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本新出版的书便将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光彩的历史重新披露出来，一位是时尚界的女王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另一位是在家居业掀起革命的宜家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两者的丑闻都与纳粹有关。
香奈儿（右）和担任纳粹情报官员的丁克莱克男爵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说：“在这个世纪的法国，有三个名字将名垂千古：戴高乐、毕加索和香奈儿。”这两年，可可香奈儿成为影视的热门题材，不论是《香奈儿的秘密情史》（Coco Chanel & Igor Stravinsky）还是《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抑或是4个小时的电视电影《香奈儿》（Coco Chanel），都对二战时期香奈儿的生活一掠而过。然而，哈尔沃恩（Hal Vaughan）的新作《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秘密战争》（Sleeping With the Enemy：Coco Chanel's Secret War）却将焦点集中在她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上。原本，维希时代香奈儿与小她13岁的德国情报官员冯丁克拉格男爵（Baron Hans Günther von Dincklage）的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此前的多部香奈儿传记大都将此处理为一段单纯的罗曼史，并对其中涉及政治的部分讳莫如深。当过记者和历史纪录片制片人的沃恩却揭露，当时已届中年的香奈儿远不止“与敌共眠”，她还为德国充当间谍，甚至希望利用自己与邱吉尔良好的私人关系，说服他让英国与纳粹德国“划海峡而治”，互不侵犯。
二战被德国占领期间，法国民众大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和冯丁克拉格打得火热的香奈儿却获得纳粹高官的待遇，入住巴黎著名的里兹饭店（Ritz Hotel）。她还在那里宴请巴黎文化界的宠儿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俄罗斯裔舞蹈家谢尔盖里法（Serge Lifar）。据《与敌共眠》披露，香奈儿不仅与纳粹军官分享了床，还分享了反犹倾向。她遵守纳粹提出的不录用犹太人的法规（Nazi Aryanization），并反过来希望利用这条法规从犹太富商Wertheimers家族手中夺回香奈儿5号香水的拥有权。1924年，她的时尚事业尚在起步阶段，为了一笔钱将日后梦露睡觉时唯一穿着的“5号”卖给了Wertheimers家族。至于香奈儿的反犹情结究竟从何而来，哈尔沃恩认为，可能上世纪30年代她的工人参与罢工令她刻骨铭心，所以借弃用犹太员工报复；另一方面，围绕着她的朋友中间，也不乏反犹人士，比如她长期的情人威斯敏斯特公爵，以及右翼漫画家Paul Iribe，香奈儿还为后者的杂志提供资金，直到后来他倒毙于她的网球场上。
全书中最令难以置信的，是香奈儿试图充当纳粹的中间人，与英国调停。她曾以Operation Modelhut为代号，两次飞赴马德里，目的是与当地的英国大使馆沟通。不过，由于被当成是德国间谍，英国人并未理会她。然而，当战后香奈儿接受法国当局调查时，她否认自己认识任何党卫军的官员。法国很多与德国军官或士兵有过露水情缘的女性，战后都被拉出去游街或被剃了阴阳头，著名女作家杜拉斯的作品《广岛之恋》中的女主角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然而，香奈儿却因旅居瑞典而躲过了劫难。50年代，她重整旗鼓回归时尚界，新崛起的时尚帝国美利坚毫无保留地拥抱了她的所有作品。然而，她1954年的设计作品被法国媒体集体忽略，1956年的系列被评论为“像一顶戴旧的帽子”——她始终没有得到国人的原谅。
哈尔沃恩的《与敌共眠》一出版，反应最激烈的非香奈儿品牌莫属。该品牌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强调“其实冯丁克拉格男爵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他们的罗曼史早在战前即已开始”，以及“她如果反犹太，又怎么能有许多犹太裔的密友和事业伙伴呢？这些人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欧洲巨富，已有几百年历史）、摄影家Irving Penn、著名法国作家Joseph Kessel等等”……其实，质疑香奈儿在二战时期作为的早就大有人在，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就曾在1998年的一期《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感叹“所有的证据都显示，香奈儿和她的那些犹太邻居们的命运是多么不同啊……”只不过之前没有人像哈尔沃恩那样，把个中情况写得如此具体，细节纷呈，犹如一部声色俱佳的剧本，完全可以让昆汀塔伦蒂诺借此拍一部《无耻混蛋》续集。当然，香奈儿公司也不必因此惊慌，毕竟如今由德国人卡尔拉格菲尔德掌舵的品牌与其创始人之间的勾连已经很有限了，即便《与敌共眠》中的所述属实，也难掩香奈儿女士在女装改良上的杰出成就。
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17岁加入瑞典党卫军，同年创立了宜家集团
就在香奈儿的纳粹嫌疑尚未平息之际，令一桩相似的丑闻在曾庇护过她的瑞典爆发，导火索同样是因为一本书，而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世界知名家居连锁店宜家的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这本令85岁高龄的他陷入尴尬的书名为《维也纳森林仍有树》（And in Wienerwald the trees remain），作者是从事记者工作的伊丽莎白·阿斯宾克（Elisabeth Aasbrink），讲述了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男孩Otto Ullman在二战爆发不久就来到瑞典，并和坎普拉德成为了朋友。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阿斯宾克说：“英瓦尔曾对我说，‘别误解我，但我真的坠入了情网’。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当时他们只有十七八岁。”不过，此书一出，夺人眼球的不是坎普拉德对友人的“深情告白”，而是他和瑞典法西斯头目Per Engdahl非同寻常的关系。
虽然英瓦尔·坎普拉德很早就承认过“年少无知”时加入法西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阿斯宾克还是在对坎普拉德的采访中挖掘到了新的料。阿斯宾克发现，坎普拉德曾加入瑞典党卫军（Swedish Socialist Unity），代号为4014，工作是招募更多的青年加盟。瑞典特工Saepo早在1943年就为17岁的坎普拉德建立了秘密档案，档案的抬头便是“纳粹”。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个年纪，他创立了宜家集团，两项事业得以齐头并进地发展。令阿斯宾克觉得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坎普拉德在1949年之后的档案，因此不能确定他为党卫军服务到何时。不过，她仍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发现了他对纳粹的热忱。最令阿斯宾克震惊的是，时至今日，坎普拉德仍对Per Engdahl敬佩不已，“他总是说自己卷进去是因为年少无知，但实际上就在去年8月，他表示仍然效忠于这位法西斯领袖。他告诉我，‘他（Engdahl）是一个伟大的人，只要我活着，就会坚持这一点’。”在阿斯宾克的书中，还提到宜家创始人在1950年给自己的老上级送去了婚宴的邀请。阿斯宾克表示，自己并非想要挖掘坎普拉德为纳粹效力的私密往事，她只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坎普拉德在明知好友的父母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下，还能为纳粹工作。坎普拉德对此的回答是：“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矛盾。”
阿斯宾克的书一出，立刻引来普通读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她的人，认为她说出了真相；反对她的人，认为她在抹黑全世界最受尊敬的瑞典人。不过，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许多人认为他是瑞典一张很好的名片；我受到批评还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我做采访的时候可不是在一位老人家里，而是在宜家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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