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阅读。面对书报上的小字，我已经看不清楚，借助一个放大镜，我每天都读很多东西，掌握许多信息，学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最近我集中时间阅读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64级学友五十年岁月回眸《岁月钩沉》和新闻系65级编采班校友文集《春华秋实五十年》，心里产生了许多感慨，不仅为同学们的成长进步和所取得的成绩，对祖国做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为一些同学毕业后的遭遇和不幸感到难过。
大学毕业以后，多数同学都留在内陆，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我却远离故土，到了“边疆”，从此天各一方，音讯不多。跟我有通讯联系的，数来数去，超不过10人。觉得大家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片土地上，各人忙各人的，都会过得不错。现在读了一些同学的回忆文章，对他们遭遇到的不公和不幸，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伤感、压抑的情绪。我知道，多数同学大学毕业以后，都去了农场、部队和基层锻炼，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这对一个青年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有一些同学，却不能简单地用“锻炼”二字来解释，伐木的伐木，当搬运工的当搬运工，拖拉多年，也不给安排个跟专业对口的工作，这能说是正常意义上的考验和锻炼吗？
对于我自己，应该说是幸运的。回想毕业时来宁夏的情景，心里感到的是温暖，要说的话是感激。脑海里有许多珍贵的记忆，就像树上飘落下来的五色花瓣，撒落在不同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也没有枯萎消失，今天重新捡拾起来，仍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闪耀着美丽的光华。
大家知道，在我们以前，新闻系招收的学生有59级、60级和64级。我记得65年考入广院新闻系，最早接触的一本刊物是《广播业务》。有一期刊物报道了59级学生开学典礼的盛况，其中有个叫张梅荣的女生，代表新闻系全体学生发言。她的发言表达了喜悦之情和好好学习的决心，更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我读了很是激动。1970年毕业，分配到宁夏电台的只有陈广寿和我。八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背着行李，冒着中雨找到了后来才知道被人戏称为“车马大店”的电台台址。进了大门，门房的上海支宁老人翁绍德，叫陈广寿我俩放下行李，等等人事处的张梅荣，开完了全市大会，她就回来了。我忽然想起59级开学典礼上发言的张梅荣，会不会是给我们报到的这个张梅荣呢？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雨停了，斜阳照亮了“车马大店”，两排灰砖和泥土筑成的小平房，让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亲切感。这时，一位留短发、个儿不高的中年女同志推门进来，见了我们，她喜笑颜开：“你们俩是刚从北京广播学院分配来的吧？”我们点头称是。她接着说：“好，现在到我办公室去报到！”说完，她领着我们走到里院北头的一间房子，接收了我俩的派遣单和户口介绍信，告诉我们明天到编辑部上班，并且通知财务科，给我们发当月的工资。
那天下班以前，宁夏广播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孙占友，给我们在电台附近的“光华巷”安排了宿舍。我们住的宿舍，也跟“车马大店”的房子一样，砖土结构，黄泥抹的屋顶。当时的住房紧张，我们宿舍里还住着两位早年从其他大学分配来的学生。一位戴眼镜的四川人，风趣幽默，说一口婉转的鸟语；一位不戴眼镜的湖北人，粗嗓大舌头，总是哇啦哇啦东拉西扯。有一天，我向这位湖北人打听张梅荣的情况，他说：“张梅荣是你的校友，他的丈夫也是你的校友，叫李涌泽。”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觉得像张梅荣那样风光的人物都到了宁夏，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毕业生，到这里来工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开始上班那天，我跟陈广寿一前一后走进了编辑部，两位编辑部主任——从中央电台来的、蒙古族人跋延和从上海解放日报来的沈尔厘，在向我们表示欢迎之余，还热情地介绍了几位在座的校友。从这天我开始得知，宁夏称得上是广院毕业生的“收留所”，不敢说这里接收的毕业生在全国最多，但却可以说是密度最大的。1963年，59级新闻系的毕业生来了12个人；1964年，60级新闻系毕业生又来了10人，无线电系分配来的毕业生，也有很多。
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新闻系59级毕业生、宁夏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罗大芬，给我谈起他们来宁夏时的情况。1963年四五月份，他在学院听了一个报告会。宁夏台编辑部主任跋延，代表广播局给他们作了一个支援大西北的报告。跋延详细介绍了宁夏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情况，让即将毕业的学生长了见识。跋延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讲话喜欢逗笑，他风趣地跟同学们说：宁夏是个好地方，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得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不仅感到好奇，而且心里产生了深深的向往。听完报告会，同学们纷纷给院党委写决心书，表达支援西北建设的愿望，院领导根据同学们的实际情况，批准了家住北京、福建、广东、湖南、河南和陕西的12位同学，毕业到宁夏工作。这12个毕业生来到宁夏银川以后，有5人分配到了宁夏日报，另7人分配到了宁夏人民广播电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吃苦耐劳，勇挑重担，以扎实的专业知识，宣传宁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受党和群众欢迎的好记者、好编辑，成为宁夏新闻战线的一批优秀人才。
置身于校友们中间，让我感到好像自己并没有离开熟悉的同学，只是眼前换了一副副新的面孔而已。一度失落的心里很快平复起来。更让我难忘的是，同其他班级校友的一次次意外的相逢，不仅消除了我的失落情绪，精神上还得到了满足和惊喜。当年秋天，我到离银川不远的电台八里桥收讯台办事，进了大院，去了一间办公室，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坐在屋子里的年轻人，一位是64无线系的张纪山，另一位是常学奇。他俩刚从院子外头稻田中间的小水沟里，捞回了半盆小鲫鱼。见了我，他俩也很吃惊。我问他们在这里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挺好，每逢有朋友来拜访，他们就到水沟里捞点鱼，炖了招待客人。接着他们话锋一转，问我说：“你怎么也来啦？”我说：“你们都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呢！”
还有一次，我到六盘山脚下的隆德县采访，走在县城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听见马路旁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开始播送本县新闻。我觉得那女播音员的声音，怎么那么像当年广院“红三军”广播站的声音呢？跑到县广播站，进了一个房间，看到的是65播的吴善宝和64编的苏狱光。她俩见了我也是满脸的惊讶，好像说：你怎么也到宁夏来啦！在那里我才知道，吴善宝和张纪山是两口子，他们俩的胖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上前抱起了胖儿子，逗着孩子玩，听他咯咯地笑。
当时，隆德县委和政府的领导，把从广院要来两个大学生当作自己的政绩和荣耀；县广播站的领导，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很关心照顾，使她们两个都感到舒心和快乐。自治区广播局的领导，更加爱惜人才，知道吴善宝和苏狱光的情况，很快把她俩调到区上来工作，一个安排到电台当播音员，让张纪山夫妻团圆；一个安排到电视台当记者，让苏狱光实现了扛摄像机的愿望。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来了就信任，来了就使用，似乎是宁夏各级领导的一个传统和习惯。对每年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毕业生，无论是分配到县里还是省城，几乎全都是直接对口就业，按政策发给工资，安排合适的住房，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让他们心情愉快、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记得我开始上班的时候，编辑部主任跋延给我安排了一个老师——广院新闻系60级毕业生闫毓棠。他是山东栖霞县人，自己一人在宁夏，妻子儿女仍留在山东农村。他的脾气很好，性格沉静温和，同人谈话的时候，他会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遇到高兴的事情，总是嘻嘻地笑，而一个人独坐，又会眯起眼睛望着燃烧的烟头，在袅袅的烟雾里沉思默想。他说一口胶东半岛味的普通话，吐字发音常常不准，非常招笑。有一次看解放军阅兵式，望着行进的队伍，他不由自主地赞叹：“金井池啊（真整齐啊）！”让我偷偷笑了好一阵子。闫毓棠写得一手遒劲的钢笔字。每次采访完，他都跟我商量该如何写稿，然后亲自动手，写消息，写通讯，誊写完毕后又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有时，他让我独立地采访，独立地写稿，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就耐心地帮我修改，教给我写稿的经验，使我很快就熟悉了消息和通讯的写作，一年后我就独立工作了。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原因，总会发生一些让人郁闷伤感的事情，受到伤害最严重的，就是我的校友和老师闫毓棠。有一年冬天，他到电台医务室看病，发现医生的办公桌上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他说欧洲人从前就拿这种羽毛写字，于是他蘸了点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俄文单词。有人在俄文里看出了“问题”，汇报给了军管组，军管组就把闫毓棠送到了电视台，进行隔离审查。查了一个月，查不出问题，不明不白地把他放了回来，使他一度情绪低落，精神状态很差。面对闫毓棠的遭遇，校友们之间重情重义，坦诚相助。分配到宁夏日报的59级学生，就是张梅荣的丈夫李涌泽，跟报社的其他领导共同决定，把闫毓棠调到了报社，并且安排他到永宁县李俊公社协助社领导工作。这个公社的领导，十分关心闫毓棠的生活，又把他的妻子儿女从山东老家迁过来，在李俊公社安家落户，全家人终于在宁夏实现了团圆。两年以后，闫毓棠结束了在李俊的工作，报社领导又给他安排了住房，全家人随之迁往银川。又过了几年，根据闫毓棠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业绩，报社党组织又提拔闫毓棠担任了宁夏日报的副总编辑。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校友们中间广泛传扬的一段佳话。64级无线系毕业生常学奇，来宁夏电台工作五六年了，一直找不上一个合适的对象，大家都为他感到着急。闫毓棠两口子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婚事。他们的女儿来到李俊公社后，在一个叫位团小学的学校念书。她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山东荣成的姑娘。有一天，闫毓棠爱人向女儿了解老师的情况，女儿说：“俺们老师姓于，说的话跟我们说的是一样一样的。”他的爱人感到好奇，就嘱咐女儿请老师到家里来玩，女儿把妈妈的话讲给了老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于老师没有想到，闫毓棠的爱人等不及了，还没等到她去家访，学生的妈妈自己来到学校，看望老师来了。见了面，谈得很开心，闫毓棠的爱人觉得这姑娘各方面都不错，介绍给常学奇比较合适。回家一商量，决定安排两个人见面。千里姻缘一线牵。两人见面后，都觉得对方不错，心里都很满意。于是，满怀喜悦的闫毓棠两口子，在银川给常学奇操办了婚事，广播局的领导，立即在电台家属院“光华巷”给他们安排了新房。
我是个爱想事的人，我的脑子总也安静不下来。我常常陷入沉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配到宁夏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身在边远落后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能吃苦，为什么取得了这么大的业绩？他们多数人都走上了处和处以上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了名记者、名编辑，获得了正高职称。这个事实，是人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想来想去，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给了他们扎根宁夏的勇气，给了他们献身精神和劳动的热情。他们不仅对宁夏产生了深深的依恋，而且有了归属感。他们把第二故乡，当成了第一故乡，他们要为党争气，为人民争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献了青春献子孙，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在宁夏的宣传事业，释放在宁夏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上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别人进步我进步，别人发展我也发展。人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说，这里的世界也不赖。在我们这些广院老人的感召和引领下，一批又一批广院（传媒大学）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来到了广播电视台，接了我们的班，像我们一样正在献身于党的宣传事业。不过，他们走进的，可不是当年的“车马大店”，而是一座座具有现代设施和装备的广播电视大楼。
时间的脚步，总是走得匆匆忙忙，任谁都拿它没有办法。从广播学院59级到65级新闻系、无线系毕业的大学生，都由风华青年变成了白发老人。有几位校友贡献了毕生精力，已经与世长辞，长眠在这片黄土地上。有的校友叶落归根，重回自己的故乡，有的出国定居或转往外地，开始新的生活。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在银川颐养天年。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何亮亮，曾经到访过宁夏。他在新闻节目中说：“银川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我理解，他所说的“现代化”，并不是单纯地指这里的马路宽阔，交通畅达，高楼林立，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主要是指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展现出来的现代文明：绿地占有很高比例，小微公园建在社区，人工开挖的近百米宽的艾伊河环绕全城，两岸飘荡着花草的芳香和浓浓的诗意。大面积的森林是银川之肺在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被人说成是银川的灵魂、眼睛和旅游的胜地。这个因水而文明、因水而著称的千年古城，优美，清新，宜居，引得四方的青年正悄悄地向这里汇聚。留在这个城市的广院毕业生，也跟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校友们一样，有的贡献余热，有的哄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闲着没事的时候，哼上两句最美不过夕阳红这首叫人喜欢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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