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 戍边御敌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次年，他率十万大军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军后，兵锋直指延州城下。
西北边境情势危急，朝野震惊。康元元年（1040年），仁宗在韩琦等人的推荐下，再次起用范仲淹，升范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韩、范同朝为官，心志相近、政见相合，相互敬重、私交甚好。然而，在对待西夏用兵的策略上却意见不同，韩主攻，范持守。
韩琦可谓少年得志，20岁进士及第且名列第二。其时32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极想大显身手建功立业。他认为宋有20万大军，而西夏只有区区7、8万兵马，何惧之有，应当主动与西夏寻求决战，一举将他们击溃。
范仲淹经亲临前线视察后，发现宋军军备废弛，久不经战，战斗力低下，官兵战阵、防御工事和后勤供给等，皆疏弊不堪，若不更改军队旧制，精练士卒，就冒然出战，恐难以取胜；而西夏军兵力又强于宋军，且有骑兵优势，长于机动，但弱于攻城。他对敌我军情进行周密的分析后，认为要避己之短，扬己之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此他主张＂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的以守为攻，伺机出击，积小胜为大胜的积极防御方案。
范仲淹又根据宋与西夏的国情，确定了针对西夏的整体战略，即：修固城堡积极防御，屯田久守巩固边境，整顿军备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以经济为后盾，军事上完善改制，政治上孤立西夏，凭借北宋的经济实力，消耗拖垮西夏，然后实施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可在当时，朝廷上下一片喊打，范仲淹的战略思想与防御方针，为许多朝臣和将帅所不解，都讥讽他怯懦畏战。
仁宗也急于求成，想一举歼灭西夏敌军，采用了韩琦主动出击的建议。
康定二年（1041年）春，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代西夏。韩琦命尹洙去见范仲淹，要范与他同时发兵。范与韩、尹虽为至交，但他认为反攻的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结果宋军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两战中均遭惨败，折将几十名，损兵万余人，大批州县遭到劫掠。
事实证明，范仲淹坚持的战略是现实和长远的最佳御敌方案。仁宗痛定思痛后，改而采用了范的积极防御策略。
自好水川败后， 韩琦也信服了范仲淹的守策。此后，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共守边疆。
范仲淹镇守西北边疆三年间，改革军队旧制，在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猛将（如狄青、种世衡等人），从当地百姓中招募好兵，严格军事训练，取消原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体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既号令严明又爱护将士，既推心置腹又赏罚分明。同时，他在边塞要害之地修筑城堡营寨，既加强边防守备，又能使流亡的百姓回归，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人归附，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从而进一步孤立了西夏。
后在范仲淹、韩琦的共同主持努力下，边城日固、士气日盛、军备日精，逐渐改变了西北战局。最终，国力衰弱的西夏，扛不住连年征战造成的巨大消耗，只能称臣与宋朝议和。
范仲淹以文官任武帅，五十多岁戎马生涯驰骋疆场，以卓越的战略才能和超强的军队管理能力，抵御西夏侵犯，保护边疆安宁，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范仲淹戍边期间的切身体验，深知守边将士的生活艰苦和思乡情怀，遂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雄壮悲凉的边塞词《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庆历新政 革除积弊
北宋到了仁宗庆历初期，已有八十多年，朝廷陈弊积久，国家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吏治、财政、军备及各类社会矛盾愈益突出。仁宗有志励精图治想成就一番伟业，但他没有天纵英才又缺乏魄力，本性宽仁柔和而偏向软弱，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却又意志不坚有始无终。
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战事稍停，但边患仍在，仁宗认为，安外必先强内，固本才能宁邦。于是，他想革除弊端，振兴国家，急诏范仲淹和韩琦回京任枢密副使，不久又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号称＂四谏＂），着手改革创新之举。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为指导思想，阐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提出＂明黜陟、择长官、抑侥幸、精贡举、厚农桑、减徭役＂等十项改革的主张与措施。
范仲淹的这一奏章，即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仁宗亦大多予以采纳，随后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实施。
范仲淹、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相互扶持、和衷共济、日夜谋虑、锐意改革、敢为人先的任事精神，使新政实施后的短短几个月间，朝政局面有了新的起色，官僚机构开始精简，尸位素餐的庸官冗员被剔除，德才兼备有业绩的人员得到提拔，全国兴起了重教办学之风。
庆历变法的重点是＂改革吏治＂，这确实是治疗积弊甚重宋王朝的一副良药。范仲淹在改革中对那些不称职的庸官毫不留情，若经查察属实，便从官名册中勾除。富弼见此从旁劝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耶？＂范答＂一家哭何如一路（省）哭。＂范仲淹这种得罪人的做法，于国于民是福，于己则是祸啊！
改革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安，严重影响到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于是守旧派极力阻挠改革措施的实施，毁谤新政的言论日益增多，指责范仲淹等人是＂朋党＂的议论再起，改革受到多方面的攻击。
夏竦因改革派欧阳修奏参他为人奸诈，不能委以重任而怀恨在心，遂拉帮结派，又倒打一把，说改革派是朋党，借改革把持朝廷。
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拥护支持庆历新政，作（庆历圣德颂）赞改革派，将范仲淹等人誉之甚高，而把夏竦斥为大奸之人，直接将改革派与夏竦等反对派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历史上的改革者总有某些瑕疵，或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或在改革的同时谋取个人私利，或借机揽权打击有私怨的同僚（如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然而范仲淹是个例外。因为他为人方正、清廉自持、作风正派、一身正气，心中只有民生社稷，唯独没有自己。同道改革的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反对派夏竦、王拱辰等人在范仲淹身上找不到攻击点，所以，只能用心险恶地指责范仲淹在朝廷里与欧阳修、富弼、苏舜钦等人拉帮结派搞＂朋党＂。
阴险狠毒又有心机的夏竦，让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与字体，在石介给富弼信中的＂伊周＂之事（伊尹、周公旦两位扶持皇帝），改为＂伊霍＂（霍光是西汉外戚，长期把持朝政），又叫女奴模似石介的字起草废黜仁宗的诏书，把一顶搞政变的帽子扣在改革派头上。
石介对此，矢口否认且屡辩之，然仍忧愤含冤而死。富弼和范仲淹为了避嫌，亦都请求外放出使边地。
反对派见范、富离京，革新派遭诬受挫后，更加恣意妄为，尔后又制造新的冤案（如苏舜钦进奏院狱），把支持改革的官员彻底击垮（反对派王拱辰在进奏院狱判决后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矣＂）。
仁宗虽然不信石介与富弼有谋逆之心，但是朝堂蜚语四起，见反对革新的势力如此强大，又对朝臣间的朋党极为反感和疑惧，更害怕革新的法规冲击到宋王朝的＂祖宗之法＂，于是他偃旗息鼓退缩了，新政的各项措施仅施行一年就被废止。
从表面现象上看，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员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但从深层实质中究，则是因为革新的锐意触动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从而被彻底扼杀了。
顺便提一笔，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遭贬，却成就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三记：即《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沧浪亭记》。
作者简介：老长不大，男，浙江宁波人。曾经农学兵工，捎带衙门杂役，唯缺商，故无财。如今退休可闲不闲，忙孙辈、忙读书、忙信笔由缰，虽喜爱，然少才。曾经少不更事，不谙世事；如今老不成熟，依然故我，可谓老长不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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