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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访曹可凡，节目策划在微信中问：他的书，快递您哪个地址？我当时眉头一皱回问：他为宣传新书上节目？策划回：对；我忍一忍回信说：书递我家先看看再说。放下手机我叹一句：又为炒作！
对曹可凡从来不熟，间接知道他在上海电视上一直作着节目《可凡倾听》，但从不关注。隔阂来自于北方人对上海的成见与漠不关心。偶然有次见他上其它节目接受采访，意外的是，他说话口感、底气，居然相当京片，包括手势和某种幽默，都像。脑子当时一转：此人当初应当去学相声，而且是侯宝林那种担任主说而不是干陪说的路子。能说好相声得天生带点坏，曹可凡的胖加小眯眼，如果用作犯坏都刚刚好。我猜他要是能入此道，肯定比那位说清口的强。因为他逗人不吃力而是自然洋溢。
我被吸引，不由自主继续读下去。一幅全景式望族家谱，就从这位大家出身的外祖母辞世，然后竟如“清河图”那样渐渐舒卷展开，不但史实翔实并且文学细腻。关键还是弥漫全书那：味道。总比我曾经为写评论而三遍细读的《长恨歌》要好很多。编小说故事和文字技巧固然都可以通过长期训练而达到圆熟，然而出身和家世这事情只能由命运先天规定，而无法强由后天加强练习就真能提升今生的前世因缘。比如说张爱玲的刻薄性准确、再比如鲁迅的尖酸性损人，表面看都是笔墨文字，其实背后全透着出身与家道中落的命运派定，更学不得也仿不来。要是硬干那就一定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再比如，之前有很多出身贫寒的作家，他们“穷而后工”也非要写大户望族人家的长篇故事，但文学再圆熟文字再精致，读起来总感觉还是隔着深宅的高院墙猜着编出来的——隔膜、生硬。
以前一直听人说：中国从来没有精神贵族。于是就看曹可凡怎样如数家珍写他父亲：“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学习俄语，可父亲认定英语必定是未来国际民间相互交流的基本手段，不可偏废。于是他自制教材，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他强调英语最重要是imitation(模仿)和practice（实践），否则学到的只是“半吊子”英语。关于记单词，父亲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认为，一个单词即使背一千遍、一万遍，也只能算一遍。只有在报纸、杂志、书籍，甚至菜单等不同媒介读到，才能算一遍。”
“除外语之外，西方古典音乐也是父亲一大爱好。……不过，他最爱肖邦作品，晚年听得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弹的那套《夜曲》。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茨。20世纪90年代，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聆听艾萨克·斯特恩音乐会。老人家直言：‘和海菲茨不可同日而语’。”
也都是些随口道来的家庭琐事。可没听说有哪位挖煤的矿工，会把“英格利士”作为家庭内部娱乐就教给了儿子；再问海菲茨又何许人也？为什么曹爸爸就一口断定艾萨克·斯特恩和他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根本就不信，有哪位贫农作家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写写旧上海，如上所述那种种细节，又可能通过办几次教养学习班就能临时抱佛脚的。真是你们家老祖的事儿，怎么胡抡都不会离谱。真不是你们家的门规、往事，再如何“隔墙有耳”也会以讹传讹。
也想不起是从何时候开始的，有太多电视剧导演，就为了假装门面自己的文化档次，成帮结伙纷纷涌向上海，是驴子是骡子都强撑着自己拉车去遛一遛，然后拍出无数曲解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连续剧，并且难看到不能再难看。几乎全在抄袭那部老版《上海滩》，好象旧时上海，除了歌女、舞女、黑社会、青帮红帮流氓整天打架再无其它。且久而久之，就让看电视的人真以为早先上海也就只有这点模样了。
因此我说，曹可凡这新书《蠡园惊梦》开了个好头。它通过事事有出处的详考，向后人展示：旧上海固然鱼龙混杂云谲波诡，但仍然还有象“白手入沪的无锡青年王尧臣(即可凡兄的曾外祖父)、王禹卿兄弟一步一脚印，不过短短十数载光阴，便在风云际会的魔都崭露头角，立地顶天。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训练有素的机敏、耐心、坚韧、勇气以及非凡的大智慧，在那个最坏的时代，……他们只是在做事中一点一滴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由儒学而经济，由经济而实业，由实业而政治，终与荣氏兄弟一道，游走黑白两道间，纵横商、政、文等领域，藉此渐渐改变了家族，改变了行业，并终以某种意味改变了这个国家。”[麦家评语]
如果真有所谓：民族的脊梁；那么无锡的王氏兄弟，就可以算是：上海民族工业的两骨脊梁。
中国读者中，喜欢观看传记的人从来不在少数。但大多都是从阅读发达国家名人传记开始建立起的兴趣。而自从1949之后，国内就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个人与家族传记。因为社会上一直以来就在反对个人的尾巴别翘到天上去，更不提倡给什么家族树碑立传。所以几十年间我们不但经济上一穷二白，在传记文化上更是贫瘠到可怜。虽然之前寥寥也有过象《傅雷家书》、《曾国藩家书》，但完整展开一部家族史的传记，还真是罕见。由此而论，《蠡园惊梦》至少也是抛砖引玉，填充了一个极其稀缺的文史空白。
且看本书第二章《少小离家 一肩行李闯乾坤》的第二节“吃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曹可凡其高祖王梅生，为大儿子起名叫：王尧臣，为二儿子起名叫：王禹卿；尧者：传说中上古帝王名；禹者：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可见其父对一双儿子寄托厚望之深。而王尧臣、王禹卿也不负父亲期望，从无锡背简单行李闯荡上海滩，从扛包、搬运、装车、盘点、各路底层杂活徒手而天下。再看王梅生在儿子王禹卿于上海立足刚稳时，又以怎样的家书训示于他的：“今既得业，要克勤克俭，有始有终；……为人以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子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恰恰就是在此严父谆谆督促之下，王尧臣、王禹卿竟从小伙计开始，一直干到中国面粉王者的位置。
而就在王禹卿奋斗的关键时刻，其母不幸病逝，王梅生为保儿子来之不易的饭碗，严令不许回乡奔丧，直到他20岁时方得请假回家，扫墓省亲。而这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六、七年了。
面对祖上五代人的奋斗，面对高祖钟鸣震耳的训教，家风传至曹可凡这一代，他也只能战战兢兢于此书最后如此跪拜感叹：“到了我们这一辈，虽不像祖辈那样驰骋于商场，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血脉中终究有着‘忠厚传家远’的基因，即便是一份平平常常的工作，也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曹可凡在书中有一自问：“不知不觉，自己竟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在拼命向前奔跑的同时，也常常会禁不住回看，时不时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会到哪儿去？”
唐宋八大家之一者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曾为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题写《三槐堂铭》，而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王家祠更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而曹可凡的高祖，正是王佑的家族后人。
苏轼在比《三槐堂铭》更声名远播的《赤壁怀古》中早已回答了曹可凡今日之问——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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