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和矛盾掩盖了太空时代一个非凡的成就。
1969年3月,一个清新怡人的早晨,艺术家保罗·范·霍伊东克正在参观他在曼哈顿区美术馆的展览,无意中卷入了一段让他吃惊的对话。 美术馆总监路易丝·托利维·多伊奇曼兴致高昂地游说美术馆老板迪克·瓦德尔:“为什么我们不把保罗的塑像放到月球上去呢?” 在瓦德尔回话前,霍伊东克插嘴道:“你疯了吗?我们怎么可能办到?”
多伊奇曼却很坚定。“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但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她说到做到。
1971年8月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上午12:18,阿波罗15号指令长大卫·斯科特将一个3.5英寸高的铝制塑像放在他的月球车停靠位置附近,一个表面满是尘土的小型环形山上。那一刻起,月球不再是一个没有空气的岩石球体,而是已知宇宙空间中最大的展览馆。斯科特认为那一刻,是在向太空探索中牺牲的美国和俄罗斯的航天英雄的致敬。范·霍伊东克则非常激动,因为他的作品表现了人类在地球之外的命运,与此同时,他期许自己很快就会“超越毕加索”。
事实上,范·霍伊东克的月上塑像《倒下的宇航员》带来的并非是功成名就而是臭名远扬。之后的三年里,瓦德尔美术馆破产,斯科特被迫接受国会调查,在不平等的条款下被赶出了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范·霍伊东克被指控从公共太空项目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回到他的故乡比利时继续低调的艺术生涯。现在,斯科特和范·霍伊东克都已80岁高龄,他们仍觉得自己在博客和维基百科上受到了恶意中伤。而某种程度上,《倒下的宇航员》也因此才为大家记住。
“地球上最浪漫的地方就是肯尼迪角了(肯尼迪角是美国知名火箭试射场)。”——保罗·范·霍伊东克
然而,现在寄予在《倒下的宇航员》中的精神比以往更有意义。谷歌公司正推行一项3000万美元的大奖,以奖励未来几年里将机器人送到月球的非官方探险家;像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SpaceX)和维珍银河【2】(Virgin Galactic)之类的公司正在打造新的商业性载人航天设施;大卫·斯科特则正培训布朗大学学生成为下一代宇宙冒险家。
政府更迭,舆情不定,但登月梦想一如既往。《倒下的宇航员》也永远高置于我们头顶之上238,000英里的地方。这里,我们首次讲述这个饱满而跌宕的故事,这是一件在太空时代微不足道却成就非凡的事情。
“我一向迷情于太空。我早期的作品甚至也大多专注于行星、地球以及相关的一切。1961年,我来到纽约,几番努力之后最终在瓦德尔美术馆,一个非常不错的美术馆里站稳脚跟。”
范·霍伊东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郊区韦内赫姆的家中跟我们视频通话。“这是我第一次用Skype(一种网络电话)。穿着睡衣和你说话,感觉很奇怪。”他的雄狮一样的脸在电脑显示屏里就像装在相框里。
在视频背景中,他的秘书兼私人助理迪尔克·弗雷特走来走去。范·霍伊东克端起红酒跟我们干杯,我们在曼哈顿派克广场的星巴克,用两杯咖啡回敬他。他说:“年轻人总是向我展示令我难以置信的新鲜东西——而我是个生活在60年代的人。”
背景中可以看到范·霍伊东克的工作室,各种新作品陈设其中。列日大学正在举办他的作品展。他不是个生活在过去的人,但在今天,他领我们重温过去。
图为阿波罗12号离开月球轨道后的月球。该图于1969年11月摄于阿波罗12号指挥舱内。图片来源:NASA
1961年,肯尼迪宣布美国将要登月的那年,范·霍伊东克在比利时推出了他的首次太空主题展。 他在对儒勒·凡尔纳【3】的崇拜中长大,对学院艺术派【4】感到厌恶(“我讨厌他们——他们不相信真实世界艺术,他们只认安特卫普【5】艺术。”)他创作塑像的灵感来自于出台不久的太空计划,这些作品包括:穿中世纪盔甲的宇航员(他称之为“太空人”),半机械人半身像,点状星空和太空婴儿。范·霍伊东克1965年在瓦德尔美术馆展览的创作说明中说道: “地球上最浪漫的地方就是肯尼迪角了。”
投身艺术界之前,路易丝·托利维·多伊奇曼曾在麦迪逊大街【6】从事广告业,在大型商业宣传活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现在,对太空探索的痴迷激发了多伊奇曼。尽管范·霍伊东克起初对多伊奇曼送艺术品上太空表示怀疑,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开始为那个送往月球的塑像进行了构思。
范·霍伊东克说:“露易丝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送塑像上月球的构想要归功于她 。”在她女儿黛博拉·艾略特·多伊奇曼未出版的回忆录中,露易丝·多伊奇曼称自己坚信,在月球上展出艺术品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她写道:“这是太空时代……向星球迈进的竞赛,我不停地与他人联系,直至找到成功的路。”
根据多伊奇曼提供的线索,范·霍伊东克飞抵肯尼迪角,在位于可可海滩的开普殖民宾馆(现在叫拉昆塔)里订了房间。这个宾馆主要接待NASA工作人员,贵宾以及热衷航天新闻的媒体。范·霍伊东克想方设法接触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但在NASA的严密防范之下屡屡碰壁。
当范·霍伊东克偶遇一个他称之为“信使”的人,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位前职业高尔夫球手是一个痴迷于宇航员轶事的人。宇航员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位“信使”,但每个人都为他保密;在《艺术新闻》和《纽约时报》上,甚至在NASA的官方文件中,都只用昵称称呼他。在我们与迪克的遗孀罗伯塔·瓦德尔(又名博比)交谈时,她透露这个神秘人物是已故的丹尼·劳勒。 (当我们之后提到这个名字,大卫·斯科特“哈”地出了声:“丹尼·劳勒,是啊,这个小个子家伙是个好人,法国鳄鱼品牌的公关,T恤男,太空爱好者。我跟他打交道不多,他这个人有点儿太夸夸其谈了。”)
图为宇航服样式:左侧是阿波罗15号之前的所有队员以及阿波罗15-17号指挥舱飞行员穿着的宇航服样式。右侧是阿波罗15-17号登月舱队员宇航服的样式。右侧的宇航服有一个腰部旋转轴承,这让阿波罗15-17号月表人员可以坐在月球车上,也使跑步和跪坐更方便。图片来源:NASA
这位信使施展了他的魔法。“在肯尼迪角,我联系到了阿波罗15号的队员,他们曾看过一本关于我的书,我们决定一起出去吃顿饭,”范·霍伊东克回忆道。他重温了与宇航员们在可可海滩餐馆围坐在一起吃便饭的离奇经历。那是1971年6月2日,距离发射正好八个星期。大卫·斯科特站起来介绍了桌边的其他人:登月舱飞行员詹姆斯·艾尔文;他的妻子玛丽·艾伦;还有艾尔文的三个孩子。期间,邻桌的用餐者都在围观。“那时候的宇航员很有名,”范·霍伊东不动声色地说。
在用餐时,范·霍伊东克和斯科特发现了他们拥有共同的爱好——考古学和玛雅神话。晚餐快结束时,范·霍伊东克称赞斯科特与艾尔文:“‘你们就像是中世纪的骑士——宇航员的骄傲,’ 我跟他们说。他们向我敬酒,‘看看他都说了什么!我们把他的塑像放上月球吧!’我打电话给我的画廊低声说,‘我的天哪!’所以我很快地去了趟比利时,和我儿子(艺术家帕特里克·范·霍伊东克,逝世于1984年)一起,用石膏和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象征未来人类的小模型,然后又回到了美国。
出乎意料的是范·霍伊东克的外国国籍并没有成为障碍(“宇航员们告诉我,后来尼克松会见他们时问——‘那个艺术家——他是民主党人吗?’他们说,‘不,他是比利时人,’尼克松说,‘行。’”)
既要符合范·霍伊东克的未来主义审美,又要达到斯科特的严肃而理性的标准,创作这样的艺术品实在不易。“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人,我喜欢一个人工作,”范·霍伊东克承认。构想他的“宇航员”概念时,他试图重现宇宙探索者史诗般的征程。(“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是普通人;但对于我的孙辈来说他们将是个传奇,”他当时对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这样说。但斯科特和他的阿波罗号队员们却想着个人名义的纪念仪式,“我们提出纪念在航天事业中牺牲的宇航员们,”斯科特在他洛杉矶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也想纪念我们的苏维埃同事”——在太空竞赛的巅峰时期这实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
“我只知道当我去月球的时候,【那个塑像】就在我的口袋里。”——大卫·斯科特
NASA对于允许带上登月舱的物品有特定的限制。另外,关于塑像的制造也存在问题,它必须有足够的耐候力,因为在月球上,白天温度会升至约250华氏度,而夜间能跌至约零下250华氏度。范·霍伊东克找到了Milgo/Bufkin,请它来解决审美和技术的双重挑战。Milgo/Bufkin是一家总部位于布鲁克林的铸造厂,它从建造马车起家,后来发展成一家为艺术家提供金属加工的首屈一指的金属加工厂。
“塑像必须要小,而且斯科特吩咐我不允许有种族特征——不分黑色人种和印第安人种——也不分男女,还要耐得住极冷与极热的气候。所以我要设计出这样的东西,”范·霍伊东克说。在创作过程中,他剔除了在他的其他塑像作品中体现的复古-未来主义和精神寓意。“我有做过更好的。这不是范·霍伊东克最好的作品。”
Milgo/Bufkin公司70岁的老板布鲁斯·吉特林,分享了他关于《倒下的宇航员》是如何制成的故事。他的办公室中摆满了他创作的著名作品的模型和照片——从罗伯特·印第安纳【7】在曼哈顿市中心的LOVE塑像到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已被毁掉的大堂的标志语、镜面钢窗和墙体。“保罗那时要过来,我们打算去卡茨家买熏牛肉和腌牛肉黑麦面包。”吉特林边说边做着手势。“当我们开始谈论制作塑像时,他拿出了一个熔成球体的人状模型。他说,‘你能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有人形但依然是半抽象的塑像?’我很快就将他的模型变成了实物。那个原型和月球上的成品都是我亲手用铝制作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它要远赴月球,它必须要轻。
图为《倒下的宇航员》特写。图片来源:瓦德尔美术馆
范·霍伊东克希望他的小铝塑像是直立抬头凝望天空的样子。在我们的第二次Skype通话中,他让秘书给我们看了《倒下的宇航员》的原型。迪尔克·弗雷特从一个储物抽屉中把它取了出来。它看起来像是最终版本的微胖堂兄,但嵌在亚克力圆筒中。圆筒不仅限定了月球人周围的空间,也确保了他可以保持站立。
博比·瓦德尔另有两个《倒下的宇航员》原型的复制品,存放在她上西区的公寓中。在我们去她家吃午饭时,她把它们放在餐桌上。其中嵌在亚克力中的那个是迪尔克·弗雷特给我们看的那个的分身,另外一个则是裸露的金属体。我们小心翼翼地拿起它们。于是土耳其汉堡就这样挨着有着不少航天历史的代表。原型的外包装上标记着“艺术家校样11号”的字样,它的重量相当于一听满的可乐,外形也类似,不过略高略窄些。相比之下,裸露铝制的原型感觉明显更轻,拿在手里也更方便。最后,更加简单而裸露的版本获得了肯定。
在1971年,大卫·斯科特豪不夸张地说已经真正登上了世界之巅。五年前,他就已经乘双子星8号绕地球飞了六又四分之三圈。他曾是阿波罗9号指挥舱驾驶员,阿波罗9号作为火星探路者测试了多个后来将尼尔·阿姆斯特丹【8】送上月球时使用的程序。根据斯科特的经历与优秀飞行记录,NASA挑选他来指挥阿波罗15号执行第四次登月任务。
当我们与已经81岁的斯科特交谈时,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年轻,还是那个英勇的宇航员的模样,他曾经与《太空英雄》的作者汤姆·沃尔夫【9】有过一次重要的会面(视频)。斯科特慢慢地讲述着,回忆也飘向了那个《倒下的宇航员》。
范·霍伊东克受到了很大的误解。42年过去了,他仍为此感到烦心。
在7月26号阿波罗15号发射前,斯科特有很多最后的工作需要完成,这里面就包括将范·霍伊东克的塑像打包好。“发射的前几天,我们需要进行所谓的‘测试和调试’。大家把登月后或飞行中将要用到的所有东西摆放在桌子上,逐项检查,确保所有东西都合适且功能正常。飞行支持组将私人包裹(用于存放私人物品的小包)、摄像机、夹子等物品放在一起。”
“我们从早上开始准备,每个宇航员都是一丝不挂,有人为我们准备一切:搬运设备以及宇航服、食物、胶卷、毛巾等所有东西。医生也会过来看一眼,他们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处在正常状态。飞行支持组要保证所有东西摆放整齐、有条理、有次序,要方便使用、不易燃、真空包装—安全第一。然后技术人员会帮助我们穿上宇航服。到火箭发射平台前,所有的事都有人帮你做,发射那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进去,出发。”
“那个小塑像是如何被放进去的,我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到达月球时它就在我的口袋里。”
图为1971年8月在哈德利-亚平宁登陆点阿波罗15号进行第三次舱外月表活动时拍摄的月球车。图片来源:NASA
1971年7月30号,登月舱在月球的哈德利-亚平宁区域着陆,该区域位于一条蜿蜒的峡谷与陡峭的山脉之间。阿尔弗莱德·沃尔登留在飞船里继续沿轨道飞行,斯科特与艾尔文则在月球表面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斯科特驾驶着之前从未使用过的月球车在周围转了转,他称自己为“月球上第一个获得执照的驾驶员”。
斯科特说:“在月球上时间永远不够用,大家并不了解做同一件事情在月球上花费的时间总是比在地球上训练时用的时间长很多。没人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们在月球上会更加小心、仔细。在飞船过来接你之前要做好起飞的准备-你可不想错过这班车。”
在月球上的最后时间里,斯科特还是挤出了时间完成了一个简短的《倒下的宇航员》落成仪式。“我要驾驶月球车出去,安装电视摄像机来拍摄起飞画面,将小宇航员的塑像及纪念牌安放好,再拍个照片。”他说。“阿波罗15号在月表拍摄了1100张照片,拍照的相机是没有测距或测光的功能的。所以落成仪式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我要确保拍摄出一张效果很好的《倒下的宇航员》的照片,因为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
最后斯科特抓住了机会,并想秘密进行。艾尔文用闲聊分散休斯顿控制中心的注意力,斯科特则从月球车往北跳了几步安放《倒下的宇航员》,自此它成了月球“公民”。
图为阿波罗15号拍摄的一张照片。图片来源:NASA
斯科特将《倒下的宇航员》 从他超大的口袋中取出,直接放在了月球土壤表面,纪念牌放在了塑像的旁边。斯科特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把自己的愿望藏在心里,为《倒下的宇航员》举行了一场无声但庄严的葬礼,同时也是一个简短的葬礼。斯科特说:“我们有很多任务需要首先完成,要将所有的岩石样本和小样本装好,在最后进入登月舱关上舱门前,还有许多程序要走完,然后才能在最后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秘密的事情。因此时间很短,那时吉姆(艾尔文)在叫我,“快点,大卫,快回来,我们必须装货了。”
回到登月舱取下头盔后,斯科特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有点刺鼻,像火药的味道——那是月岩的味道。在安放好《倒下的宇航员》5个小时后,登月舱起飞离开了月球。
他是否还能回想起将第一件艺术品放在月球上的时刻?“我当然能够回想起放纪念牌和艺术品时的感受。”在我们话还没说完时他立刻做出回答。“上面有我八位朋友的名字,比如查理·巴塞特(双子星9号训练中因飞机失事殉职)。将《倒下的宇航员》 看成艺术品是很美好的事,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在阿波罗15号返回地球后,大家似乎就忘了此事了。 一个星期后的1971年8月12号,NASA就此次登月召开了大型新闻发布会。仅在这次发布会上,大卫·斯科特公开提到了《倒下的宇航员》。“它逐渐远离大家的视线。我们做了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想小题大做的意思,只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斯科特告诉我们。
图为1971年返回地球后阿波罗15号队员,由左至右:大卫·斯科特,阿尔弗莱德·沃尔登,詹姆斯·艾尔文 。图片来源:NASA
如同历艘阿波罗号着陆之后一样,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去做——开始对NASA的宣传活动。“我们到访了国务院、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医院等类似的机构。那段时间非常忙。”他们还参观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尼克松邀请我们三个阿波罗15号的队员以及我们的孩子共进午餐。“饭后,他像彩衣魔笛手一样带领孩子们参观了白宫的大部分地方。孩子们缠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范·霍伊东克非常低调地回到了他的工作中。他想把人道精神带到星球上的梦想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在新闻发布会上,斯科特没有说出《倒下的宇航员》创作者的姓名。发布会后,NASA的官方新闻稿中也没有提及。斯科特更喜欢将《倒下的宇航员》作为一个无名的纪念,他认为在这点上他和范·霍伊东克的想法一致。“保罗也同意,我们彼此心知肚明,他将留在幕后不为人知。”斯科特坚定地说。
尽管霍伊东克对这一项目有全然不同的看法,但最初他还是按计划行事。在NASA召开新闻发布会两天后,范·霍伊东克给阿波罗15号的全体队员写信说道:“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开辟出一条通向外星球的道路。”同一天,在另一封直接送给斯科特的信中,他还提到:“很遗憾你没有找到一座古庙……但是在月球上漫步一定是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体验。”
图为一张有全体队员亲笔签名的阿波罗15号发射升空的照片,在1971年作为礼物赠予了范·霍伊东克。图片来源:保罗·范·霍伊东克/NASA
时光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霍伊东克因无法向大家展示他自己最具历史性的创作而变得焦躁起来。9月21日,当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们在比利时参加一场太空会议时,争论出现了。“我和宇航员们在布鲁塞尔一同用了早餐,”范·霍伊东克回忆道。“大卫?斯科特说道,‘你必须等到一年后才能和别人提起这个塑像。’”宇航员们向他赠送了一张由他们亲笔签名的阿波罗15号发射的照片,“感谢你对我们这次登月以及整个世界所做的贡献”,这位艺术家的心情才得到稍许安慰。
范·霍伊东克对《倒下的宇航员》这个名字也不满意,因为它没有表达出这个塑像被赋予的“飞往外星球的起点”的本意。范·霍伊东克之后写信给他纽约的律师哈里?托茨内尔说:“把它叫做《倒下的宇航员》是宇航员们的想法,并未经过我的同意。”现在,他在谈起宇航员们的这一决定时还带着一丝怒气:“我从美国回来后……三位联盟11号的苏联宇航员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逝世了。从那以后,宇航员们便把塑像称为《倒下的宇航员》。宇航员们说,‘这是一位去世的宇航员,一位倒下的宇航员。’”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儿来的,”斯科特说。“多年前我们可能这么叫过,”斯科特说道。“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纪念品——那个塑像连同纪念牌一起——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图为为纪念14位牺牲的美国和前苏联宇航员而留在月球海德里-亚平宁区着陆点的《倒下的宇航员》塑像和纪念牌。图片来源:NASA
几个月后,当范·霍伊东克偶然发现一本名为《阿波罗15号:哈德利月溪》的NASA小册子,并快速翻到关于《倒下的宇航员》的文章时,其中的一些轻视让他很苦恼。“上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一个字都没说,”他抬高了嗓门说道。当我们现在再看这本小册子时,觉得里面的相关内容好像是被不经意地从同样经过删节的NASA的新闻公告中删去了。但是范·霍伊东克却将这一疏忽解读为是斯科特故意设计的对他的蔑视。“现在我明白了:我等了一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是他将这一塑像放上了月球。”
11月29日,范·霍伊东克查阅了一封来自阿波罗15号队员的邮件,宇航员和艺术家之间的嫌隙由此进一步加大了。邮件中写到:“史密森尼博物馆联系了我们,想要一个我们留在哈德利月溪上的纪念品标准复制件,并准许他们在博物馆永久展示。我们讨论过了,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希望得到你的同意。当然,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和《倒下的宇航员》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同样的规格、材质、外观以及同样的表面处理工艺,并由同一个工匠来完成。’如果你愿意多做两个的话,他们也很愿意购买。”
斯科特由于史密森尼的兴趣而受到了鼓舞。“我和詹姆斯、阿尔弗莱德讨论过了,我们想说,史密森尼博物馆是个很好的展示场所,我们会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范·霍伊东克感觉受到了双重侮辱。首先,史密森尼博物馆只能和宇航员联系,因为艺术家的名字是保密的;第二点,邀请信上他是以“工匠”的名义被提及的。宇航员们只是在重复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话,其实这是无关紧要的。42年后,范·霍伊东克还在为此生着闷气:“那个宇航员竟然叫我‘工匠’,还叫我表现得好一些,安静地坐着。我不是工匠;我是艺术家。我说道,‘如果你是因为登上月球而感到自豪,那么我自豪的是月球上有我创作的塑像。可恶,我才是创作了这个塑像的人。’”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范·霍伊东克告诉我们,如果他是《倒下的宇航员》背后的“工匠”,那么斯科特只不过是负责运送的“邮差”罢了。
纽约艺术界愤怒指责范·霍伊东克是个门外汉,他不配独占月球。
最后,霍伊东克战胜了自尊心,为史密森尼博物馆做了两个《倒下的宇航员》的复制品。其中之一成为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博物馆的永久藏品。这位艺术家后来又将另一件复制品赠送给了比利时国王。另外,斯科特请制造了原型的同一家休斯顿公司,为他制作了一个纪念牌的复制品。
史密森尼博物馆对于复制品的要求让范·霍伊东克确信,是时候将真相公布于世了。迪克·瓦德尔和道伊奇曼同意了他的想法,并动用了与《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的关系。范·霍伊东克说道:“我们准备在下一次登月,也就是阿波罗16号登月时,由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10】来宣布我是月球上的塑像的创作者。”
1972年3月9日,范·霍伊东克告知斯科特,称他将在电视上“宣布人类已经在月球上放置了第一件艺术作品。”斯科特在3月20日回应道:“这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关塑像意义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只有我们的队员才能做出有效的回答……塑像的含义已达到顶峰,我们希望能够避免任何过度宣传。”
3月25日,范·霍伊东克给予了他最后的说法,全文由他亲笔书写:“我来到CBS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设计和创作月球上的塑像的艺术家。一个艺术家有权让人知道自己的作品是自己创作的。我曾保持沉默,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将作品的全部都奉献给太空的艺术家,艺术界流传着越来越多的说法……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意思,请相信我,我没有一丝要贬低对逝去宇航员纪念的意图。另外,我的打字机坏了,对我的字请多包涵。”
图为在阿波罗16号肯尼迪角发射升空后不久,CBS记者沃尔特 ·克朗凯特对范·霍伊东克进行采访。克朗凯特宣称,范·霍伊东克的一幅作品是月球上第一个艺术品。图片来源:保罗·范·霍伊东克/瓦德尔美术馆
当回忆起范·霍伊东克当年做出的决定时,斯科特直到今天还是愤愤不平:“不透露塑像创作者姓名是我们的设想之一。我们不希望此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想用它来牟利。——我们只想在月球这个比较正式又宁静和平的环境里来纪念我们的同事。返回地球以后,我们才宣布已经完成了纪念活动,因为我们觉得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非常合适——就这么简单。”
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节目在1972年4月16日美国东部时间12点半开始播出——那天正是阿波罗16号发射的日子。沃尔特开始介绍道:“在贵宾席上就座的有:约旦国王侯赛因、尼克松总统的两个女儿、副总统阿格纽、俄罗斯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11】,还有比利时雕刻家保罗·范·霍伊东克——他是唯一一个作品被送上月球的艺术家。”身穿白夹克、打着白领带的范·霍伊东克,手上拿着一个《倒下的宇航员》的复制品,向大家解释他的创作动机:“我认为,人类的未来、唯一可能的未来就是在那些外星球上。”当他把《倒下的宇航员》塑像说成是“地球上最小的纪念品”时,克朗凯特打断他说:“不仅是地球上——而且是宇宙中最小的纪念品。它就在那儿,宇航员们就是这样把它放在那里的。”
当范·霍伊东克的名字正式与《倒下的宇航员》联系在一起时,他又重新变得雄心勃勃:他一定要为他的未来主题塑像和他称之为“异形”和“金刚”的两个主题雕塑系列举办一场高端论坛。接受克朗凯特采访两个星期后,《纽约人》以大量篇幅引述了范·霍伊东克关于那个月球上塑像的感言:“在所有留在太空中的机械碎片里,只有我的塑像是人类艺术的象征。”他说,“我期待的智能化人类、半机械人类,已经全部或者部分成为现实。我对我们人类充满信心。我想,人类的未来就在那里——太空。在未来20年里,我们将奔向其它星系。”
范·霍伊东克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大家都不喜欢《倒下的宇航员》,”他说,40年过去了,他的语气里仍然充满困惑。“他们不喜欢我们带着那件塑像上了月球。”博比·瓦德尔认为,纽约艺术界妒恨范·霍伊东克这个外来客——一个由财力不俗但水平二流的艺术馆推出的外国艺术家,他根本就不配独占月球。著名艺术评论家格蕾丝· 格鲁克在1972年4月22日这期的《纽约时报》上对那个月球上的塑像嗤之以鼻 :“完全就是一支臃肿的音叉。”
图为阿波罗15号溅落在太平洋上后,宇航员大卫·斯科特走出舱外,拍摄于1971年8月7日。图片来源:NASA
此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正在消退。计划好的阿波罗18、19和20号登月任务已在1970年被取消,土星5号火箭也在机库里慢慢锈蚀,尼克松总统原本也打算取消阿波罗16和17号的登月计划,那样的话大卫·斯科特和詹姆斯·艾尔文就会是最后一批漫步月球的宇航员了。多亏尼克松的财政预算主任卡斯帕·温伯格的介入,这些登月计划才得以保留下来。1971年8月12日——恰好就是阿波罗15号的新闻发布会提到《倒下的宇航员》的那一天,卡斯帕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写道:“在阿波罗15号刚刚凯旋归来之际,宣布取消今后的登月任务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了改善美术馆及馆里艺术家每况愈下的商业前景,迪克·瓦德尔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征得范·霍伊东克同意后,他计划推出一套《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由创作者签名后卖给收藏者,全套共950件,每件售价750美元;同时着手推出另一系列低价位复制品。迪克的美术馆再次与Milgo/Bufkin厂家的布鲁斯·吉特林联系,洽谈制作复制品事宜,还策划在1972年7月那期的《艺术在美国》杂志上刊登一则整版广告,宣称“每件复制品跟月球上的那个塑像分毫不差。”
范·霍伊东克知道,阿波罗15号的队员们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但他压根儿就不想停止。1972年,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瓦德尔解释说:“范·霍伊东克正怒火中烧……现在我们决定:让斯科特见鬼去吧!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既然这个东西能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干呢?”
参议院传唤斯科特及他的航天队友,并用它最喜欢的的方式——“当众羞辱”对他们进行惩罚。
1972年5月9日,斯科特去信提醒范·霍伊东克:“我听说瓦德尔美术馆打算制作大量我们的《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去出售,很难相信他们会做那样的事情,而且我怀疑没有艺术家本人的同意,他们能否这么做……我希望这是毫无根据的谣传,但如果您能就此解释一下,我将非常感激。”
范·霍伊东克以洋洋洒洒1500字的长信回复斯科特。部分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媒体对《倒下的宇航员》丝毫不感兴趣,因为太空旅行已成为过去,而且登月活动既无血腥也无暴力,公众舆论也集体转向,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把机械器件,而是其它东西放在月球上呢?’(他们总会这么说)……而且由于收藏者和评论家不明了艺术家的作品在两个星球上所展示的意义,现在我出售自己的作品更加困难。人们的反应如此奇怪,而且他们的嫉妒心也在作祟 。”最后,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无权把这件有助于推动航天事业的塑像埋没,把它仅仅限制在月球上、史密森尼博物馆里,还有比利时国王及我们几个人中间。”
40年过去了,斯科特的立场一点没变。“太令人失望了,”他说,“我们说好只做一个复制品,然后按计划行事,最终让一切成为历史。我是德克萨斯人,在我们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本来,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斯科特和范·霍伊东克之间关于艺术本质和人类在太空的命运之争只是一场私底下的争论。但就在此时,一场邮票风波将斯科特和他的航天队友们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原来,在阿波罗15号登月期间,三名宇航员把641套首日封(已盖邮戳的信封)带上月球,在那里加盖邮戳后带回地球。这些首日封的一部分是经NASA授权制作的纪念品,但有100套是专门为德国一个叫西格尔的收藏家准备的。原本的计划是这位收藏家出资21,000美元购买邮票,并将这笔钱分成三份,为宇航员的孩子们创立信托基金。同时商定,邮票在宇航员们退出公众事务前不能转卖。
但西格尔违背了协议,在拿到首日封后立即开始销售。阿波罗15号的三位宇航员很快退出了协议,但销售首日封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时任NASA机组总指挥的迪克·斯雷顿无意中得知了此事,批评斯科特、沃尔登、艾尔文缺乏判断力。宇航员是不允许借执行任务之便牟利的,斯雷顿觉得必须将此事上报给上级。NASA公开批评了三人,并且开始进行内部调查。1972年8月3日,在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克林顿·P·安德森的主持下,参议院对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召开了长达五小时的秘密听证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并接受国会惯用的惩罚手段—公开羞辱。
图为国会议员鼓掌欢迎阿波罗15号的船员从月球归来。图片来源: NASA
《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事件与邮票风波之间本没什么关联,却被牵扯了进去。当时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将富兰克林造币厂用于商业用途的银质奖章带上了月球,该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NASA刚刚平息这件事,又冒出了一位艺术家,从又一次的阿波罗号任务中牟利。在《倒向地球》一书中,阿尔弗莱德·沃尔登回忆说,那时,参议院委员会认为,利用《倒下的宇航员》牟利一事,只是与阿波罗登月活动相关的众多商业交易中的一个新例,甚至有人暗讽《倒下的宇航员》是被走私到月球的。NASA局长詹姆斯·弗莱彻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斯科特曾就塑像的事请示过NASA高层,“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大家都带(邮票)上去,我们这样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斯科特对我们说。“一个德国的家伙把阿波罗15号的首日封卖了出去,公共事务办对此事理不清头绪,并且没有报告国会就透露给了媒体,德国的那个家伙害怕了——然后风波就结束了。”严格说来,斯科特没做错,其他阿波罗号的宇航员也把首日封或别的纪念品带上了月球,或将他们登月的故事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牟利。只是这次,公众的情绪跟以前已大不相同了。
多年的沉寂之后,《倒下的宇航员》再次意外地成为焦点话题。
因为国家经济衰退,公众对美俄登月竞赛的热情逐渐冷却,NASA的预算被削减并重新分配。从1970年到1972年,NASA的经费实际被削减了20%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经费又被削减了24%。NASA已不再高不可及,它的密使也不例外。
1972年9月19日,当几乎所有人在关注水门事件的最新进展时,两名NASA的稽查员,格伦·麦卡沃伊和R·E·伍德飞往安特卫普,就《倒下的宇航员》一事对范·霍伊东克进行调查。吃过午饭后,两人用市中心一家中餐馆的公用电话同霍伊东克通话,提出了一大堆尖锐的问题。比如,是谁制作的塑像?谁制作的复制品?又有谁从这些复制品中获利?是否有私人团体从美国政府项目中牟利?
两天以后,霍伊东克在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见到了这两位稽查员。霍伊东克在给他的律师哈里·托茨内尔(曾任艺术家比如勒内·马格利特【12】的顾问)的信中写道:“这次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们问我那几个宇航员在出售《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的所得中是否有份,我回答说当然没有!”
Milgo/Bufkin的老板布鲁斯·吉特林回忆说,那时总有陌生人甚至是更为神秘的政府人员来找他。在做出第一批少量的《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时,“我接到了来自NASA的电话,那人警告我最好停止任何有关月上塑像的工作,”他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告诉你这样做。’听起来就像是,‘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做,美国政府将会找你的麻烦。’”
停产前,瓦德尔和范·霍伊东克让吉特林只生产了50件《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
《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引起的反响,和阿波罗号项目的结局一样,令人沮丧。这些复制品给美术馆和范·霍伊东克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时《纽约时报》将这一系列复制品称作是“借美国登月项目的商业炒作”。在范·霍伊东克接受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后的第三天,丹尼斯·A·米勒——他是多伦多的电影制作人,此时住在瓦德尔家——开始制作一部关于范·霍伊东克的纪录片,名为《太空之子》。但这部56分钟的记录片最终没能放映。博比·瓦德尔说:“除了预映和一位伯爵夫人在意大利的别墅举行游园会时看过的人之外,再没人看过了。”
同时,瓦德尔美术馆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迪克·瓦德尔的意志逐渐消沉,后与博比离婚,1974年离世,享年50岁。而范·霍伊东克艺术事业继续稳步发展,但基本已经撤出了美国。
图为瓦德尔美术馆总监迪克·瓦德尔和范·霍伊东克的合影(背景为NASA拍摄的《倒下的宇航员》塑像和纪念牌)。图片来源:罗伯特·奥特/瓦德尔美术馆
斯科特和阿波罗15号的另外两名宇航员再也没能执行太空任务——尽管斯科特勉强解释说,阿波罗号之后,宇宙也没多少地方可去登陆了。沃尔登之后从事过多个技术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和通用汽车前总裁的合作。艾尔文退役后创立了一个名为“高飞”的宗教组织,1991年去世前,曾去土耳其亚拉拉特山寻找过诺亚方舟的遗骸。我们自然要问起艾尔文这样做的原因,“他并不是走极端,”斯科特解释道,“他心中有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斯科特1975年从美国空军退役,两年后离开了NASA。
直到阿波罗号登月引起的余波逐渐消退,NASA才开始重新审视邮票风波。1978年,一场由司法部长办公室发起的调查为斯科特、沃尔登、艾尔文三人洗脱了大部分罪名。五年后,NASA将首日封还给了三位宇航员,实际上也就是撤销了指控。(沃尔登现居住在弗洛里达州的弗隆滩,在alworden.com网站上出售太空纪念品。)我们问斯科特是否曾经想过为自己澄清有关邮票和塑像的事。他回答说,尽管维基百科中那些有关邮票和塑像的词条并不准确,对此他很生气,但他已把他想说的写在了他的书《月球的两面》里。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人登陆维基百科修改这些词条呢?他吃惊地停顿了半天,说:“还可以这样吗?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图为大卫·斯科特在执行阿波罗15号月表任务时穿过的宇航服,陈列于华盛顿特区的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内。图片来源:贾韦德·卡里姆/知识共享组织
阿波罗事件后,艺术品做假者显然比历史学家更关注《倒下的宇航员》。布鲁斯·吉特林曾上报过一件引起了保罗·范·霍伊东克注意的赝品:“有人打电话请他鉴定一座银质《倒下的宇航员》塑像。保罗通知了警察,说‘我发现了一件赝品。’ 保罗告诉我还有一件金质伪造品,被卖给了伊朗国王。”博比·瓦德尔记得,帕玛拉特盒装保鲜牛奶公司老板曾打电话给她,询问是否可以购买一个塑像真品。她说:“我告诉他,塑像属于非卖品。”
现在,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倒下的宇航员》意外地重新回到了公众面前。在霍伊东克和史密森尼博物馆馆长私人会面整整四十年之后,现在该博物馆邀请他带着他那件最负盛名的塑像在公开演讲中跟公众见面。这场延迟已久的讲演于12月12日在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内举行。(视频链接:(http://airandspace.si.edu/events/detail.cfm?>)
然而,即便安排演讲这件事也是一波三折。当我们联系斯科特,问他是否出席时,我们很惊讶地得知他竟然没有接到邀请。他本人也很讶异。“我真没想到,真的!我很失望很沮丧。” 他叹了口气。“这太出人意料了。也许我们应该在事前谈谈。”
我们就此事向该博物馆社会和文化维度航天馆馆长玛格丽特?维特坎普询问。不久,她问斯科特是否愿意通过视频致辞。他拒绝了。“通常我们邀请一位宇航员,会给他提供机票和宾馆客房。”她告诉我们。“令人尴尬的是,因为经费不足,我们没法按正常标准安排。”
我们向斯科特追问他为什么不参加这次演讲:难道他不想看到范·霍伊东克吗?不想和他冰释前嫌吗?“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见他,”斯科特平静而明确地回答。
范·霍伊东克更多是以怀念的心态期待这次演讲。在skype网络电话的聊天视频上,他一时感慨万千:“我想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不应该被人们忘记。因为我是唯一一位将自己的塑像送到月球展出的艺术家。没有人能夺走我这份荣誉。”
史密森尼演讲的前一天,我们驾车去华盛顿特区,博比·瓦德尔驾驶着她的本田越野车,黛博拉?艾略特?多伊奇曼指路。那天晚上我们在乔治城的短笛餐厅与范·霍伊东克会面。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踏入美国。他神采奕奕,身穿厚厚的皮大衣,时髦的衬衫配着带彩色图案的领带。随他同来的还有他的秘书,他的新任年轻女友以及安特卫普省的五位好友。
范·霍伊东克点了海鲜意面。他似乎是接着1971年与阿波罗15号全体队员在餐厅会面时未说完的话题谈起的,那次会面对他而言意义重大。范·霍伊东克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将和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进行私人会谈。当天晚上,他泰然自若地谈起了太空探索和人类未来。“终有一天人类会被机器取代,我们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他说。“他们已经在制造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们将要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将成为亚当和夏娃。”
第二天下午一点,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地球之外”新美术馆里,范·霍伊东克登上了演讲台。到场观众共有四十人,包括范·霍伊东克的随行人员、比利时大使和我们几个。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艺术史学家作了开场致辞,他把《倒下的宇航员》和安迪·霍沃尔【13】、安妮·莱博维茨【14】及诺曼?洛克威尔【15】三人以太空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和范·霍伊东克的作品(包括月上那个塑像的复制品)一起被NASA和史密森尼博物馆收藏。但是,其中只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得以在另一个星球展出。
范·霍伊东克再次讲起了《倒下的宇航员》的创作经历,语气里交织着骄傲和痛苦。他仍在为阿波罗15号事件后不得不保持沉默而懊恼。他仍为自己获得的成就感到惊讶。他说:“我自己绝不会去太空——我是个胆小鬼。我无比敬佩那些去过太空的宇航员。”
图为范·霍伊东克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地球之外”画廊,摄于2013年12月12日。图片来源:唐纳德·伍德罗
如果说《倒下的宇航员》是范·霍伊东克昔日辉煌的象征,那么对斯科特来说,它就是未来的一线曙光:他期待着人类过去为登月所做的努力和牺牲将再次激励我们进行新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的NASA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斯科特说。但是,带着一个飞行员的坚强决心,斯科特正思考着如何建设新的航空航天时代。“我和学生们,主要是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一起努力。他们将把我们教给他们的科学和工程协作方面的知识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加以应用。如果我们能激发、动员和教育年轻人,终有一天,我们能创造一个新的航空航天时代。”
不久前,中国发送的月球车成功登月。这是人类继阿波罗17号后第一次探索月球表面。印度的第一个深空探测器正在飞往火星的途中,预定下年九月抵达。还有其他商业合资公司,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等也参与到新的太空探索活动中来。美国政府可能不再是今后太空探索活动的领头羊。但不管未来取得巨大飞跃的是谁,《倒下的宇航员》都会像人类派往宇宙的忠诚密使一样,一如既往,永远耐心地等待他的到来。
科里·S·鲍威尔(Corey S. Powell)和 Laurie Gwen Shapiro:《发现》杂志兼特约编辑,《美国科学家》杂志代理编辑,博客“Out There ”的博主。
劳里·格温·夏皮罗(Laurie Gwen Shapiro):电影制片人,艾美奖提名获得者,目前正在撰写一部纪实作品,是关于一个少年偷偷混入1928年伯德南极探险队伍的故事。
译者注: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