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新治家格言》解读
清代江苏学者朱伯庐所著的《治家格言》,从旧时代的道德观出发,规劝人们安分守己,修身养性。从总体上说,由于历史的局限,反映了作者“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的宿命论哲学。但在提倡勤俭持家、重视待人接物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后人誉为“朱子家训”,并视为行为的准则。
张元济重视个人思想修养,尤能推己及人,因此在肯定《治家格言》的体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于1948年立春日,“访朱伯庐体兼补其所未备”,撰写了584字的《新治家格言》。张元济时已82岁高龄,《新治家格言》可以说是张元济一生处世立业、亲身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一、修身篇
为人之道,修身为本;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体肤毋任染污,汤沐必具;精神务期活泼,运动宜勤,冠服不尚奢华,而容仪不可不伤;饮食不求丰羹,而营养不可不良;卫生具有常识,可以防病于未病;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求知识莫离书报,谋生存好自经营;常川服劳,朝聚暮散,均当确守时光;每逢休假,玩水游山,随处可求学问。人贵自立,须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获。
张元济先生在其《新治家格言》的首句就提出,“为人之道,修身为本”。这与孔孟的为人之道一致。《大学》有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旨在为人,为百姓,为国家。先生主张“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要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是消极地依靠父母所赐,朋友所助,不是靠请客送礼,摧眉折腰乞求而来的施舍,更不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这是张元济先生对儒家“自立”、“廉洁”、“勤劳”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先生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的“编写本意”中说到:“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先生在《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中说道:“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修身之本在于正心、在于仁、在于善。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而善是修来的,绝非天生就有。“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子不孝、兄不亲、父不严、夫不尊、官不廉、民不敬,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二、除陋篇
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
这是张元济先生对于旧丧葬的“喜新”论,是先生廉政思想在《新治家格言》中的又一体现。认为厚葬并非礼制,且仪式繁杂,耗费巨大。成为死者家属的一项沉重负担。只有少数的大户才操办得起,而其他人家因无力厚葬,又不敢薄葬死者,生怕有违礼制,受到非议,故只好将棺木停放起来,待日后再葬。张元济曾痛斥这种现象“窃维停棺不葬,最为恶习”,“民智蔽寒惑于风水之说,吾邑大盛,欲葬必先卜地,地师日吉,则其值颇昂。力不逮者辄逡巡而止”,“……凡此皆溺于迷信之说也”。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确提出:“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张元济先生的此种崇尚新风的进步思想,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为了清除当时泛滥成灾的“停棺”现象以及旧丧葬陋习,张元济先生曾亲自主持创办张氏合族公墓,“号召薄葬”。反对庸俗的礼尚往来,不请宴,不做道场。提出“亲友送葬,万不敢当”,主张“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
三、重教篇
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游学遂变于夷。
张元济先生一生重视教育,躬身践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之主张。先生不仅主张英才教育救国救民,更重视国民教育,“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是先生重视小学启蒙教育、因材施教和师资培养的集中体现。为此,他与蒋维乔、高梦旦等人共同推出了《最新教科书》,为当时中国的小学、中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科学、全面的教材,在商务印书馆开办了尚公小学和小学师范讲习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先生不仅关注知识技能教育更重视道德教育。《最新修身教科书》有这样一段描述“采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鉴于此,先生规定将修身课程从小学入学到中学毕业每学期、每星期都有的功课。更为可贵的是先生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不忘摒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教育糟粕,提倡爱国守法。“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行动固可自由,必须遵奉国法;信仰各有主义,仍当顺应舆情。”
四、博爱篇
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至若亲旧往还,重在礼意,宴会毋及博戏,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两性无妨交际,宜宽内外之防;谋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务。
张元济先生在《新治家格言》中提出,“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又提出, “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四民”,乃从事“农、虞、工、商”之人,喻指社会一切民众。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不管是种地的农民,还是经营的商人,富也好,贫也罢,都应一视同仁,不分阶级,不分贵贱。“冠服不尚奢华”,“饮食不求丰美”,这便是张元济先生对于贵贱的态度,认为“人们物质的享用太过,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张元济在《谈绑票有感》一文中提到,“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他从心底里同情绑匪的境遇。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虽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又替绑匪辩护,这就是张元济的仁心、胸襟和气度。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