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全德”——朱子对“仁”范畴的价值提升
在孔子的学说中，仁实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仁是指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狭义的仁则为一具体的道德条目而与其他德目并列。由于仁的这一特殊性，因而作为具体德目之一的仁又具有其他德目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它是最高的德，而其他德目则分别是仁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实现仁的不同途径。因而，从逻辑上说，仁可以涵盖或统摄其他诸德。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不过，孔子毕竟没有就仁与诸德的具体关系发表过明确的意见，也没有通过与其他德目的比较来突出仁的这一特殊地位。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的这一特殊性和特殊地位虽是其思想中应有之义，但毕竟是隐而未彰的。仁与其他德目究竟是何关系？仁能否涵盖或统摄诸德？仁是如何涵盖和统摄诸德的？这些重要的理论内容是经过历代儒者对仁范畴不断进行的理论诠释才逐步揭示出来的。本文拟对这一理论诠释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以凸显朱熹在这一方面的理论贡献。
孔子最重要的继承者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对儒家的仁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儒学的诸多德目中，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四者，又于四者中尤重仁与义。不过，孟子虽然于仁义礼智四者中最强调的还是仁，这从他对仁的重视程度远非其他三者所能相比就可得到确认，但他毕竟还是将仁与义、礼、智并列，并没有将仁由德之目提升为德之纲，因而仁的地位在孟子的学说中并没有比孔子有实质性的提升。
这种情况在宋代理学那里发生了变化。程伊川考察了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首次提出了仁可以包含其他德目的观点。他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这里的“四德”指《易经》“乾”卦之“元、亨、利、贞”，“五常”则是沿用汉儒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所谓“偏言”即以狭义言之，指的是与义、礼、智、信并列的仁这一具体德目，故曰“一事”；“所谓专言”即以广义言之，指的是作为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的仁，它可以包含、涵盖具体的德目仁、义、礼、智，故曰“包四者”。程伊川的这一提法是对仁的一个极重要的诠释，他用“偏言”和“专言”这两个视界，把仁在孔子思想中的潜含的意义空间揭示了出来，明确地区分了仁的两个不同层面或使用范围，在保留了仁作为具体德目的意义的同时，使仁从众多具体德目中脱颖而出，提升到了道德总纲的地位。程伊川对自己的这一新解读十分得意，他说：“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 程伊川以头与手足的关系譬喻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十分形象而又明确地突出了仁的统领诸德的特殊地位，在他看来，仁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只有在同其他诸德（五常）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和把握。
朱熹对程颐关于仁的新解读十分赞同，并进一步加以具体的论证，使之更为明确和丰富。朱子的特殊贡献，是提出了“全德”这一概念来突出仁的地位：“仁者，本心之全德。”以仁为“全德”，是因为仁可以包容、涵盖、统领具体德目，故曰：“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在朱子那里，仁之所以能够包容、涵盖、统领具体德目，乃是由于它们之间有先后大小之别：“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 这样的关系，朱子用了一个比喻说明之：“仁包义礼智三者，仁似长兄，管属得义礼智。”这个比喻应该说是十分贴切的，仁在儒家的道德条目中，既是如兄弟排行中的一员，其本身亦自为一德，同时又不是一般的一员，而是“当门户”的“长兄”（类似于武林门派中的掌门），所以有资格作为诸德的代表而“管属”和“统摄”其他诸德，这就是“全德”的确切涵义。
非但诸德离不开仁，作为“全德”的仁亦离不开诸德，仁的作用和地位，正是在与其他德目的相互关系中才显现出来。朱子指出：“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这就是说，作为“全德”仁通贯于各个具体的德目中，具体的德目则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仁的存在和作用，离开了具体的德目，仁就只能是一个无法把握的挂空概念。朱子又曰：“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义，一界子是仁之礼，一界子是仁之智。一个物事，四脚撑在里面，惟仁兼统之。”合而言之，只是一个仁；分而言之，则为仁义礼智。仁既是四者之一，又能“兼统”四者，故曰“仁之仁”“仁之义”“仁之礼”“仁之智”。这同程颐所谓“偏言”、“专言”的思路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为“全德”之仁，朱子还以他惯用的“生生之意”和“气化流行”的思想加以诠释。如曰：“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所谓“浑沦言”，亦即程颐所谓“专言”，则仁包义礼智，义礼智都体现了仁的“生意”；所谓“对言”，亦即程颐所谓“偏言”，则仁为与义礼智并列之具体德目。朱子喜欢把仁义礼智同春夏秋冬相配，以春天的“生意”来表现仁的特殊地位，所以当弟子就“仁包四者”（亦作“三者”）提问时，朱子常以春生之气通贯于四时的道理解答之。如有弟子问：“仁包三者，何以见？”朱子回答说：“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气或长养，或敛藏，有间耳。” 又如“因问仁包四者之义，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朱子还说：“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在朱子看来，春夏秋冬皆出于春，皆有一“生气”贯于其中，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可视为春的表现，春于四季中独具统领之地位。以此来理解“仁之仁”“仁之义”“仁之礼”“仁之智”的道理，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与此相关，朱子还借用气化流行的思想阐发“全德”之仁。他说：“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又曰：“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他以酿酒的道理譬喻此一“流行”过程：“'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得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在他看来，仁之所以兼涵其他德目，乃是由于仁是个“源头”，其他德目皆为仁“流行”的结果和表现，虽然这些德目皆“各有界限”，但作为“全德”的仁总是无一例外地“流行”于其中，这也就是仁的“通贯”和“兼统”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程、朱的诠释，仁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特殊性得到了凸显，其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提升。经此提升之后的仁，程颐谓之“百善之首”，朱子谓之“万理之原，万事之本”和“众善总会处”。仁的这一地位，以今天的话语表述，就是“道德总纲”；以朱熹的表述，就是“全德”。作为“全德”的仁之所以高于诸德而成为道德总纲，按照理学家的理解，在于它是“当门户”的诸德之“长”，有资格代表并“管属”、“兼统”诸德；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则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而贯注于诸德之中并统摄诸德的，诸德则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仁的原则和精神。
为什么要将仁提升为道德总纲呢？朱子指出：“百行万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会得！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又曰：“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且要先识认得，先存养得，方有下手立脚处。”可见，儒家之学虽然主张对“百行万善”都要“着力”，但事实上又不能“件件去理会”，所以必须先有个“下手立脚处”，否则就会终无所获。而抓住了仁这个道德总纲，则不仅有了“下手立脚处”，又可提纲挈领，把握住儒学的精髓和关键。
从朱子的以上表述还可以看出，仁的道德总纲的地位的获得，是从众多具体的道德条目中提升而来的。这一提升的过程不是一步完成的，其间经过了一系列中间环节。朱子描述这一提升过程说：“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曰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先由“万理”（“百行万善”）中提炼出“仁义礼智”这四个“纲理之大者”，再由四者中突出“仁义”两者，最后由仁义两者中再强调一个惟一能够作为总纲的“仁”。这一全过程，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自万而四，自四而两，自两而一，最终将仁提升到“心之全德”的地位，这样就可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即从“百行万善”中把握住儒学的重中之重，这就是朱子将仁提升为道德总纲的目的，也就是“全德”之名的思想史意义。透过朱子在诠释仁与诸具体德目的关系时所使用的诸如“兼”“统”“贯”、“摄”“涵”“载”“包”“管属”“宗”“元”等等字眼，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对仁进行价值提升的，看到他为了确立仁的道德总纲的地位进行了怎样的理论努力。
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朱子对仁的提升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第一，在经典诠释活动中，提出新概念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朱子对仁的提升主要是围绕着“全德”这一概念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一新概念，朱子关于仁的解释就只是一般的注释，而不能称之为诠释，因为这种解释只是尽可能地忠实或贴近经典的本义，并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并没有试图用这些新思想去建构新的思想体系。
第二，朱子对仁的诠释和提升，借助了可以利用的各种思想资源，包括儒家学说内部的和来自儒家之外的（二程亦如此）。如他用“生生之意”解释《孟子》的仁，其思想资源就来自儒家的另一部经典《易传》，这是一种“跨文本解释”。用“气化流行”的观念解释仁，儒家孔孟都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该思想资源最早是来自道家的《庄子》。
第三，朱子对仁的诠释活动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他通过对一与多、体与用、形上与形下等分析方法的运用，来凝聚和提炼仁这一儒学的重中之重，然后再围绕这个重中之重来重新构建儒学的思想体系（二程亦如此）。所以，朱子对仁的诠释和提升，对于建构他的理学新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章摘选】《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作者简介】
白奚，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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