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 | 龙场悟道：王阳明生命的一场根本觉悟

在中国思想史上，16世纪的王阳明是一位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开创的心学思想又称阳明学，是对儒学的重要理论发展，与12世纪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并列，形成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共同构建了先秦孔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对此后的中国思想乃至东亚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后迁居山阴（今绍兴）。王阳明的出身为官宦世家，远祖可追溯到晋光禄大夫王览（205—278），王览曾孙即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阳明之父王华（1446—1522）为成化十七年（1481）的状元。阳明于弘治五年（1492）举浙江乡试，弘治十二年（1499）及第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有功，封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孔庙。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可谓波澜壮阔，其思想历程几经波折，最终以37岁时的“龙场悟道”为标志，确立了心学思想。

我们先从“龙场悟道”的社会背景说起。正德武宗皇帝于1505年即位之后，朝廷大权便旁落于宦官集团的手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势力垄断朝政、一手遮天。对此，一些正直的官员非常不满，上疏弹劾刘瑾却被逮捕，甚至多名官员被廷杖打死。面对如此残酷的政治局面，阳明怀着一腔义愤，上疏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官员。在这篇奏疏中，他还要求武宗“去权奸”并做到“明改过不吝之勇”。阳明上疏的结果不难预料，他旋即被明朝特务机构锦衣卫逮捕入狱，受到了廷杖三十（一说“廷杖四十”）的严重处罚，随后被解除兵部主事的官职而贬为贵阳龙场驿（在今贵州贵阳修文）的驿丞。对阳明而言，受廷杖只是肉体受苦，被贬职也只不过是职位的跌落，重要的是，这场变故对阳明精神上的打击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促使阳明意识到朝政昏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天道究竟何在的问题更是逼迫阳明做出回答。两年后的正德三年（1508），阳明才最终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根据《阳明先生年谱》正德三年的记载，阳明在贵阳龙场驿，“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整天思考着一个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是假设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如果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又会向世人说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是阳明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追问，答案当然只有自己去寻找。据载，忽然在一天中夜，阳明发生了大悟，史称“龙场悟道”：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

从内容看，其实就是八个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此处的“性”字意同“心”字。对阳明来说，他终于明白了道不再是外在于人性或人心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在于人心的自足圆满的实体存在。“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则是阳明在思想上的彻底反省，意思是说，以前认为理是客观外在的、可以通过即物穷理的方式来认识的观点乃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一反省预示着心学的标志性命题——“心即理”呼之欲出。就思想实质而言，其实“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便可归纳为“心即理”，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述尽管简单，但是其信息却是清晰的，按我们的理解，“龙场悟道”无疑是阳明生命的一场根本觉悟。阳明晚年回忆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这表明阳明心里已经悟出了良知的道理，只是未能将其理论化，而致良知的正式提出则尚需一些时日。然而有证据说明，良知问题早在1518年刊刻的《传习录》上卷已有重要论述。要之，“龙场悟道”意味着阳明思想的成熟，预示着阳明学的思想世界即将产生。

《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思想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共由三卷组成，上、下两卷是由其弟子记录下来的讲学语录，中卷为阳明与友人及弟子的八封书信。这部“语录”无疑是阳明学的经典，反映了王阳明整个生命历 程的思想探索，含有丰富的哲学智慧，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如“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已经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富有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可以说，《传习录》既是阳明心学的传世经典，更是儒学思想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重读《传习录》，重访阳明学的思想传统，对于加深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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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
编著者：吴震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