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说的是李希凡与周汝昌的恩怨，道的却是人物形象分析的法则！
——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9辑）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魏建宽
（《马瑞芳话红楼梦》，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马瑞芳，1942年，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今天，话题是马瑞芳于喜马拉雅讲《红楼梦》时说的红学史上的掌故，然后提到的是这个掌故中的关联人物李希凡，涉及的是一个文学批评的大话题。先看马瑞芳说的典故——
中今中外一祖母
马瑞芳
林黛玉进贾府的第一天，她接触到贾府的主要人物，除了贾宝玉之外，还有四位女性，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我们先看她怎么样接触到她的祖母贾母。
说到贾母，我就想起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1982年参加南京的红学会，我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古今中外一祖母”。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里面也写到老夫人，但是欧洲十九世纪里面写的老夫人个个是坏人。中国古代写过很多的老夫人，从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像《触龙说赵太后》里面的赵太后，到小说里面的像崔莺莺的母亲，宰相夫人，再到《水浒传》里面闫婆惜的母亲闫婆，还有给西门庆和潘金莲牵线的王婆。这都是些什么女性，她们和贾母太不一样了。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贾母这样一个人，儿孙满堂，福寿齐全，慈爱善良，所以我说她是古今中外一祖母。
我们红学会的人，当时是和越剧《红楼梦》的主演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也就是那些名角一起去游园。在游园的路上，我看到周汝昌先生和一个画家在说话，我过去，周汝昌马上指着我，介绍给这个画家刘旦宅，这是山东大学的马瑞芳，她写的《古今中外一祖母》，是我多少年没见过的这么好的文章。我当时都晕了，我当时不到40岁的一个大学讲师，而周汝昌是一个大红学家，他竟然这样说我，我不就找不到北了嘛！我在饭桌上就向我的几个师兄吹起来了，我这些师兄比如说1954年向俞平伯发起批评的毛主席说的“小人物”李希凡，我就说本人的文章得到周先生的赞扬。李希凡一听，就不以为然的说，什么古今中外一贾母，你的文章里面一点阶级观点都没有。你知道吗？贾母是封建社会的“宝塔尖”。我一听，大师兄怪不得被毛主席说成是敢向权威发难的“小人物”。他的观点太犀利了，贾母确实是封建社会的“宝塔尖”。她是一品夫人，她是贾府的NO1，贾府所有的事情都得她拍板，贾府所有的人，从继承了国公之位的贾赦到最小的丫鬟，都得听贾母的。
那么贾母怎么对待林黛玉的呢？小说里面写，林黛玉进府就看到有人扶着一个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了。她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外祖母。贾母一见到林黛玉就搂到怀里面，心肝儿肉叫着大哭。在整个的《红楼梦》当中，贾母搂着怀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孙子贾宝玉，一个就是她的外孙女林黛玉。而贾母叫心肝儿肉的就只有林黛玉这一个人。不仅叫着心肝儿肉，还要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唯有你母。请听众朋友们注意这个用词，贾母用的词是唯有你母，而不是在三个子女当中最疼你母，太意味深长了。
（选自马瑞芳“喜马拉雅说《红楼梦》”的文稿）
围绕着“老祖宗”
李希凡
（李希凡著作两种：一、《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6月版。）
李希凡1986年写了篇文章——《围绕着“老祖宗”——贾母论》，收在他的文学论文作品集《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中。2017年他又出版了一部文论专著《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他说是与女儿李萌合著的，但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还就是李希凡写的，像《围绕着“老祖宗”》这篇文章，又出现在《传神文笔足千秋》中，只是添减了字数黑了，李希凡的核心观点，没有任何变化！
李希凡评“贾母”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李希凡2017版的《围绕着“老祖宗”》的开篇文字，就是对贾母这一人物形象的总论，其中包括着他就贾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形成的核心观点。
“荣宁贵族之家的'老祖宗’贾母，是一位有着非凡气质和智慧、非常懂得生活和享受的封建家长和贵妇人的典型。她自然不是《红楼梦》中的主角，但却是荣国府生活的主宰。正是在她的慈爱的庇护下，才有了小说中宝玉、黛玉、凤姐、湘云们所生活和成长的环境背景。可以说，《红楼梦》所展现的封建末世贵族生活的厚重的历史画卷，正是围绕着这位'老祖宗’而多姿多彩地渐次展开的。”
听了马瑞芳的故事，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我有了几点感慨——
一、马瑞芳的学术观点没有错，她将贾母与古代中外文学作品中的老妇人进行对比，得出一个结论——“贾母”有别于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是个有“慈爱”之心的老妇人，从这个角度上看，贾母是“古今中外一祖母”，是具有其独特性的，马瑞芳的论证逻辑是自洽的！从李希凡的《贾母论》中，我们也可以见出，李希凡是认同“贾母”是有“慈爱”这一性格特征的，他的文章中白底黑字在那里！
二、李希凡的学术观点则有失偏颇，偏颇就偏颇在他认为分析人物形象必须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析人物形象的第一前提，所以他批评马瑞芳虽然看到了“贾母”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却没有从“阶级斗争”这一意识形态的高度去分析“贾母”的其它方面的性格特征。李希凡提醒马瑞芳要注意人物形象的“阶级性”，当然没有错，错就错在非得提阶级性，并且认为如果不提阶级性，其分析就没有价值。正因为本着这样的逻辑，所以李希凡才会对马瑞芳的学术观点不屑一顾，竟然说出了“什么古今中外一贾母，你的文章里面一点阶级观点都没有”这样的话。
三、李希凡是“吃意识形态饭”的！李希凡1954年向俞平伯先生发难，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他与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与《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称他们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所以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就像两颗“文化原子弹”，使得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遭遇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批评一开始拒绝转载李希凡、蓝翎的论文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等人说：“事情是两上'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其实也并没有风光多少天，他们后来也先后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蓝翎在反右运动开展后即被定为“右派”，李希凡稍微幸运一点，但逃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后，也被定为“破坏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高帽子一大摞！也够他受的！可悲就可悲在于这个李希凡，成也政治投机，苦也苦在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结束之后他仍抱着“意识形态决定人物形象分析”的这个论调去批评年轻的学人马瑞芳，我看这个李希凡真的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否则无法解释！
四、马瑞芳与李希凡分析人物形象的观点之所以相左，其实涉及的就是“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马瑞芳称贾母是“古今中外一祖母”，提及的是人物形象贾母“人性”的一个侧面，贾母的“人性”固然是丰富的，不排除有阶级性的一面，比如，她的养尊处优是封建宗法制度赋予她的，她的锦衣玉食也是通过所谓的阶级剥削使她拥有的，但是如果只从阶级性来分析，就无法解释道观打蘸时贾母批评王熙凤一巴掌将剪灯烛的小道士打得无处藏身的行为，也无法解释贾母对大观园那些小戏子的怜惜。
五、关于“文学作品中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于他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中有许多精彩的评论，值得关注，我选几段与朋友们共赏——
1.所谓审美判断，实际上是指情感判断、人性判断。比如，对于一个“罪犯”，政治家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道德家可以说他是“恶人”、“坏人”；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却站在比政治、道德更高的层面，用悲悯之心去看待这个罪人，用人性的眼睛去审视这个“罪犯”，然后用喜剧、悲剧、荒诞剧等审美形式去把握他描述他。作家超越了政治的是与非，也超越了道德的善与恶，从更高的人性层面来观照世界，这样的文学便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
2. 1948年郭沫若在著名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设置可怕的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把沈从文列入“桃红色”的反动文学，犯了用政治性替代人性的错误判断，打击了一个最了解文学性的现代伟大作家。这一错误，也造成了六七十年来对文学真实性认知的许多偏差。
3.复杂纷繁的人性至少包括动物性、人性和神性，即人性可下坠为动物性，也可上升为神性，心灵则是人性与神性组合的精神存在，它可以驾驭并导引人性来拒绝动物性。
4.韩愈的“文以载道”把文学简单化了，把文学变成一种伦理工具和道德教材。文学恰恰不能设置道德法庭和政治法庭，不可以对文学作政治是否正确的判断，也不可以作善恶分明的道德审判，它只能作审美判断。
老魏最后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人，除了阶级性，还是人性；人物形象分析，因然意识形态的政治道德判断，还有审美判断。
2021年8月18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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