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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汉奸,浦东“弗朗哥”徐洪发覆灭记
【前言】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周边原属江苏的川(沙)南(汇)奉(贤)沿海(江)一带民生凋敝、社会混乱、世道颠沛,各路人马趁机粉墨登场,一时众“雄”并起,匪患肆虐、乡霸横行……
徐洪发(亦有列名徐鸿发)即为在那些乱世恶年间猖獗一时的汉奸、匪首,自诩为浦东“弗朗哥”。

弗朗哥何许人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年12月4日—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党魁,自1939年开始到1975年独裁统治西班牙长达三十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朗哥取缔其它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徐洪发,一个川沙乡间的土匪头子,竟然与西班牙大独裁者相提并论,可见其当年的不可一世、臭名昭著。

徐洪发,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川沙抚民厅(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建立民国后撤厅改川沙县)王家港(后改王港乡、王港镇,现为唐镇王港社区),自小养成了蛮狠、霸道的秉性,常干出些偷鸡摸狗、恃强凌弱的不齿之事,成年后,借军阀混战、秩序纷乱之际,伙同当地一帮子五头六棍、流氓歹徒,私买枪支弹药、罗织队伍。而徐洪发以其凶残暴戾、精于算计而被“拥戴”为“老头子”,成为了唐墓桥(现称唐镇)、王家港一带为百姓所嚼穿龈血的匪首、土“皇帝”。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徐洪发因组织持枪抢劫,被受害人南汇陆家木行老板告于县府,旋即被缉拿归案,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当局实行大赦,徐洪发得以提前获释出狱。

上海沦陷后,日军虽占据了市区和周边郊区重要集镇,但碍于兵力不足,大部分乡村、小镇成为了“真空”,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各路武装、窝匪择时而动,抢夺地盘,扩充实力,其中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有国民党部队撤离浦东后留下的游击队、别动队,有戴笠旗下军统通过搜罗、收编大小匪部而组建的“忠义救国军”,有认贼作父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伪军部队,还有民团、保安队等地方武装。这些势力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鱼目混杂,真假难辨,并且还时常为扩张地盘和争抢利益而互相倾轧、冲突、火拼。一些匪部执持“有奶便是娘”的投机活法,朝秦暮楚,随风倒舵,今天打出抗日旗帜,明天投降日军,后天又返正,令人目不暇接,演绎了一幕幕旷世丑剧。

上图:1900年时的唐墓桥露德圣母堂

言归正传。话说徐洪发出狱后,面对乱世出“英雄”的大好情势,岂肯就此罢手,迅速联络旧部、重拾党,拼凑了一支40来人的所谓的抗日游击队,并在张江栅(现为张江镇)通过收缴地方保卫团等的武装,始得枪支40余条。徐洪发匪部以唐墓桥为驻扎点,控制周边的水陆交通要卡,层层盘剥,横征暴敛,遂得不义之财累积达50多万元之巨,并以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期间,受徐洪发的震慑恐吓威逼利诱,有四股土匪武装先后“归顺”,认徐洪发为寄爹(即干爹)。到了1937年末,短短数月,徐洪发旗下纠结的土匪人数已多达1000余人,从王家港、唐墓桥、陈水关桥、张江栅、界湾,一直到陆家行(后简称陆行)沿线,均受徐洪发匪部控制,染指原川沙县全域。徐洪发借势打出了“人民自卫团”的旗号,自任“总团长”。

期间,徐洪发还不时与驻川沙各路日军勾搭巴结、极尽谄媚,假借“虎威”蚕食异己,为非作歹。而“皇军”也有意培植傀儡,为其卖命、充当鹰犬。

徐洪发自恃羽翼已丰,借着人多枪多钱多的优势意欲掌控整个浦东,并不时挑起事端,与川南奉各游击队发生摩擦,但每次都遭到了有力的反制、抵抗,未捞到丝毫好处。一贯刚愎自用的徐洪发岂肯忍受这种坍台之耻,一时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全然不顾劝阻,执意投靠日本“皇军”,以狐假虎威、成全“梦想”。

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之际,徐洪发在唐墓桥总部公然举行“总司令”委任大典。会场高悬日本太阳旗、五色旗、太极图旗,驻沪日本陆军河田大队长、驻川沙县城日军指挥官井上、驻南汇县城日军指挥官草野、川南两县伪“政务长”和各地伪“维持会长”、伪“警察长”等袍笏登场,以表“祝贺”。会上,日军代表向徐洪发颁发了“自卫团总团长”的“委任状”。徐洪发则发布了由麾下铁杆心腹出任各大队大队长、“征税主任”、川沙“警局长”等的任命。

徐洪发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闹剧,既让其私欲膨胀、毒谋称霸的狼子野心一览无遗,也让其卖身求荣、助桀为恶的卑贱嘴脸昭然若揭,为所有尚存点滴民族气节的人所鄙视和斥责。


在徐洪发控制区域,徐匪及其属下各部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当地黎民百姓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光苛捐杂税一项,徐匪每月便可豪取数万元。而对于富庶小康之家,徐匪在任游击队时,置人于汉奸之名,在任伪“自卫团”时,又诬陷为游击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着法子勒索钱财,凡不从者即遭枪杀,由此而被杀害者达40余人。为泄私愤,将昔日告发徐洪发的南汇陆家木行老板一家老小共14口人悉数杀害,尸于废石灰池内,尸骨盈满,惨不忍睹。徐洪发穷尽荒淫,竟掳掠民女、民妇八人为其妾,其中有两妾还是母女,连徐洪发的儿媳妇也是抢来的。金家桥(现称金桥镇)平民冯桂福遭徐洪发部下张川伯、张元善、袁勇芳等拦路敲诈,因不从而被枪击受伤,冯忍痛佯死得以留命。冯妻将其送到上海大医院疗治枪伤,后由于医药费甚巨,迫不得已返回家中,变卖家产筹得救命钱500元,急欲赴上海医院救治丈夫。张川伯、张元善、袁勇芳等匪徒得知消息后,在冯妻必经之路上守候,不仅将其500元全部掠去,而且剥光其衣服至一丝不挂,肆意侮辱,最后连开三枪将冯妻杀害,尸体扔进了河里。

徐洪发及其所部罪恶累累、擢发难数,怨毒与人,实至极点。

徐洪发投靠日军,自以为有“皇军”撑腰尽可“挟天子而以令诸侯”,于是在就任伪“自卫团总团长”当日,居然以浦东“弗朗哥”自号欲统制上海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各地行政机构,并通牒各游击队:“本自卫团长系奉皇军司令委任,统一后方秩序,各游击队应立即受本团长委任,更改名称,一律易五色旗、太极图旗帜,如违皇军,即日消灭部队,通缉领袖。”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墓桥露德圣母堂

尽管被徐洪发逼降的各部武装各怀心思,但当大敌当前、面临共同的威胁时,都深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各游击队倘若各自为阵、隔山观火斗,其结局必然是遭到徐洪发的逐个围歼。尤其是,徐洪发率兽食人的行径让所有百姓所唾弃,哪怕是草寇、流匪,只要良心未泯就难以与其为伍、沆瀣一气。翌日,散落于川南奉各地的游击队头领,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第三大队负责人丁锡山、马伯申的召集下,在奉贤南桥召开一次由各支游击队头目参加的“群英会”。会上,各路“神仙”在分析了窘迫的情势后,均表示了不惜血战到底、绝不投降的决心;一致认为,一昧忍让退缩只会倍添徐匪的嚣张气焰,唯有患难与共同仇敌忾,方能置于死地而后生;“群英会”初步商定了俟机联合作战、消灭徐匪的计划,并推举丁锡山为联合行动总指挥。

通牒发出后,徐洪发自信满满地坐镇唐墓桥巢穴总部,想象着各方朝觐乞降、俯首称臣的美妙场景。然而,两天过后,这样的场景并无出现,不由得怒火中烧,决意组织讨伐,给不从者一点颜色看看。

10月12日,徐洪发纠集所部为先导,撺掇日军驻南码头菊田大队为殿后,先至北蔡,继抵三林塘(现三林镇),图谋一举歼灭势及两地的范根才游击队。日伪军沿途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北蔡、三林塘两地一百余名百姓惨遭杀戮,焚毁民房200余间,掠走资财难以计数。其后,徐洪发又将由其派出的特务经侦查绘制的包含各游击队据点、重要目标的地图密送日军,唆使、导引日军飞机对杜家行、张堰、闸港、鲁家湾等地狂轰乱炸,致以上各地满目疮痍、黎庶涂炭。


是可忍,孰不可忍!

总指挥丁锡山迅速做出决定,令各部快速集结,联合剿灭张江栅徐洪发所部。然而,此令竟走漏了风声,为徐洪发得悉。徐洪发自然不甘坐以待毙,着即做出了先发制人的计划,并密谋日军联合绞杀各游击队。

10月21日一早,乘着晨幕,徐洪发所部1000余人以及日军驻高庙河田大队、驻南码头菊田大队和驻守上川路小火车沿线的小池部队共三个大队,分五路向各游击队发起进攻。第一路以伪“大队长”张川伯和张元善、袁勇芳为先锋,由金家桥入陆家行;第二路由伪“大队长”张长根引导,进占上川铁路曹家路口(现为曹路镇);第三路由龚家路口(现称龚路镇)出发,并与第四路人马在祝家桥(现祝桥镇)汇合后进军南汇。另有约300日军,在川沙县城集结,由河田大队长带领,直抵唐暮桥、张江栅、陈水关桥一线,以壮徐洪发之淫威。

面对事态的变化,丁锡山当机立断,向各部发布了新的作战布置,命:于陶生、李志明部抵御祝家桥之敌,张阿六所辖周金涛、李文元、奚庚辛诸部扼守曹家路口、龚家路口,由支队长秦兴炎率大队长刘金山、庄义、许志飞、陈刚各部全力抗击陆家行之敌,支队长范根才领大队长张妙根、田兆坤部扫荡由北蔡至张江栅沿路敌患。

一场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恶战拉开了帷幕……

秦兴炎率部到达陆家行时,张川伯各部已进入陆家行内。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对手,秦兴炎立即组织队伍强攻,丧心病狂的张川伯、张元善、袁勇芳赤膊上阵,亲自架起机枪扫射、抵抗,被神枪手李桂生连发三枪,将张川伯、张元善、袁勇芳三匪魁击毙。见主官被毙,日伪军阵地瞬即大乱,纷纷掉盔卸甲、不战自溃、四处逃窜。第二路伪张长根所部及一百二十余名日军抵达龚家路口时,遭到了张阿六各部的迎头伏击,张长根阵前被击毙,在游击队众志成城、奋力出击下,日伪军伤亡惨重,无心恋战,仓促撤往川沙县城。丁锡山亲率部队对徐洪发老巢唐暮桥进行包抄,以切断徐匪的退路。游击队于陶生、李志明部趁夜幕对祝家桥一路敌匪展开了围抄,激战一昼夜,击毙伪军数十人、日军十多人,迫使日伪军在黎明时分亦溃逃川沙县城。游击队范根才部沿北蔡、张江栅一路挺进,但在不断毙死、毙伤日伪军的同时,自身也遭受了较大伤亡,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向三林塘撤退。

经此一战,至23日上午,徐匪除150余人战死外,有近700人或缴械投降、或临阵脱逃、或改弦易辙。当日下午,各游击队乘胜追击,攻克张江栅,占据了张江栅、陈水关桥一线的水陆据点,形成了对徐洪发的合围之势。徐洪发一筹莫展,即令残部随河田大队近300日军一同撤到“发家”之地唐墓桥,以期固守待援、绝处逢生。

随徐洪发一起逃到唐墓桥的日军,在天主教堂尖顶的平台上架起了小钢炮,向四周疯狂轰炸。而重新集合的游击队各部则在丁锡山的指挥下,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术,只是不断用冷枪予以骚扰使其坐卧不安,以图将日伪军困死在仅一华里方圆的唐墓桥巢窟里。

日军河田大队长见战事陷入僵局,即刻电请川沙城驻军火速增援,然而,增援日军半道被截,遭到了张阿六部的顽强阻击而难越雷池半步,不得已悻然退回川沙。

“八嘎暴跳如雷的河田大队长将所有的失利迁怒于徐洪发,痛骂其治军无能、兵无斗志,仅两天1000余号的部队便分崩离析、豆剖瓜分。随后,河田不顾徐洪发的苦苦哀求,决计率部撤出战斗。而丁锡山出于此战主要目的系消灭徐洪发,与日军恶斗似有渔翁得利之虞的考虑,故令让道,任由日军离去撤往川沙。

失去庇佑的徐洪发自知无力回天,已处于断港绝潢、四面楚歌之境地,为保命,派出一说客向丁锡山求降。而丁锡山斩钉截铁地复之:徐洪发唯有交出所有搜刮的不义之财,以备死伤将士、无辜民众的医疗、抚恤以及遭日机轰炸致财产损失的补偿之用,否则,提头来见!

10月24日,眼见得保命留财总有东山再起机会的缓兵之计被断然拒绝,徐洪发刹时面如土色。向来视财如命的徐洪发即招一心腹和几个宠妾,乔装改扮成村民,携大量金银细软和巨额现钞混出了游击队包围圈,一路逃窜。随后,徐洪发心生毒计,命部下肆意纵火,焚烧民宅、库房、草木等,唐墓桥内顿时烟雾蔽日、焮天铄地。徐洪发一边遂令轻重枪械胡乱扫射,佯装抵抗,一边则带着七八个死党、铁杆趁乱出逃。

徐洪发引狼入室、残害无辜以及既要命又爱财、纵火殃及乡邻的卑劣无耻行径,被上海《申报》报道披露后,引起了各界民众的强力愤慨和唾骂,连徐洪发的儿子也公开表示与其脱离父子关系。

话说徐洪发一路狼奔豕突,窜到了川沙城下,乞求日军收留保其一命。自以为日军总能念及旧情而放其入城,不料,万万没想到,在日军眼里其只是一个再无利用价值的走卒、爬虫而已,在扔给一门小钢炮和一箱弹药后,急令其马上离开,以免引来游击队的攻击。

徐洪发受任“自卫团”总团长、自封浦东“弗朗哥”仅仅短短的14天后,便沦为了一条丧家犬,走向了穷途末路……

据说,在离开川沙城下后,徐洪发残部见大势已去,便各奔东西、亡命天涯。

至于徐洪发最终的结局,并无相关的文字资料记载。而民间流传着多种有关徐洪发最后下场的版本,虽莫衷一是、难以佐证,但都强力地宣泄了百姓对徐洪发死有余辜的痛恨,彰显了恶有恶报人生因果定律的磅礴力量。

【编后话】徐洪发是与张阿六、黄八妹齐名的浦东三大土匪头子之一,若将他们放置于那个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年代,或因生存所迫、或因官府威逼、或因本性使然而落草为寇,打家劫舍、掳掠民财、作恶多端……这些尽管都为历朝历代所不容,但多多少少尚可为人所理解。特别是张阿六和黄八妹,在面对国家、民族遭受外侮、霸凌时,保持了一份起码的爱国情怀和中华儿女的血性,演绎了一幕幕抗击日本侵略者义薄云天的英勇壮举。而像徐洪发为图一己私欲,竟然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当逆贼、孽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终被人民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由于史海漫漶以及小编的能力所限,本推文肯定存有瑕疵乃至缪误之处,敬请谅解并烦各位大力指正。

本文参阅资料包括《<申报>中的浦东》《川沙县志》以及相关镇志、乡志等,为此,特向所有原作者、原编纂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文配图源自网络。

来源:往事钩沉话川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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