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式著作在我国古代文人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记述人物事迹的一种文体与批评方式，传记式著作多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以传主的典型事例和重要活动为重点，挖掘并评价传主的生平思想、艺术创作、学术价值和贡献等方面，即着重写“事”，是为学术传记；也有虽也写传主的艺术成就、学术价值和贡献，但重点则放在揭示、探索传主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和作出贡献的内在根据、社会历史和个人原因，挖掘生活在那个时代中人物的性格内涵和精神蕴藏，即着重写“人”，是为文学传记。杜书瀛先生新作《戏看人间：李渔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十部作品之一），无疑属于后者。此书以丰富的资料，灵动的笔触，描述了作为职业作家、出版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李渔“一颗不安定灵魂”的人生经历，追寻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演变的思想线索，剖析其“不安定”的生命历程对其文学创作及文化商业活动的影响，展示了李渔永远着眼于创造和创新的性格魅力及充满活力的形象。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李渔，因性格使然，有着与传统文人不一样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 “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李渔诗文中传递出来的自由狂放、喜欢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影响其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在古代，中国人向来有依恋家乡、不离故土的传统观念，故视安守故土是人之“常态”，移家出游是一种“变态”。然而，李渔不断“违安土重迁之戒”，屡次迁居：青少年时从如皋移居至兰溪老家，后来又从兰溪老家迁居杭州，再后来又从杭州移家南京，直至晚年又从南京迁徙回到杭州。经常“移家”，是注重流通、交往的商业社会习性，但对身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怪事，而李渔觉得，为了寻找最适宜人“就食”、“成长”的地方生活，必须这样做，其意识确实超前。虽然，“出游”在别人看来是“变态”，但对李渔来讲是“常态”，自谓“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腿与脚“闲不住”是李渔的秉性。在李渔一生中，虽也有着闲情逸致之文人情怀，如营建园林、观剧谈艺、宴席品茗、游玩山水等，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浪迹江湖”和不断“游弋”上。如定居南京的十六七年间，李渔自叹“一生多半在车船”，先后五次远游，将有超过一半时间在碌碌奔波：“南走两粤”，“北向京师”，“远游秦晋”，“直指西陲”，乃至带着戏班游闽、游汉阳等。李渔远游，虽有“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之情趣，而以文会友，以戏会友，组稿出版，请人评书题序，结交达官显贵，筹集翼圣堂书坊和芥子园资金等商业文化活动，恐怕是其每次“出游”之初衷。李渔以写作为生，其一生不停息地笔耕砚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职业作家；创作传奇、小说，李渔审时度势，凭“今人喜读闲书”之市场需求而创作，作品热销，供不应求；创办翼圣堂书坊和芥子园书坊，作为出版家，李渔集写、编、刻、卖于一身而形成产业链，除了能够更多盈利，还可防盗版。此书以李渔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为主线，描述了李渔作为第一个敢于挑战传统人生模式的文人一生充满创造、充满传奇的人生历程，展现了李渔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和“不安定”的性格魅力，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周彬若曾说：“予向在都门，人讯南方有异人否？予以笠翁对。又讯有怪物否？予亦以笠翁对”。周彬若是李渔的朋友，称李渔为“异人”、“怪物”者未必无因，是对李渔一生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士子们梦寐以求之路。然而，读书时的李渔却“另类阅读”，“钟情于传奇、小说”，自谓“读异书如逢故物”；读史喜欢提问题，爱做翻案文章，甚至口出“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之惊人之语。之后，其科举之路也并不平坦，“五经童子”使李渔看到了成功路上之希望，然后科场失利与落榜打击，他“绝意浮名”，选择了放弃。“卖赋糊口”路上，写作是李渔的生命。李渔的人生光彩主要体现在写作“怪”“异”上，其艺术成就及历史贡献亦由写作“怪”“异”生发的超越性而来。李渔自四十岁左右到杭州卖赋糊口，到晚年回归杭州西湖，差不多经历了三十年的职业作家生涯。他的作品，尤其是用以支撑其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的“四根台柱子”：传奇《笠翁十种曲》、小说《无声戏》与《十二楼》、百科全书式奇书《闲情偶寄》和诗文集《一家言》，为了适应读者、观众口味和市场的需要，标怪立异，而“怪”“异”实乃其艺术创造的标志性品格。如《笠翁十种曲》，李渔誓言“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关目新、情节奇，诙谐幽默、语破天惊，“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的喜剧风格等特点，深受观众欢迎，红遍17世纪的中国大地。如小说《无声戏》与《十二楼》，题材取之于当时的现实，几乎没有一篇是袭用前人作品现成题材的，都是新开掘、新构思、新创作，坚持走自己的小说创作新路子，比之冯梦龙、凌濛初等小说作家大大前进了一步。如《闲情偶寄》，是李渔倾其一生学识库存和生活积累前后花了六年时间而成的一部最享盛名的美学著作。他曾自负地说：“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如《一家言》，李渔说：“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至于为自己的书做广告，保护版权等行为，李渔足足比现代作家先走了三百多年。此书详细解读了李渔终生以笔为生，不断地写书、编书、刻书、经营书和写戏、演戏、经营戏以及做广告、反盗版的人生轨迹、创作个性和创作宗旨，分析永远着眼于创造、创新的“怪”“异”性格行止对其创作及文化商业活动带来的影响，体现了作者用功之所在。
李渔成为那个时候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除了其作品适应市场、适应读者和观众的需求之外，还有他为了获取创作素材，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其中包括广交各界朋友。李渔一介布衣，交朋友尤其是交达官贵人这类朋友，往往被人视为“怪”“异”之举。然而，李渔凭自己的才情、热情、真情，在结交的数百名朋友中，既有许多当时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员、地方各级官员，也有不少名闻宇内的文人。李渔明白，这些朋友都是自己作品中最常见的作序、点评者，也是自己生活、事业上的支持者和帮助者。李渔是个脑子特别“活络”的聪明人，经常利用朋友聚会、宴集、品茗、互访之机，与他们谈文说艺，讲述交谈一些与传奇、小说创作有关的话题，也会探讨交流一些很“雅”、很“专业”的曲论等内容。之后，李渔会将交谈的一些故事情节写进传奇或小说之中，将那些理论性很强、很“雅”的交谈内容写进了《闲情偶寄》之“词曲部”与“演习部”中，成为“梨园之圭臬”。显而易见，李渔这些名人、朋友非常给力的题序作评，以及相互间的密切交往，这对推广李渔作品，提升李渔形象自然大有帮助。作者以浓墨重彩之笔，通过对李渔与诸多朋友交往的描述，指出在艺术创作与文化商业活动中，李渔与朋友交往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李渔最早是以戏曲创作名世的，“自买歌童，自编词曲，口授而身导之”是李渔多年来之梦想，然而，穷困潦倒的他办家班纯属非分之想。清康熙五-六年，李渔应邀西秦之游，具有艺术天赋的乔、王二姬的不期而至，家班得以建立，李渔梦想成真。家班是李渔事业的希望，是其以戏会友进行文化商业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精神家园，在其存在的六七年间，是李渔一生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也是他艺术事业最为兴盛时期。随着乔、王二姬英年早逝，家班解体，对李渔的精神打击及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李渔为悼念乔、王二姬而作的数十首诗词并为之写的传记，是李渔对家班从创办到解体往事的不堪回首，也是李渔与乔、王二姬之间艺术情、生死恋之情感世界的宣泄。作者以真挚的情感，写下了李渔家班及家班活动在李渔艺术生涯中最值得回味也最为精彩的一页。
李渔是明清之际一位不合流俗的文艺大家，“另类”的性格，使其勇敢选择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人生模式，终生以笔代耕，把艺术创作活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从而成为古代文人走文化产业化之典范。《戏看人间：李渔传》中，作者对明清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李渔人生经历及复杂情感有深入的了解，正是基于这一把握，才从本质上刻画了一个“不安定”的、被人视为“异人”与“怪物”李渔的个性形象，通过对李渔“卖赋糊口”曲折而快乐之人生经历描述，凸显了李渔从不满足现状，喜欢标新立异、独出心裁、开拓创新，勇于挑战成见，爱做翻案文章，惯于自我作古，任凭千难万险也不低头、不退缩、不认输的性格特质，从而使一个虽穷愁半世却积极乐观、风流倜傥、才思敏捷，充满生命活力的李渔跃然纸上。该书以新颖的结构，独到的见解，丰富的情感，以及将平易朴实的语言与严谨的学术性予以融合而泛有诗意的风格在同类传记中取得突破性成功，为上佳之作。
作者：李彩标，研究馆员，李渔第十一世裔孙，原浙江省兰溪市李渔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