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录了希腊人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同胞时的情节：“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自己的主人甚于你的臣民畏惧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条文始终如一。”
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对法律的敬畏与尊重，他们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同样体现在竞技领域，随着竞技的发展，竞技立法出现了。
一、竞技立法经历了一个由竞技习惯到竞技规则再到竞技立法的过程
体育运动是雅典人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寄托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
竞技在刚刚出现时，也许是人们的一种习惯，人们习惯于怎样的比赛方式，如何比赛，这种习惯是不成文的，可以称之为习惯法。逐渐地，这些习惯发展成了规则，人们制定规则来规范比赛，不成文的习惯演变成为成文的规定。
伴随着雅典体育运动的发展，简单的规则不足以规范竞技比赛、解答竞赛中出现的相关问题，那么，竞技立法诞生了。
二、在竞技立法中，梭伦所做的贡献可谓震古铄今
卓尔不群的立法思想和身体力行的立法实践展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亚里士多德评价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来拯救国家。
他通过基伦暴动注意到了竞技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故其立法关注贵族竞技，通过给贵族更多的公民关注来达到团结贵族的作用。梭伦编纂了一部法典允许奖励雅典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发放500德拉克马,科林斯地峡运动会的胜利者发放100德拉克马。”
这种立法措施予以氏族贵族与新兴工商业贵族同等奖励，有助于从法律上摆脱竞技的贵族性和私人性。
换句话说，在雅典，梭伦通过官方的力量确立起为雅典在奥林匹克比赛和地峡运动会中的获胜者提供有价值的奖励的法律制度，使运动员的胜利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并且使平民（指的是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和贵族在竞技赛会上的胜利在法律上一视同仁，这就打破了贵族参赛的私人性质，团结了更多的中产阶层为城邦而参赛，增加了城邦公民的集体荣誉感。
此外，梭伦还制定了限制奢华的立法，“旨在限制有经济能力的旧贵族通过仪式展示个人财富和地位来扩大政治声望，打破旧贵族世袭的宗教职位，削弱其政治影响力。从梭伦开始，城邦的公共节日花费不再由个人开支，而由城邦集体出资，表达了梭伦要直接控制当时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宗教权力的理想。”
如果给梭伦的体育立法一个全面合理的定性，笔者认为，他旨在维护城邦的立法权威，促进雅典人生活各方面的和谐，从而更好的控制管理城邦。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就有必要让竞技生活民主化、法制化。梭伦的行为是对竞技的一次公民性回应：雅典国家的、公民集体的荣誉更甚于奖品本身和贵族自身的荣耀。
在这一政治不稳定的时期，梭伦的竞技立法——包括竞技奖励立法和可能涉及到运动活动的道德方面的立法（他制定了一些道德化的法律来关注奴隶，鸡奸和与竞技相关的活动）——为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公民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与竞技相关的内容以法律文书来呈现，公民既可参与体育竞赛，又可参与体育法典的编纂，梭伦通过立法途径将公民的体育热情与政治热情相联结。
同时，体育立法本身使竞技传递出的政治效忠开始由贵族部落集团转向城邦，这种政治效忠逐渐演变成一种竞技精神和政治认同感——公民从事体育竞赛不是为私人或权贵服务，而是为城邦服务、为国家赢得荣耀的。梭伦的立法将这种竞技精神和国家情感融入到法律中并以条文的形式固定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邦公民的竞技理念，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尽管不是改革的中心，梭伦的体育法令还是被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法令中传递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后人建设强大、民主城邦的积极性。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在以后的雅典，体育法令是否被严格的执行，但这种法律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雅典人心中。
三、在随后的雅典竞技历史中，竞技立法显得颇为重要
在公元前5世纪，体育已经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竞技赛会的优胜者享有更多的殊荣和特权。
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民大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泛希腊赛会优胜者可终生享受免费公餐：“那些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地峡或尼米亚赛会赢得优胜的公民将在市政厅终生享受免费公餐，并享受其他荣誉。那些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地峡或尼米亚赛会赢得驷马战车和赛会优胜的公民也将在市政厅终生享受免费公餐。”
迪奥多罗关于公元前479到公元前478年赛事记载中指出，雅典政府在凯拉米克斯修建了埋葬希波战争中死者的坟墓，并且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创建了为纪念战争亡灵的葬礼竞技会。这种为最高形式的竞技英雄——战死者加冕的荣誉并非形式上的，而是有法律保障的。雅典人通过立法规定：战争死者通过公共资金进行埋葬，为他们举行盛大的葬礼，给予了这些死者很高的荣誉。
这些法律的出台显然与当时竞技和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运动员在获得泛希腊赛会之后身价倍增，并出席各种大型场合，参加各项公共活动，比如他们作为嘉宾出席音乐厅的音乐会、剧场的悲喜剧，并获得高额的出场费，成为闪耀的体育明星，为国家而奋斗的竞技精神更是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法律的保障。
雅典人崇尚体育、热爱祖国的拼搏进取精神已深深融入到法律精神和民主制度中，成为城邦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四、伴随着竞技的大众化和专业化，竞技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暴露无遗
体育场馆中人员成分复杂，容易引发各种社会和道德问题，男同性恋在雅典是极为盛行的，体育馆成为男同性恋的诱发地之一。
古希腊文化中非常推崇人体美，运动员裸体训练，不少人出入体育馆，除了运动健身，还带有交友、欣赏爱慕的美少年身体的目的。一些不检点的教练，利用职务之便，与学员发生不正当暧昧关系。柏拉图在《吕西斯》中描述，当时一所私营摔跤学校中，希波塔利斯就是美少年吕西斯的爱慕者。
《会饮篇》中讲述政治家亚西比德对大哲人苏格拉底仰慕至极，“后来我建议他与我一起训练，希望能有所进展，他于是多次与我训练和摔跤，且当时无人在场，但情况依旧，我仍然无法取得进展。”
雅典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和平》中同样提到了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然而，没有人看到我被成功所陶醉而常常光顾摔跤场来诱惑年轻人，而是带着我的所有道具直接回家。”这位喜剧诗人感叹，新式教育导致世风日下，已将往昔质朴清纯的风气涤荡殆尽。
五、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良现象的发生
为加强体育场馆的管理，净化体育场馆的社会风气，为人们的身心娱乐提供一个优雅的环境，有关体育场馆的立法亦随之出台。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埃斯基尼斯在《反对提马科斯》的法庭答辩词中曾提到梭伦制定的体育馆立法：“少年的老师们日出前禁止开馆，日落前闭馆。当少年们在馆内时，比其年长之人禁止入内，不服从规定擅自闯入者应被处死。体育馆馆长不允许任何超过年龄限定的人参加赫尔墨斯节，如不执行，纵容包庇超龄者将受到自由民伤害法的制裁。”
该立法旨在将体育馆的教学活动限制在政府和法律可监督的环境中，为未成年人教育营造良好环境，避免成年人对青年造成不良影响。
立法虽然严苛，执行力度在雅典后期也无从可考，但随着竞技的发展，这种立法是十分必要的，它具有一定的法律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良现象的发生。
泛雅典娜节是雅典人最具影响力的盛会，该节的奖品橄榄油通常来自于神圣的橄榄树，这些橄榄树的种植范围遍布包括雅典在内的整个阿提卡半岛，是城邦的公共财产，在最高法院的保护之下。城邦早期，破坏这些树的人要处以死刑。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为了保护圣油而精心制作了一个程序：执政官在他执政的第一年负责收集油并运往卫城由司库进行管理，在四年一度的大泛雅典娜节举行的时候，他们将这些油分发到比赛行政长官的手中，行政长官再负责分发给胜利者。
综上所述，竞技的发展推动了相关立法的不断发展完善，竞技立法以国家权力为竞技优胜者做出法律保障，给竞技秩序破坏者以应有处分，净化了竞技风气，规范了竞赛秩序。与竞技相关的竞赛奖品管理法也随之出台，竞技立法的内容逐渐丰富和完善。竞技立法促进了雅典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律观念的增强。
参考文献：
田亦娟《古代雅典竞技发展与民主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
范益思、丁忠元《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何元国《荷马社会中的体育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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