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聪明不能过头
刊《文史博览》2011年2期
当官,聪明不能过头
文/晏建怀
王禹偁(954—1001年)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以农耕为业。但他这位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却天资异禀,特别聪明,九岁就能写诗作文。
据《邵氏见闻录》记载,后来任宰相、当年在王禹偁家乡济州(今山东济宁)任从事的毕士安,听说王禹偁如此聪明,赶紧召来一见,当场命他作一首《磨诗》。王禹偁毫不犹豫,张口就来:“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意境俱佳,大感惊奇,便把王禹偁留在身边,让他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读书。
一次,济州太守召集同僚聚饮,随口吟出一个联句:“鹦鹉能言争似凤”,请同僚们对下句,结果大家张口结舌,无人能对。毕士安回家后,把它书写在屏风上,天天对着它冥思苦想,却始终琢磨不出来。王禹偁无意间看到屏风上的联句,挥笔就写出下联:“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不禁拍案叫绝,感叹道:“真乃经纶之才!”立刻送了王禹偁一些衣物,并亲热地呼他为“小友”。
看来,王禹偁小小年纪,的确文思敏捷,聪明绝世。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禹偁更加努力地读书作文,终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的才名不仅在市井里巷间流传,而且在士大夫间流传,后来甚至传到了当朝天子的耳朵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王禹偁参加了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任成武县(今山东成武)主簿,从事文书工作。不久,宋太宗就听说王禹偁诗文俱佳,便召他来面试,面试的结果让宋太宗非常满意,马上提拔他为右拾遗。端拱二年(989),宋太宗面试贡士,又召试王禹偁,面对皇帝出的题目,王禹偁“赋诗立就”,宋太宗高兴地说:“不出一个月,你就会天下闻名啊!”又提拔他为左司谏、知制诰,重任为自己的秘书。宋太宗甚至还说,如果生在唐朝,王禹偁的文学成就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足见皇帝对他的赏识。
按说,象王禹偁这样的千里马,得到了天下最大的“伯乐”——皇帝的赏识,应该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常常与人们的臆想背道而驰。王禹偁是聪明,而且相当聪明,但聪明人也分两类,一类以聪明“务实”,一类以聪明“务虚”。务实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借势发力,顺水推舟,充分利用皇帝的信任,见风使舵,投其所好,往往谋得高官厚禄;务虚者好以天下为己任,事不关己却少见多怪,专以找碴挑刺、针砭时弊为能事,既不懂借势发力,更不懂知难而退,固执得几头牛都拉不回,常常让领导左右为难。王禹偁就是这种“务虚”不“务实”的“聪明人”。
也许是孔孟之道的书读得太多,官场“厚黑学”的书读得太少,王禹偁性格刚正,为人耿直,好议论朝政,好批评别人,在该颂圣时规劝,在该闭嘴时批评,口无遮拦,从不顾忌。比如,宋太宗特意召试他,并提拔他为右拾遗,这种皇帝高兴、自己也高兴的时刻就该说说客套之话、马屁之辞呀,他却当天就送给皇帝一份《端拱箴》,劝宋太宗戒奢侈,行节俭,施仁政,好象皇帝是无道昏君一样,这怎么会让皇帝高兴?简直聪明得过了头。
又比如,端拱二年冬,京城大旱,民不聊生,这种时候,你就该出点救灾的主意,他却不识时务地向皇帝上疏,说什么“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宋史•王禹偁传》),并以此为由,建议宋太宗下诏,要求除了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其他官员都按等第减少俸禄。王禹偁真是幼稚,那群峨冠博带的士大夫们只管自己吃喝玩乐,谁在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什么旱灾水灾呀,他们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加薪,你却向皇帝出馊主意减薪,这不是割他们的心头肉吗?于是,又得罪了一大片。然而更可笑的是,在王禹偁短暂的仕宦生涯中,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还远远不止一二次。
淳化二年(991)年,庐州(今安徽合肥)尼姑道安状告老翰林、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她嫂子姜氏通奸。经审理查明,道安系诬告,本当受罚,但宋太宗下诏赦免了她。对于皇帝已经作了决定的事,王禹偁颇不识相,坚决要求治道安的罪,并为徐铉雪冤,弄得皇帝很是生气,把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
至道元年(995年),当时宋太宗已经召还他为翰林学士。作为一个重新启用的贬官,吃一堑长一智,应该学会乖巧了,不能说的就别乱说,可是他偏不。这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宝皇后去世,宋太宗不按当时的礼制治丧,自己不为皇嫂成服,也不要求大臣们临丧。个中缘由,大臣们心知肚明,无非是开宝皇后在宋太宗登基前后有过于他不利的言行,因此人人噤若寒蝉,唯独王禹偁充当“出头鸟”,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宋史•王禹偁传》),弄得宋太宗雷霆震怒,以诽谤罪把他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
宋真宗即位后,为显示新朝气象,又把王禹偁调回京城任知制诰,编撰《太祖实录》。当时,张齐贤、李沆同为宰相,两人不和,在这一山不容二虎的权力斗争面前,王禹偁老毛病又犯了,从中横议曲直,把张齐贤给惹恼了,他发现王禹偁在编撰《太祖实录》时,该用曲笔的时候过于直白,暴露了先帝的隐私,便以“轻诬”之罪,到宋真宗面前告了一状。于是,王禹偁又被驱出京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知州。
三遭贬谪,王禹偁仍不思悔改,仍不知缄口,甚至还写了一篇《三黜赋》以明其志,中有“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之句,好象当贬官还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简直酸腐至极。宋史上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一语中的,象他这种不懂官场哲学、不懂生存哲学、不肯摧眉折腰的知识分子,在以利益为纽带的官场,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倘不“屡见摈斥”,才真是咄咄怪事。此后,才华横溢的王禹偁再未得到朝廷的重任,不久便在黄州任上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