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恺作品
古代花鸟画：在人格化的花鸟中展开文化寄寓
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骨器以及象牙片上已出现鸟形与花形图案，例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刻双鸟纹中，对禽鸟羽毛的刻画简洁而细腻。在之后盛行的青铜器上亦有鱼、鸟等装饰纹样，其造型水平与表现技法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秦汉时期，以花卉、鸟兽等为描绘对象的作品逐渐增多，如在当时的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上可见神鸟、花草之类的形象。魏晋南北朝则是“从画花鸟向花鸟画过渡的时期”，记载中的这类创作有顾恺之《凫雁水鸟图》、陆探微《斗鸭图》等。另外，在此时期的石窟壁画中也有大量的花卉与禽鸟形象，但它们仅是作为佛教题材绘画的配景出现。
五代 黄筌 《写生珍禽图》 绢本设色，41.5×70.8cm
至唐代花鸟画发展为独立的画科，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绘画分为六科，即人物、星宇、山水、鞍马、鬼神和花鸟，可见此时对花鸟画的艺术表现已上升至理论层面。据《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统计，唐代擅画花木禽鸟走兽者有80余人，其中专画花鸟者近20人，他们各有所长，风格相异。例如，薛稷擅画鹤，杜甫曾写诗赞誉：“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边鸾画花鸟用勾勒填色法，作品设色艳丽，精工之极。此外，韩幹、戴嵩等人皆为名家。在五代，“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概括了当时花鸟画的两种风格，这也成为后世花鸟画发展的基本走向。黄荃一生为宫廷服务，作品的表现内容与审美情趣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贵族气派;徐熙为江南布衣，作品追求生意野趣，讲究骨气与墨法，其子徐崇嗣变落墨为彩，开创了没骨法。
北宋 崔白 《寒雀图》(局部) 绢本设色，25.5×101.4cm
南宋 林椿 《果熟来禽图》 绢本设色，26.9cm×27.2cm
宋 赵孟坚 《墨兰图》 纸本淡墨，34.5cm×90.2cm
宋 赵佶 《瑞鹤图》 绢本设色，51×138.2cm
宋代是花鸟画史上的黄金时期，其兴盛不仅源于艺术群体的壮大，更出于花鸟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具有了特殊寓意，如松鹤寓意长寿，竹梅寄托气节等。《宣和画谱》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雀，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悠闲。……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现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同时指出：“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可知此时的花鸟画已成为托物抒情的载体，关注对象也从外形扩大到品质。北宋院体画深受黄荃影响，直到崔白出现才使花鸟画为之一变。崔白作画设色清淡，一改黄氏工细浓丽的作风。此外，赵昌与易元吉提倡的写生花鸟也为画坛注入了新气象。北宋画坛的昌盛与宋徽宗赵佶有直接关系，如《宣和画谱》中收录的花鸟画家已达46人。赵佶画花鸟讲究法度，刻画对象严谨逼真，以精工著称。南宋花鸟画的兴盛不减北宋，同时发展出多样的绘画技法与风格，例如李迪将工细与粗放结合，作品生动有情趣;法常善用减笔，追求自然天成的效果;赵孟坚长于白描花卉，并将书法用笔引入画中，作品清丽雅秀。
元 王渊 《桃竹锦鸡图》 纸本墨笔，102.3×55.4cm
明 边景昭 《竹鹤图》 绢本设色，180.4×118cm
明 陈淳 《葵石图》 纸本墨笔，68.6×34cm
明 徐渭 《墨葡萄图》 纸本墨笔，165.4×64.5cm
元代花鸟画的变革反映在水墨花鸟画的风行上，作品在立意、书画关系等方面均有突破，创作强调个性表现，讲求借物抒情，画风清淡。例如，王渊的花鸟画纯以墨色晕染，达到“墨写桃花似艳妆”的效果;王冕画梅喜爱繁枝密花，笔法健劲;柯久思画竹气韵苍秀，生趣盎然。到明清时期，花鸟画开始向纵深发展，表现题材由广泛性向专题性转变。明代的工笔花鸟画承袭宋代传统，画风趋于简括豪放，以边景昭、林良、吕纪为代表，写意花鸟画有了极大的发展，以陈淳、徐渭、周之冕最为著名。边景昭画花鸟注重形神刻画，作品富有韵律感;吕纪的花鸟画工写结合，颇有气势。陈淳笔下的写意花卉朴素雅致，徐渭则将强烈的感情与个性融入画中，周之冕首创勾花点叶派，三人共同将写意花鸟画推向了新的高峰。清代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富有革新精神，嘉庆之前的“常州画派”、“扬州八怪”等各放异彩，同治时期的“居派”画风驰誉岭南。此外，郎世宁等外籍画家将西画法与中国画相结合，自成面貌。
清 恽寿平 《桃花图》 纸本设色，133×55.5cm
清 朱耷 《荷石水鸟图》 纸本墨笔，127×46cm
清 郑燮 《竹兰石图》 纸本墨笔，123×65.4cm
近现代花鸟画：在个性化的花鸟中达到雅俗共赏
任伯年 《花鸟》四屏 1883年 设色纸本，146.5×39.5cm×4
吴昌硕 《花卉》四屏 1904年 设色纸本，244.5×61.5cm×4
清末民初兴起的“海上画派”是中国花鸟史上的集大成者，金石学与书法研究的兴盛直接影响到绘画创作。他们的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与民间美术的因素，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格调。晚清赵之谦首开海派风气，以篆刻用笔入花鸟画，同时吸收民间美术的用色方式，作品设色浓艳，用笔遒劲，富有浓厚的金石意味。海派绘画盛于任伯年与吴昌硕，前者在传统绘画与民间设色的基础上融合水彩画法，作品墨色变化丰富，用笔简洁生动，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新趣味。吴昌硕则代表了海派画家的最高成就，他曾说：“我生平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其花鸟画用笔如屈铁，用色更大胆，常将大红与大绿并置画中，却雅而不俗，古拙苍劲。此外，虚谷的花鸟画喜偏锋运笔，设色艳丽，别具一格。
齐白石 《花鸟》 四屏 1947年 设色纸本，100×33.5cm×4
李苦禅 《荷花翠鸟》 1972年 设色纸本，96×180.5cm
王雪涛 《花鸟》册页 设色纸本，28×38cm×12
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花鸟画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取向。一是继承海派的绘画传统，注重写生与寓意精神，以达到借古开今的目的。齐白石的花鸟画造型质朴，笔墨雄健，色彩艳丽，一改文人画的冷逸作风。在衰年变法后，齐白石借鉴了民间美术的稚拙感与色彩观，扩大了花鸟画的题材，将文人画与民间美术、工笔与写意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生活气息的新风格。李苦禅的大写意花鸟画继承了石涛、八大山人的画风，作品注重用笔，精于用墨，画风简率苍劲。王雪涛的小写意花鸟画广泛吸收宋元明清花鸟画诸家的精髓，画风清新而有生意，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此外，工笔花鸟画以于非闇、陈之佛等人为代表。于非闇的花鸟画自陈淳而上溯两宋，喜用双勾设色，其创作重振两宋花鸟写生与用色富丽的风格。陈之佛曾赴日本留学，笔下花鸟将日本的清丽画风、宋元的典雅之气以及撞水撞色的技法融为一体，作品营造出一种静谧幽远的氛围。
于非闇 《红杏枝头春意闹》 1955年 绢本，83×111cm
陈之佛 《海棠绶带》 1957年 纸本，86×45cm
郭味蕖 《东风煦煦》 1961年 设色纸本，236×121cm
王梦白 《玉堂富贵》 1925年 设色纸本，219×119.5cm
还有一类画家引进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对中国传统花鸟画进行改良，其中以“岭南画派”为代表。他们将文人画与西画造型结合，加强了光影效果与色彩关系，表现手法趋于多样化。高剑父师从居廉，擅长撞水与撞粉技法，高奇峰吸收日本画和水彩画的技法，笔下花鸟重在渲染而不以线条为主，陈树人的花鸟画重视写生，在保持传统意味的基础上借鉴水彩画技法，画风清新秀丽。此外，刘奎龄的花鸟画深受郎世宁的影响，他引进了精微写实的画法与西方画的色彩透视关系，作品形态逼真，工细雅丽。林风眠的花鸟画则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西画成分，在创作中“不以再现花鸟客体为主，更致力于提纯对象的光、色、线、形，以抒发内心情感，并吸收传统瓷器绘画的特点，用线一反传统力透纸背的审美标准，而以光滑快速取胜，使传统书法性的线型变成了表现体面结构的手段”，由此林风眠的花鸟画在构图、造型、色彩及笔墨方面都与传统拉开了距离。
高剑父 《花鸟通景》 1920年 设色纸本，121cm×56cm×4
高奇峰 《明月松鹰图》 设色纸本，156×77cm
陈树人 《月夜》 1928年 设色纸本，79×35.5cm
林风眠 《繁花群鸟》 设色纸本，69×138.5cm
当代花鸟画：在多元化的花鸟中流露都市情结
当代花鸟画在新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艺术家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创作中大胆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他们的艺术作品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更能反映时代精神，在丰富绘画语言的同时也暗含了艺术家自身对当代文化的独特感受与体悟，而这样的新变革也离不开都市文化的影响。从广义上讲，都市文化指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城市区域的综合，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文化风尚与审美趣味成为艺术家的关注点。
江宏伟 《荷塘双栖》 2007年 72.5×107cm
刘新华作品
苏百钧 《寒露》 1997年 绢本设色，147×83cm
正如尚辉所说：“我们今天的美术是和都市的加速进程同处一个时空的，都市文化无疑是商业社会迅速发展起来的，更多倾向于消费情绪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意味着不仅文化产品的营销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与轨道，而且文化发展的观念已演化为文化营销的理念。花鸟画对于视觉图式的追逐，无疑是视觉营销和视觉消费的具体表露。因为都市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寻刺激暴烈的图像也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和生存策略。”可见当代花鸟画重的都市情结不仅通过作品里的都市元素呈现，其不断更新的视觉图像也是表现的方式之一。
徐累 《镜花缘》 2007年 纸本设色，132×200cm
何曦 《美好家园(一)》 2012年198×120cm
喻慧 《危情玫瑰》 2010年 92×170cm
在构图方面，着意表现都市情怀的花鸟画家将描绘对象置于主观意识化后的环境中，或是采用西画中的构成方式，拓展了画面的空间感和纵深感，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一些画家更摒弃了对花鸟的自然再现，致力于表现描绘对象的心理体验，他们或是打破时空界限，或是进行高度概括简化，作品呈现出的是突出个性特征和内在感受的艺术形象。在技法方面，许多画家创造了特殊的作画方式，如揉纸法、拓印法、喷色法、渗透法等等，他们通过这些方法来达到特殊的肌理效果，从而更好的呈现出新的绘画意境。
陈林 《乐游·语》 2013年 绢本水墨，47.5×75.6cm
高茜 《逃之夭夭》 2010年 纸本设色，49.5×65.5cm
雷苗作品
此外，在一些艺术与商业结合的例子中也可见到艺术家对花鸟画的重新演绎。譬如，近日奢侈品品牌古驰邀请艺术家以印花图案为灵感，对中国传统花鸟画进行了再创作。艺术家孔令楠将花鸟图案悬浮在地平线上，人在无垠的宝蓝色上徘徊，画中的神秘幻境反映出当代人的某种精神世界;摄影师陈维则将花鸟图案作为画框，其中的花朵与鸟儿象征着生命的活力，“通过与镜头语言中的动物标本和落在虚无电脑屏幕上的焦点对比”，呈现出对返璞归真的渴望以及自然的恒存;徐文恺的作品将小鸟置于数据化图像中，以此揭示了数码影像的本质，“在图案被数据入侵、翻转、颠覆的过程中，显露出后互联网时代的寓意”。
孔令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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