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黄永玉也是美的俘虏》，写于2013年，发表于2013年第8期《读写月报·高中版》。
当年江西省高考语文卷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题材料，选取的就是黄永玉的《平常的沈从文》，我特别欣赏黄永玉的这篇怀人散文，也敬慕沈从文、黄永玉叔侄的人格，于是就选取了“黄永玉也是美的俘虏”这一角度，写下了这篇阅读札记。
黄永玉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走了！
旧文重发，以表对一位间接影响与滋养过自己的作家、画家的敬意！
2023年6月15日 记
黄永玉也是美的俘虏
——由黄永玉的《平常的沈从文》所想到的
一
读2013年江西省的高考语文卷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理解题的材料——黄永玉先生的《平常的沈从文》，其中一段材料令我想起了冯骥才先生的话——“我愿做美的俘虏，真理的士兵和裁判邪恶的法官！”
验之于所有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此言不虚！
《平常的沈从文》中那段文字如下——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我书架上立着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版的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八百页的厚厚的书，内有沈从文先生的《后记》。读《后记》，你就会发现黄永玉先生所写文字，与事实相悖——
“1964年春夏间，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的服装博物馆，因为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印象，多是由中古到17、18世纪的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问是不是也可以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因推荐由我来作。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为从美工组安排得力的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制，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从1964年初夏开始，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于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图版二百幅，说明文字约二十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1964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社的价值意义大多得重新考虑。本书的付印，便自然搁下来了。”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1版第750-751页）
由沈从文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1964年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样稿都已经基本完成，只待沈从文“重作校核删补”即可付印出版。因此黄永玉先生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显然是错误的。
不妨再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附录的《沈从文先生学术年表》加以印证——1970年沈从文先生“只凭回忆把对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备忘。”
沈从文先生于《后记》中也其实也谈及自己1969—1971年于湖北干校劳动时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局、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其后，于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根据沈从文先生的《后记》，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干校劳动期间的确“手边无书籍”，也“无其他资料”，但是他“就记忆所及”，做的其实只是将1964年就已成样稿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也就是说只是做1964年已完成的校稿出版前的“校核删补”工作，并不是如黄永玉先生所说沈先生在双溪干校“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当然如果我们读者将黄永玉先生话中的“完成了”，理解为沈从文于湖北干校劳动期间“完成了”对1964年的校对稿的“校核删补”工作，那倒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让读者引起误解！
但事实上，任何一位读者读黄永玉先生的《平常的沈从文》那段文字，都会觉得黄先生客观上传递给读者的文字信息是什么呢？我想应该都会认为是沈从文于干校劳动期间编著出了二十一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如果黄永玉写的不是怀人的追悼性的文学散文，而是《沈从文传记》，读者会向黄永玉投去什么样的目光？
——一个学术不严谨的老头！
但将黄永玉当作一个画家、作家来看，你不但不会怪罪于黄永玉先生，而且还会觉得可爱！在我而言，即使知道自己受了黄永玉先生的“骗”，仍会觉得这种被骗的滋味很美！
二
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黄永玉先生的《不太像学术报告》一书，你从黄永玉先生于岳麓书院、北京大学等地所作讲座的文字整理记录中，你能读到一个《世说新语》中才会有的魏晋人物般的黄永玉，一个拥有真正的诗人气质、艺术家风神的黄永玉。
“我谈什么呢？因为我没念过书，没有正式学习过，上过学堂，也没有这种上学堂的幸福，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
这是什么样的黄永玉？——充满自信甚至带点自负的黄永玉。
“各位都知道，我只是个学问容量不太大的土罐罐，而且我这个活到八十岁的不正经的老头，很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下说话……怯场是天生的，和脸皮厚薄无关系……今天这么一个庄重局面首先就把我镇住了。不过，我也有小聪明，我事先准备一份稿子，到气氛压得我透不过气时，我就读稿纸。虽然我知道在会上念稿子是最下着的行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黄永玉？——能以自嘲化解压力的率性而又幽默的黄永玉！
人们不禁要问，黄永玉的幽默是出自天性吗？
不，下面的黄永玉的文字会给你答案——
三年时间，我在图书馆了解的古今世界，连课堂的老师也忌惮起来：“黄永玉简直是像在读大学！”并且学着哈姆雷特的口气说：“这个学生到底是'坏’还是'怪’？真是个问题。”
那学校实在好，它宽容了我，也培养了我以后对一切的忍耐和宽容，包括对人，对文化，对活的历史和死去的历史。
从小学会有礼貌地对待庸俗。
从小学会用快乐方式表达憎恨和忍受煎熬。
从小学会韩信接受胯下之辱的积极意义。
为什么三年泡在图书馆里？因为黄永玉在厦门集美初中，留了三次级！他为什么留级？他凭自己的兴趣读书，他数学、物理考试均接近零分，但他却泡在图书馆看他自己愿意读的书。少年的黄永玉就表现出了特立独行，就成了一个老师眼中的“怪才”！正是这种不正常，也正是他的母校集美中学对他的包容（只是让他留级，没劝退他）让他学会了“有礼貌地对待庸俗”“用快乐的方式表达憎恨和忍受煎熬”。
这个黄永玉不但不说自己是异类，反而借我“从小学会有礼貌地对待庸俗”，评判这个世界是一个庸俗的人主宰的世界。如果没有自信，没有个性，没有才情，没有智慧，他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幽默是一份智慧，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能居高临下地俯视庸俗的智慧与姿态！黄永玉不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与幽默大师吗？无怪乎现在人们称他为“可爱的老头”，他称呼自己为什么，他说我是“刁民”！
说到这，人们可能还会问，多少人比黄永玉有个性，但在“文革”时期，不也是照样低下了高贵的头颅，黄永玉为什么没有？——
问：“文革”后期有个黑画展，当时有一张您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当作黑画，认为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蔑视无产阶级专政。您能说一说这件事吗？
黄：那件事完全是冤枉的。有一个人为了讨好江青，到处找材料，香港有本杂志谈到这个问题说，用子弹从黄永玉的身上穿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那时很多人给江青提供子弹，什么《三上桃峰》，“蜗牛”事件等等，《猫头鹰》就让她逮住了……当时让我承认这是攻击社会主义，我说：“我没有想过，领导这么说也没办法，我自己是有不会的。我大老远跑回国，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
回答得多机智！黄永玉的智商有多高！
人们可能还会问，老舍的智商不高吗？老舍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了！傅雷的智商不高吗？傅雷在上海寓所自缢身亡了！是什么让黄永玉支撑了下来？
黄永玉2006年11月于深圳大剧院给人开讲座，与听众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可以见出黄永玉的生命的韧度——
问：黄老，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这样评价英国诗人爱伦堡说：“他世故而又有孩子似的天真，任何形式的教堂都容不下他。”我想问您，这一点您与爱伦堡是不是心意相通，又或者说这一句话本身就是您的自我写照？再一个我觉得像世故和孩子似的天真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不知道您怎么看？谢谢！
黄：我很欣赏爱伦堡这个人，这个人是苏联的大作家，非常聪明的大作家，而且是一个界外人，斯大林特别喜欢他，半夜打电话给他，说，伊里亚（爱伦堡的名）你这个《巴黎的陷落》，为什么只有上本没有下本呢？你应该把它写完。爱伦堡说我得考虑用怎么样的写法，还有点困难。他（斯大林）说，我知道你讲谁了，那些混蛋让我来对付吧！所以他能够继续地写下去，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斯大林饶了他一命。圈子里很多作家没有过得好，他能够把日子过得好，爱伦堡的文笔因为没有受到那种公式化左的影响，所以他写得非常自在，写得很好，人也是很趣的一个人。他到过中国，同聂鲁达等诗人的关系都很好，文章写得很漂亮。至于你说过日子嘛孩子气嘛，是吧？过自己的日子孩子气，过社会的日子当然要世故啦！
好一句“过社会的日子要世故啦”，“世故”可是一个贬义词啊。难道在十年浩劫时期，黄永玉也做了许多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事？绝不可能！这绝不是黄永玉的人品！
读读黄永玉先生的《我画水浒》中的文字吧——
我在“四人帮”垮台后，在毛泽东纪念堂画了一幅大画，27米长9米高，就是纪念堂毛主席坐像背后的那一幅。画完后拿到烟台用毛线织出来，做完这个工作后很多人对我感到有兴趣了，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有位记者来采访我时问道：“你在画这张画时，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已经画了八十多天了，天天画，就想能早一点儿完成它。”他说：“不不不，你画的时候想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想让我说：“我一边画一边想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想一边工作，哪有这种创作方式呢，这会影响工作的。我就说：“很累，很忙，希望早点儿完成任务。东想西想一定要分心，我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愿意把这幅画画好。这其实是个开心的过程，谁还顾得上想谁呢？再说这也不合常情，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想什么任务，想什么神圣的东西的。”
给毛主席纪念堂画画，这是多高的政治荣誉，是多大的政治信任，可黄永玉就是不根据记者的暗示配合宣传与作秀，多可爱的黄永玉！
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只配出现于《世说新语》？
三
沈从文在湖北的双溪过着被侮辱的“凄苦极了”的生活，竟然于信中向黄永玉能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这不难理解，谁叫他是受徐志摩、胡适、郁达夫欣赏、肯定与提携过的沈从文，那些人可都是将“美”置于一切之上的诗人啊！
谁叫沈从文是在给初恋情人、未来的妻子张兆和的情书中能如下那样美丽的文字的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读《从文自传》，我们可以从中读到沈从文1923年（沈从文时年21岁）给湘西军阀陈渠珍做书记官时的生活情景。沈从文为陈渠珍管理收藏着“四五个大楠木橱柜”的“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文”及“一部《四部丛刊》。沈从文这样形容这些物件对他的影响——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转引自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花花朵朵坛坛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第7页。）
读上面的文字，我们明白对“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沈从文是持“鉴赏”的态度的。何谓“鉴赏”的态度？“鉴赏”的态度，就是审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沈从文于湖北干校非人的岁月中，仍然能有闲情逸致见出“自然现象”的美，能心境从容地见出“万顷荷花”的美；正因为如此，当沈从文割腕自杀未遂被分配至故宫陈列组为文物贴标签、做讲解甚至打扫女厕所时，他仍能从地狱中望见美的星辰。故宫那一件件文物中“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在沈从文的眼中，成了美神对他顾盼生情的光芒，沈从文割腕自杀未遂，的确是死去了一回的人了，但他又活过来了，因为他在与故宫的那些散发着文化的美丽光芒的一件件文物的对视中，获得了拯救！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沈从文对日本人所说的好句话：“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是啊，写小说时的沈从文，是将小说中的翠翠等人物当作美神来供奉的，就像他仰望张兆和一样！
黄永玉也真是了解他的表叔沈从文的人，正因为如此，黄永玉才会如此感叹他的表叔沈从文所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好一个唯美主义的沈从文。
这又让我想起了黄永玉答听众问时，对他干校生活追忆的文字——
问：今天见到您的第一感觉特别亲切，您身上有种很鲜明的湖南人特征——尖锐、不屈不挠、机智。您的作品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一首诗歌《老婆啊！你别哭》，想请您谈一下创作这首诗时候的一些感受。
黄：“文革”时期下乡劳动三年。我还算是想得开的人，身不由己，难过也没有。我们每天劳动扛着锄头、箩筐，走十六里，晚上劳动完再走十六里回来，天天三十二里。我那时才四十多岁，还不要紧，有的老人家像李苦禅已经七十多岁了，真可怜，让人哀怨欲绝。尤其是快到村庄时，要过一个大的木头板桥，全是灰尘。我们这边要表示昂扬之气，要唱着歌回去，那边赶羊的赶着羊往这边走，羊咩咩地叫，我们唱着歌，我觉得太好笑、太有意思了。我每天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干两件事；一件是看《辞海》，那时什么书都不能带，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把《辞海》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半，把眼睛也看坏了；另外就是写诗，写旧诗、写词，也写白话诗。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除了别哭之外还能有什么安慰呢？讲天、讲地、讲未来怎么好，鼓励他们。实际我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好一句“我觉得太好笑，太有意思了！”“丑”，也成了黄永玉的审美对象，好一个黄永玉！
沈从文是“美的俘虏”，黄永玉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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