就这样被定下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伪建设总署保定工程局实习。1943年春夏季在河北雄县以南的赵北口施工，在即将竣工的一个夜晚，他和施工人员被巧入敌后的八路军带到了白洋淀的芦苇荡中。八路军首先肯定了工程人员没有作恶，并说修堤发钱补助粮做的是好事，没有克扣老百姓，随后对他们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天明就把他们送回赵北口。1943年冬李石先生又在保定市区、郊区修了一段公路，至此实习期满发了大专文凭。翌年初春他被调到开封工程局新乡施工所，任技佐（助理工程师），工作是筹建引黄灌溉工程，长住在黄河京汉铁路大桥北岸的詹店工地。施工所的所长、工程师是日本人，中国技术人员只能听指挥、打下手。在沦陷区，任何方面都能感受到亡国奴的屈辱。李石先生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和在一起的几个老同学开始分析形势勾通思想，大家都不想继续留在沦陷区，于是共下决心，约定过了春节就走，在北京集合出发，到抗日大后方去。
回顾这段经历，李石先生总结说：“正因为我的青年时期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的沦陷区度过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日本人，身受过侵略者对待被占领区人民的卑视、侮辱、蛮横、强制、压榨和欺骗。这无疑会伤害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自尊心。这就使我在青少年时代深深地从反面受到了远比书本上或口头上更生动具体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因此觉醒，终于采取了行动。虽然，这比起许多先知先觉者来说晚了许多。但自己和自己比，我毕竟是从噩浑状态中提高了认识并从而有了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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