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阅读。面对书报上的小字,我已经看不清楚,借助一个放大镜,我每天都读很多东西,掌握许多信息,学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最近我集中时间阅读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64级学友五十年岁月回眸《岁月钩沉》和新闻系65级编采班校友文集《春华秋实五十年》,心里产生了许多感慨,不仅为同学们的成长进步和所取得的成绩,对祖国做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为一些同学毕业后的遭遇和不幸感到难过。
大学毕业以后,多数同学都留在内陆,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我却远离故土,到了“边疆”,从此天各一方,音讯不多。跟我有通讯联系的,数来数去,超不过10人。觉得大家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片土地上,各人忙各人的,都会过得不错。现在读了一些同学的回忆文章,对他们遭遇到的不公和不幸,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伤感、压抑的情绪。我知道,多数同学大学毕业以后,都去了农场、部队和基层锻炼,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这对一个青年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有一些同学,却不能简单地用“锻炼”二字来解释,伐木的伐木,当搬运工的当搬运工,拖拉多年,也不给安排个跟专业对口的工作,这能说是正常意义上的考验和锻炼吗?
对于我自己,应该说是幸运的。回想毕业时来宁夏的情景,心里感到的是温暖,要说的话是感激。脑海里有许多珍贵的记忆,就像树上飘落下来的五色花瓣,撒落在不同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也没有枯萎消失,今天重新捡拾起来,仍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闪耀着美丽的光华。
大家知道,在我们以前,新闻系招收的学生有59级、60级和64级。我记得65年考入广院新闻系,最早接触的一本刊物是《广播业务》。有一期刊物报道了59级学生开学典礼的盛况,其中有个叫张梅荣的女生,代表新闻系全体学生发言。她的发言表达了喜悦之情和好好学习的决心,更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我读了很是激动。1970年毕业,分配到宁夏电台的只有陈广寿和我。八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背着行李,冒着中雨找到了后来才知道被人戏称为“车马大店”的电台台址。进了大门,门房的上海支宁老人翁绍德,叫陈广寿我俩放下行李,等等人事处的张梅荣,开完了全市大会,她就回来了。我忽然想起59级开学典礼上发言的张梅荣,会不会是给我们报到的这个张梅荣呢?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雨停了,斜阳照亮了“车马大店”,两排灰砖和泥土筑成的小平房,让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亲切感。这时,一位留短发、个儿不高的中年女同志推门进来,见了我们,她喜笑颜开:“你们俩是刚从北京广播学院分配来的吧?”我们点头称是。她接着说:“好,现在到我办公室去报到!”说完,她领着我们走到里院北头的一间房子,接收了我俩的派遣单和户口介绍信,告诉我们明天到编辑部上班,并且通知财务科,给我们发当月的工资。
那天下班以前,宁夏广播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孙占友,给我们在电台附近的“光华巷”安排了宿舍。我们住的宿舍,也跟“车马大店”的房子一样,砖土结构,黄泥抹的屋顶。当时的住房紧张,我们宿舍里还住着两位早年从其他大学分配来的学生。一位戴眼镜的四川人,风趣幽默,说一口婉转的鸟语;一位不戴眼镜的湖北人,粗嗓大舌头,总是哇啦哇啦东拉西扯。有一天,我向这位湖北人打听张梅荣的情况,他说:“张梅荣是你的校友,他的丈夫也是你的校友,叫李涌泽。”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觉得像张梅荣那样风光的人物都到了宁夏,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毕业生,到这里来工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开始上班那天,我跟陈广寿一前一后走进了编辑部,两位编辑部主任——从中央电台来的、蒙古族人跋延和从上海解放日报来的沈尔厘,在向我们表示欢迎之余,还热情地介绍了几位在座的校友。从这天我开始得知,宁夏称得上是广院毕业生的“收留所”,不敢说这里接收的毕业生在全国最多,但却可以说是密度最大的。1963年,59级新闻系的毕业生来了12个人;1964年,60级新闻系毕业生又来了10人,无线电系分配来的毕业生,也有很多。
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新闻系59级毕业生、宁夏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罗大芬,给我谈起他们来宁夏时的情况。1963年四五月份,他在学院听了一个报告会。宁夏台编辑部主任跋延,代表广播局给他们作了一个支援大西北的报告。跋延详细介绍了宁夏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情况,让即将毕业的学生长了见识。跋延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讲话喜欢逗笑,他风趣地跟同学们说:宁夏是个好地方,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得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不仅感到好奇,而且心里产生了深深的向往。听完报告会,同学们纷纷给院党委写决心书,表达支援西北建设的愿望,院领导根据同学们的实际情况,批准了家住北京、福建、广东、湖南、河南和陕西的12位同学,毕业到宁夏工作。这12个毕业生来到宁夏银川以后,有5人分配到了宁夏日报,另7人分配到了宁夏人民广播电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吃苦耐劳,勇挑重担,以扎实的专业知识,宣传宁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受党和群众欢迎的好记者、好编辑,成为宁夏新闻战线的一批优秀人才。
置身于校友们中间,让我感到好像自己并没有离开熟悉的同学,只是眼前换了一副副新的面孔而已。一度失落的心里很快平复起来。更让我难忘的是,同其他班级校友的一次次意外的相逢,不仅消除了我的失落情绪,精神上还得到了满足和惊喜。当年秋天,我到离银川不远的电台八里桥收讯台办事,进了大院,去了一间办公室,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坐在屋子里的年轻人,一位是64无线系的张纪山,另一位是常学奇。他俩刚从院子外头稻田中间的小水沟里,捞回了半盆小鲫鱼。见了我,他俩也很吃惊。我问他们在这里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挺好,每逢有朋友来拜访,他们就到水沟里捞点鱼,炖了招待客人。接着他们话锋一转,问我说:“你怎么也来啦?”我说:“你们都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呢!”
还有一次,我到六盘山脚下的隆德县采访,走在县城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听见马路旁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开始播送本县新闻。我觉得那女播音员的声音,怎么那么像当年广院“红三军”广播站的声音呢?跑到县广播站,进了一个房间,看到的是65播的吴善宝和64编的苏狱光。她俩见了我也是满脸的惊讶,好像说:你怎么也到宁夏来啦!在那里我才知道,吴善宝和张纪山是两口子,他们俩的胖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上前抱起了胖儿子,逗着孩子玩,听他咯咯地笑。
当时,隆德县委和政府的领导,把从广院要来两个大学生当作自己的政绩和荣耀;县广播站的领导,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很关心照顾,使她们两个都感到舒心和快乐。自治区广播局的领导,更加爱惜人才,知道吴善宝和苏狱光的情况,很快把她俩调到区上来工作,一个安排到电台当播音员,让张纪山夫妻团圆;一个安排到电视台当记者,让苏狱光实现了扛摄像机的愿望。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来了就信任,来了就使用,似乎是宁夏各级领导的一个传统和习惯。对每年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毕业生,无论是分配到县里还是省城,几乎全都是直接对口就业,按政策发给工资,安排合适的住房,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让他们心情愉快、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记得我开始上班的时候,编辑部主任跋延给我安排了一个老师——广院新闻系60级毕业生闫毓棠。他是山东栖霞县人,自己一人在宁夏,妻子儿女仍留在山东农村。他的脾气很好,性格沉静温和,同人谈话的时候,他会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遇到高兴的事情,总是嘻嘻地笑,而一个人独坐,又会眯起眼睛望着燃烧的烟头,在袅袅的烟雾里沉思默想。他说一口胶东半岛味的普通话,吐字发音常常不准,非常招笑。有一次看解放军阅兵式,望着行进的队伍,他不由自主地赞叹:“金井池啊(真整齐啊)!”让我偷偷笑了好一阵子。闫毓棠写得一手遒劲的钢笔字。每次采访完,他都跟我商量该如何写稿,然后亲自动手,写消息,写通讯,誊写完毕后又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有时,他让我独立地采访,独立地写稿,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就耐心地帮我修改,教给我写稿的经验,使我很快就熟悉了消息和通讯的写作,一年后我就独立工作了。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原因,总会发生一些让人郁闷伤感的事情,受到伤害最严重的,就是我的校友和老师闫毓棠。有一年冬天,他到电台医务室看病,发现医生的办公桌上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他说欧洲人从前就拿这种羽毛写字,于是他蘸了点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俄文单词。有人在俄文里看出了“问题”,汇报给了军管组,军管组就把闫毓棠送到了电视台,进行隔离审查。查了一个月,查不出问题,不明不白地把他放了回来,使他一度情绪低落,精神状态很差。面对闫毓棠的遭遇,校友们之间重情重义,坦诚相助。分配到宁夏日报的59级学生,就是张梅荣的丈夫李涌泽,跟报社的其他领导共同决定,把闫毓棠调到了报社,并且安排他到永宁县李俊公社协助社领导工作。这个公社的领导,十分关心闫毓棠的生活,又把他的妻子儿女从山东老家迁过来,在李俊公社安家落户,全家人终于在宁夏实现了团圆。两年以后,闫毓棠结束了在李俊的工作,报社领导又给他安排了住房,全家人随之迁往银川。又过了几年,根据闫毓棠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业绩,报社党组织又提拔闫毓棠担任了宁夏日报的副总编辑。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校友们中间广泛传扬的一段佳话。64级无线系毕业生常学奇,来宁夏电台工作五六年了,一直找不上一个合适的对象,大家都为他感到着急。闫毓棠两口子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婚事。他们的女儿来到李俊公社后,在一个叫位团小学的学校念书。她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山东荣成的姑娘。有一天,闫毓棠爱人向女儿了解老师的情况,女儿说:“俺们老师姓于,说的话跟我们说的是一样一样的。”他的爱人感到好奇,就嘱咐女儿请老师到家里来玩,女儿把妈妈的话讲给了老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于老师没有想到,闫毓棠的爱人等不及了,还没等到她去家访,学生的妈妈自己来到学校,看望老师来了。见了面,谈得很开心,闫毓棠的爱人觉得这姑娘各方面都不错,介绍给常学奇比较合适。回家一商量,决定安排两个人见面。千里姻缘一线牵。两人见面后,都觉得对方不错,心里都很满意。于是,满怀喜悦的闫毓棠两口子,在银川给常学奇操办了婚事,广播局的领导,立即在电台家属院“光华巷”给他们安排了新房。
我是个爱想事的人,我的脑子总也安静不下来。我常常陷入沉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配到宁夏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身在边远落后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能吃苦,为什么取得了这么大的业绩?他们多数人都走上了处和处以上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了名记者、名编辑,获得了正高职称。这个事实,是人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想来想去,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给了他们扎根宁夏的勇气,给了他们献身精神和劳动的热情。他们不仅对宁夏产生了深深的依恋,而且有了归属感。他们把第二故乡,当成了第一故乡,他们要为党争气,为人民争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献了青春献子孙,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在宁夏的宣传事业,释放在宁夏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上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别人进步我进步,别人发展我也发展。人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说,这里的世界也不赖。在我们这些广院老人的感召和引领下,一批又一批广院(传媒大学)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来到了广播电视台,接了我们的班,像我们一样正在献身于党的宣传事业。不过,他们走进的,可不是当年的“车马大店”,而是一座座具有现代设施和装备的广播电视大楼。
时间的脚步,总是走得匆匆忙忙,任谁都拿它没有办法。从广播学院59级到65级新闻系、无线系毕业的大学生,都由风华青年变成了白发老人。有几位校友贡献了毕生精力,已经与世长辞,长眠在这片黄土地上。有的校友叶落归根,重回自己的故乡,有的出国定居或转往外地,开始新的生活。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在银川颐养天年。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何亮亮,曾经到访过宁夏。他在新闻节目中说:“银川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我理解,他所说的“现代化”,并不是单纯地指这里的马路宽阔,交通畅达,高楼林立,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主要是指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展现出来的现代文明:绿地占有很高比例,小微公园建在社区,人工开挖的近百米宽的艾伊河环绕全城,两岸飘荡着花草的芳香和浓浓的诗意。大面积的森林是银川之肺在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被人说成是银川的灵魂、眼睛和旅游的胜地。这个因水而文明、因水而著称的千年古城,优美,清新,宜居,引得四方的青年正悄悄地向这里汇聚。留在这个城市的广院毕业生,也跟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校友们一样,有的贡献余热,有的哄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闲着没事的时候,哼上两句最美不过夕阳红这首叫人喜欢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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