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1862-1939印度卢比:直径30.7毫米,厚2毫米,重11.6克,银成色91.7%.
早期(1902-24)四川卢比:直径30.6毫米,厚2毫米,重11.2克,银成色80-90%.
后期(1939-45)印度卢比:直径30.4毫米,厚2.3毫米,重11.7克,银成色50%. 后期(193?-?)四川卢比:直径30.5毫米,厚1.8毫米,重11.0克,银成色30-50%.
西藏早期(1886-1894)藏洋:直径26.7毫米,厚1.1毫米,重4.7克,银成色不详.
西藏后期(1935)藏洋:直径30.5毫米,厚2.1毫米,重11.5克,银成色30-50%.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吞并印度后，为了在军事和经济上攫取更大利益，又以印度为基地，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和三十年两次大举武装入侵西藏。由于清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英军直抵拉萨，迫使清政府同英方签订了《藏印条约》与《拉萨条约》。 至此,西藏门户洞开，英印商人可自由到西藏进行贸易活动。在双方互市中，英方为保持经济上的进一步渗透，遂将其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卢比银币，由印缅地区源源不断大量输往藏地，几乎成了西藏地区的通行货币。由于印度卢比铸造精良，含银量高，很快占领了西藏货币市场，进而东侵康巴等地，最后发展到西藏地方海关也以印度卢比计算进出口的价值。而西藏藏币，由于质差色低，无法与之抗衡。 印度卢比在西藏地区的广泛流通，严重破坏了藏地财政金融秩序，并逐渐向康巴地区侵入,这就引起清政府一些上层人物的关注和不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锡良就此事上奏朝廷，提出铸造仿照卢比的汉文银元，用以抵制印度卢比并充发藏饷的建议。
其奏折曰：“国市关系主权，西藏为我朝藩属，乾隆年间，曾经大学士福康安等奏请停用廓尔喀（今尼泊尔）番钱，督饬商上铸造一钱及一钱五分等纹银宝藏，以资行用，良于齐一市政之中，仍寓以俗从宜之意。乃日久而尽形废弛，印度卢比流行藏卫，渐及各台。近年则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今甘孜康定城），并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权尽失。而内陆银钱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因查川省机器局设有铸造银元厂，经前督臣奎俊奏明在案。近以成本不敷周转，银元作辍不常，爱饬照印度重三钱二分之一之卢比自行试铸，制造务精，银色务足，一面标以汉文，铸成后虽核计获利甚微，而行之炉厅及附件边台，汉、番亦均乐用，询足以保我利权免致外溢”。①
清廷对其建议很重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谕：“著财政处、户部议奏。”主管财政处大臣奕励等遵旨议复锡良奏折后，同意在四川银元局仿造印度卢比式样铸造新式银币，井对制造工艺及行用地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上奏曰：“藏卫毗连印度，宝藏银市既日久废弛，洋钱乘虚而入，势所必然……查香港、台湾等处，英、日两国因取便商民，特于国市之外另为一种商钱，以资通用。此项仿造卢比，仅资藏卫一隅之用，参之东西各国，似于新定国市尚无妨碍，拟请准如该督所奏办理。惟货币之政信用为先，必精其制造，足其成色，始能令汉、番乐用。庶以恢市政而利边民。至此项银市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自便行使内陆。各省情不同，亦不得援案铸造，致紊市制。
随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很快着手此项工作，在成都造市厂采用新式机器，开始大批量铸造仿照印度卢比形式的银币。印度卢比正面铸有英国王侧面头象和英文国王名字，背面铸有英文“一印度卢比”及铸造年份。而四川仿铸之银元，正面采用光绪皇帝的侧面头像，背面铸有“四川省造”四字，四周环绕花草纹饰。面值分别为一元、半元（五角）及四分之一元（二角五分）三种，计合清库平银三钱二分、一钱六分和八分。此种新式银市，是我国最早有人物图象的银市，也是唯一有帝王头像的银币。 历史上，人们称这种仿造币为“四川卢比”、“川铸卢比”、“川卡”、“藏洋”。西藏民间还称之为“赵尔丰钱”。银币造出后，大批运销打箭炉以西，推行到康藏地区，作为当地主市流通行使。因其成色纯正、工艺精美，深受当地商民欢迎。当地财政机构也采取相应措施，在税收中，只收四川卢比，不收印度卢比。
赵尔丰仿印度卢比鼓铸三二藏洋，便民交换，以抵制卢比，决策正确，方法得当，顺应了抗英爱国的形式。加上四川卢比随印度卢比的含银成色的下降而变化, 并充分运用"劣币驱逐好币"的方式, 在四川卢比的重量和含银成色上均低于印度卢比.使得印度卢比常被人们收集融化. 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很快行销康巴全境，受到广大商民欢迎，乃至交易往来，非四川卢比不行，人们争相使用，有时一元竟值三钱八、九分。从此“卢比受到抵制，而渐绝于康藏矣”。在这场货币之战中，四川卢比终于战胜了印度卢比，将其驱逐出康巴地区，从而占领了整个康巴地区的货币市场,并有效地制止了印度卢比向中国内陆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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