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生命献给谁，其实并不是每个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毕竟，必须回答的机会，一生里也不会太多。如果探究起来，不但有一个奉献对象的问题，还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有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生命权利的问题，得“我的生命我作主”才行。一个奴隶，肯定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命献给谁，因为这是奴隶主的事。越国当年在勾践领导下，曾经以弱胜强，打败了吴国。他的铩手锏之一，是搞心理恐怖战术：在两军对垒决战之际，派出三百人组成的方阵，列队于吴军之前，亮出武器、齐声呐喊：我们有罪，以死殉国。然后三百人齐刷刷地以刀抹脖子自杀。这三百人一起流血倒地的血腥恐怖场面，将吴军全部吓呆吓傻了。越军乘机进攻，果然得手。
这三百个越兵的生命，真真切切地是献给了勾践。至于是自愿还是被迫，只有阎罗王才能知道。
同样是士兵，有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肯定是自愿的。
魏文侯的时候，出身卫国的著名军事家吴起作为引进的人才，担任了魏国的三军总司令。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也有两千四百多岁了。尽管他是高官，但是他群众路线执行得好，一直坚持实行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打仗的“三同”，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一个士兵生了疽，痛得直哭，吴起毫不犹豫地亲自用嘴巴将他脓包里的脓汁吸出来，士兵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悲伤地哭泣。人家不理解：“你的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大元帅居然亲自为他吮疽，这是多么罕有的荣誉，你为什么反而哭泣？”母亲说：“将军替我儿子吮疽，并非我家庭之福。以前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在吴司令的手下当兵，也生了疽，也是吴司令给他吸吮治好的。后来，他打仗就非常勇敢，最后死在了战场上。现在吴司令替我儿子吮疽，我就知道儿子又要战死在战场了，所以我痛哭。”
后来，这个儿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史记里没有记写。按照他母亲的估计，只有战死沙场的份。他的生命，却是真心实意地献给了吴起将军的。
当然，非常主动地献的人也有。聂政是一个士人，以勇气著称。因为杀人避仇，与母亲、姐姐一起来到齐国，隐居于市井，做屠夫谋生。有一天，忽然一个大人物来拜访。聂政怕有麻烦，避而不见。大人物来了数次，终于见到了聂政。大人物叫严仲子，自带了酒菜，酹酒举杯，频频为聂政的母亲祝寿致敬，并向聂母敬献黄金百镒作为晋见之礼。聂政惊怪于他的厚礼，坚辞不受：“我聂政上有老母，家也贫穷，现在客居在这里，以屠狗宰牛为业，主要是为了侍奉老母。我收入微薄，养家糊口也是够的。您的厚礼，确实不敢当。”严仲子屏退左右，坦诚地对聂政说：“我有一个仇人，是个王侯级的大人物。我避仇到齐国，私下里听说了您品行高洁，勇气过人，十分仰慕。送您母亲一点薄礼，是希望能给您生活有点帮助，能够与您结交来往，并没有别的什么企图。”聂政说：“我之所以降身辱志地做屠夫，是要供养老母。只要母亲还健在，我不会收他人的任何礼物，也不会答应他人的任何请求。”严仲子一再恳求他收下，聂政依然不肯。最后，两人尽宾主之礼而散。
几年后，聂政的母亲去世。安葬了母亲，除去了孝服，聂政说：“我只是一个市井小人物，严仲子以卿相之尊，不惜折节相交。初次相见，即以千金重礼相敬。我虽然没接受，但是，他的盛意我是明白的，他是知我者。一个贤者为了报仇雪恨而来亲近一个地位卑微的人，我聂政心中难道不明白吗？上次之所以没有答应他，因为老母在堂。现在老母以天年去世，我已没有了后顾之忧，当是报答知己的时候了。”
于是，聂政西行入濮阳找到严仲子，对他说：“那次我不能答应您，因为老母在。现在她已不幸去世，我也无所牵累。您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吧。”严仲子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这侠累是韩王的叔父，家族势力强大，警卫森严，我一直想将他刺杀，都没能成功。现在您能认我这个朋友，愿意帮我做这件事，我非常高兴。我将马上组织一批高手，协助您办事。”聂政说：“刺杀侠累，人多没用，万一失手，容易泄密，会知道是您主谋，整个韩国将与您为敌。这怎么行？”聂政谢绝了严仲子的随从，一个人仗剑独行入韩。
来到韩国相府，聂政望见侠累端坐堂上，警卫森严。武功高超的聂政持剑飞奔堂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刺死了侠累，左右顿时大乱。聂政一声大吼，乘机又刺杀了几十人，但是在卫兵的重重包围中，他已无法脱身。为了不连累严仲子，他以剑划破自己面皮与眼睛毁容，再剖腹出肠自杀。
聂政这个勇士，为了一酬对方的厚待，义无反顾地当了恐怖分子。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自己认为的知己。
春秋到战国的历史，是中国人不断自觉自醒的历史。“你把生命献给谁”，也成为士人们不断自我叩问的庄严话题。献给上天、君王？献给权力、荣誉？献给家族、知己？还是献给自己？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庄子的回答是，还是留给自己吧——
楚王请他当相，希望他把生命献给君王神圣伟大的“天下”“苍生”事业，他的回答是“不”。他认为，与其做一具供奉于庙堂、享受尊荣的龟骨，不如做一只自由地生活于泥淖中的生命。
庄子对来聘的楚使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你是个远古的现代人，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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