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末的某一天，查尔斯·曼森正在听《The Beatles》—— 当时大部分人叫做“白色专辑”——并决定要发动终极计划“Helter Skelter”(此专辑中一首歌曲名)。一名摇滚歌手关于英国游乐园里过山车的歌曲，竟引发了一场美国的恐怖暴乱，而这场暴乱的发起者、恐怖的侩子手们包括：一名女艺术家、一名女理发师、一名咖啡店的女继承人和其他几名无知者。为什么有人会想到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杀戮? 这起恐怖事件所引发的疑问却不仅如此。这首专辑中有约翰·列侬献给母亲朱莉的精美的巴萨诺瓦民谣，有保罗·麦卡特尼关于诺埃尔·柯沃德虔诚的祝祷，有乔治·哈里森对英国一盒巧克力中的多种多样莫名的欢喜，更有对具体音乐长达九分钟的颂词。为什么听着这样的音乐，查尔斯·曼森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幻觉呢？为什么他会听与他内心情感完全相左的音乐？
答案简单而可悲：每个人均是如此。艺术家和一些作品一旦出名，每个人都会关注他们，想尽可能地了解他们。所有的共鸣，自然的感情以及“我是否真的与此情感想通”便在无所不在的引力下消失的无影无终。这些艺术家们，既是是这类关注下的受益人亦是受害者，被如此强烈的关注所吓到也并不意外。在成名不久之后，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录制了他臭名昭著的唱片《SelfPortrait》，想换个角度向他的崇拜者证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只是一名对美国歌曲有着广泛兴趣美国歌手，而并非古鲁、灵媒或祭司，所以请他远点。但这并未有所帮助。
当读到戴维·谢尔德与肖恩·萨莱诺合著并大肆炒作的传记体《塞林格传》（西蒙&舒斯出版社）的时候，这些问题便涌上心头。尤其是，在一本怪诞的书里一处最荒诞的部分，他们提出“因错误理解而成为杀手”的问题，将之与马克·查普曼杀害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这件事情（可怕的相似！）联系起来，而马克·查普曼恰恰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而产生幻觉，生出杀人的动机。谢尔德和萨莱诺关于塞林格独特的见解使他们坚持认为查普曼不仅是一名疯狂的臆想者，而且在自己的误导下对“书中大量的精神暴力”有深刻理解并予以回应。在《麦田的守望者》中，有一部分写霍尔顿幻想着射杀给他安排妓女的皮条客，但这确是对暴力电影和他们对每个人想象力的影响的一种讽刺的延伸——对复仇想象的化解。在萨莱诺的“著名纪录片”（书的护封上这样写）中，一名读者指出“kills(杀)”一词过多地出现，而未向公众说明在自己身上发生好事时的惯用语。霍尔顿说他深爱的妹妹“She kills me”(直译为“她杀了我”，此为“我拿她真没办法”）。故霍尔顿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没有含蓄的暴力暗示，正如他在纽约的计程车司机在说“Jesus Christ！”（耶稣·基督！）时并未有高尚的宗教虔诚在里面，这不过是美国人尽皆习惯的一则习语罢了。
查普曼的理解方式理所当然地使作者震惊，很不幸，亦是一种证明，在一本荒诞的传记中，人们并不关心身为作家或艺术家的塞林格，正如那些翻迪伦垃圾桶的人并非对迪伦本人感兴趣一样。不仅是在书中，而且在那部差劲的纪录片中，都揭露一个问题——塞林格在二战一次残忍的战斗中受伤，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事实上，塞林格在《为埃米斯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将其写入故事，便抛诸脑后了。（霍尔顿太年轻，无法被写成以为退伍军人；而西蒙·格拉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身在武装部队，却从未参战——他自杀最可能的原因是不美满的婚姻而非残酷的战争。）
不管怎样，塞林格的作品着重表明了其道德观点，而并非一些文章中的宣传暴力思想。没有作家能像他那样做非常整齐的道德加减法，界限分明，清晰明了。菲比、胖女士、埃米斯、天真和小型家庭式主显节都是善，暴力、军队、残忍为恶。而这些东西的对立面便是拒绝读书上的内容，而找些能上杂志的噱头。塞林格像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在战争中受伤毋庸置疑，这也解释了他之后所写的所有东西均在半精神病状态下写就的。（无论如何，如一些作家承认，在他去法国之前，塞林格已经完成了六章左右，与此同时，霍尔顿式情感——霍尔顿的可爱与内在的无助——已为同时期成百上千的艺术家所理解，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连步枪都没有碰过。）
但当时塞林格作为一名作家或工匠或仅仅为一名听众——他善于倾听中世纪的演说——自始至终是无形的。这本书与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并非作家塞林格，而是明星塞林格——一个他在人生后五十年里极力摆脱的身份。纵观名人文化与大众的不满足，塞林格的一举一动均被大家衡量，尽管初衷为提高其名声——因为追名逐利被视为作家写作的唯一动机。如果他与众不同，那么拿什么来激励其他人呢？如果他不能免俗并且乐在其中，那么是否这整个隐居事件也为炒作呢？这类关注让我们想到作家梅勒，他搞出的最大动静（如非最好的）便是广场表演，更不用提梅西的窗口表演了。但这对于向塞林格这样的作家来说却一点都不适合，其作品每一句都是字字斟酌，比如说描写孀妇的左手而非右手，倾听对话并感受细节，最重要的是语言诙谐。（很久之前，威尔弗里德·施德曾指出塞林格的写作风格，最好之处当属幽默，汲取了其他幽默作家的精华。塞林格最敬重的两位作家——林·拉德纳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基于这本书做了大量评论。海明威，这位塞林格曾简单学习但并未模仿的著名作家，在一本写J.D.塞林格的书中占了大量篇幅，而这本书却只字未提林·拉德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并非在谈塞林格。）
这部书所对应的纪录片曾有趣地被称为“剪辑工作”——类似于名人传记，出版工作提前完成，好似经过调查，却像原始发现一样真实性参差不齐。那些与塞林格从未谋面的记者，最后一次见塞林格是在1948年的“老朋友”，都被吉恩·斯泰因和乔治·普林顿以口述记录的形式穿插在书中，并且其中大量的引用语是取自其他人的出版物中，随意穿插于书中——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已经找他们进行谈话。这些“贡献者”虽并不情愿，却看到他们的作品被支解利用而且并未标明出处。（如若用心查找，便可通过书背面的注释找到那些引语的出处，但一般的读者均不会有如此兴趣，并且会认定一切很正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捕风捉影的闲话与事实穿插出现，唐突的推断却宣称经过了反复核实，连淫秽谣言（如塞林格只有一个睾丸！）都被大家耸耸肩很无所谓地接受了：有人这样说。举个例子，约翰·厄普代克费尽心思写了篇《弗兰妮与祖伊》的书评，暗示他对塞林格巨大的感激之情，但他对祖伊的顾虑也是真的，并且他确信，在任何情况下，塞林格都是位勇敢的艺术家，走在一条代表所有人的旅途。这篇书评可以被视作无良的轻视，一名作家对另一名作家的挑剔斥责。(评论中一处很明显的表扬出现在奚落的言语当中。）
谢尔德写了一本类似宣言的书《现实的饥饿》来维护散文的散乱形式，并且呼吁引用他人的话为己用。这类似于风险投资，把别人复杂的手工艺品拆开来，未经允许拿去变卖，更别说还有收入了。如果你已经说服自己，创造与重复使用是一码事，那么你便不会理解有人花七八个小时去斟酌一个句子。相比之下，塞林格的一生似乎都在考虑一个分号是否得当。在他的“井室”中，除了整天痴迷于写作还能做什么呢？
纵观书与电影，从头到尾都在突出塞林格的古怪行为，他似乎从未见过其他人。能写出吸引人的书籍的作者事实上脾气却十分坏，难以共同生活，并且从不同自己的妻子说话。迫切地想逃离这个世界，远离神经症所引起的异常冲动，因自身身体结构的古怪而感到羞耻，这些在E.B.怀特的笔下仅是美国作家们的一部分特征。如希德指出，同样的原因使塞林格在北方隐居十年，与此同时，托马斯·默顿进入忠于上帝的修道院并在此间发表作品，已成为50年代的主要文学作家。
事实上，塞林格从未开过新书发表招待会。他既是盛誉的受害人又是受益者，这种斐然的名声通常歌手或演员才会有。如此看来，塞林格的隐退尽管令人遗憾，但也并不奇怪。书中写了一个敏感机警的孩子一周的生活——作者生动描写的或是一个青少年，也或者是一个弟弟，反正没什么可崇拜的——这个孩子却成了一整代人的“偶像”。（塞林格也难免经历如此讽刺的事情，因为一个像霍尔顿这样的孤独者是不愿成为一代人的声音的，结果他最不愿意的事情却成为了事实。）
这本书带给塞林格真实、难以理解并令人害怕的名声——这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祝福——他没有发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必要。它就像是一个诅咒，创造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各种骚扰者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挡在他的路上询问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他的麻烦便是他的文章误导大家认为他集智慧、判断、良言于一身。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避世。塞林格便隐居于新罕布什尔州。（菲利浦·罗斯在写完《波特诺伊》时同样隐居了一段时间，这样的成功既令人困惑又不幸，他就自己的感受写了几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建议塞林格大方地回应那些骚扰者，并告诉他们自己只是一个小小作家而并非古鲁。但这并无帮助。
接下来，塞林格在工作期间遇到了一个德国女孩并与她有了一段荒诞又短暂的婚姻。这一段没有什么新闻，大部分已经由其家人和前妻写进回忆录中了。尽管一个人若痴迷上一个17岁的漂亮女孩乌娜·奥尼尔并被抛弃，想寻找和她一样的女孩也无可厚非，但关于塞林格与青少年时期（不太确定，或者青春期之前）女孩们的关系有很多污秽的传言。（他们对塞林格新书的评价附加在电影的字幕上，伴着无意义的背景音乐，每个人都只能说，希望如此！并且再加上一句，似乎一个有着如此善于倾听的耳朵的人不可能称任何东西为“格拉斯家族”。塞林格在《哈普沃兹16，1924》的介绍中明确承诺即将面世的几篇小说中，有一篇写的是19世纪的一次特殊的聚会。）
我们认为，无论法律上还是道德上，至少在人们去世后，相对于保护其隐私，人们对揭露隐私更感兴趣，而事实亦是如此。如果你想知道艺术家们为什么如此渴望安静的环境，而观众对于他们来说却太过喧嚣，约翰·列侬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离开人们视线许多年，决定重返乐坛，却遭刺杀。这就是原因。从现在起，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J.D.塞林格会逃避纽约杂志的出版、疯狂的读者、急切的传记记者、狡猾的解读者、学术伪装下的人物批评以及普遍存在的文学世界，去读读这本书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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