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小时的沉默 东方小四

英国91岁的女特工、二战期间功勋卓著的铂尔在回忆往事时提到，在接受训练时得到的指示是，一旦被俘，要保持48小时的沉默，以便她的同伙有时间逃脱。

 

心有所动。48小时的沉默，给人性以回旋空间。

 

欲求有血有肉的身体忍受长时期的痛苦折磨，个人认为，未必合人性。我想，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故而那些为了理想能够忍受极端苦痛的人，被我们视为英雄。

 

如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说”推翻“地心说”，教会对之施酷刑，身体被拉成3米长，但有一口气他就依然不屈；如古罗马那个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女数学家，身体被反对者用海贝一片片割下，连续数天，方才气绝；如赵一曼，被残忍的日本人折磨成半身炭化、指甲全无、白骨可现，也绝对不低头。

 

写下这些，我已不忍。那些亲身经历的人，是如何捱过极端难熬的每一分、每一时、每一天的？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遇到“敌方”酷刑，能够持否？如果诚实地回答，我可能会全力寻求自杀之道，如不得就可能会妥协，也就是说，我或许会当一个尽量不伤害他人的叛徒。也许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并不太怕丢掉性命，但非常非常畏惧长时间的、超越常规的剧痛。

 

所以，看到铂尔说到“48小时的沉默”，我终于释然。原来，有一种叛变，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只要你在划定的时间里坚守了立场与原则，就可以了。酷刑和痛楚，担心和惧怕，均有一个能够期盼的期限，有可以张望得到的彼岸。

 

但，这不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热衷说“中庸”的我们，在自古至今的大小争斗中，往往只看到“敌我两方”的尖锐存在，不宽容中间地带，不宽容人性的极限。所以，在得势者严厉的目光里，敌人总是很多。而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叛徒”，基本上再无翻身余地。不能从身体上消灭，得胜者也要在思想上、文字上将之处以极刑。

 

就这样，大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就人心惶惶，就人人自危。而我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中国人，似乎已习惯了此种日积月累的紧张心境，度年如日。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推己及人，在矛盾、困惑、对立面前，除了做简单的是非判断，还稍带考虑“48小时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