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黃銘
本文為「《春秋》與儒家政治哲學」專題系列的第六篇，原載於《哲學與文化》第四十九卷第十一期（總第582期），2022年，第95—110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典詮釋學基本文獻整理與基本問題研究」（21&ZD05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黃銘, 江蘇常熟人，復旦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為重慶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春秋》學、《禮》學。
內容摘要
親親相隱是儒家倫理中的重要命題，關乎國法與人情的糾葛。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四書》的範圍，或否定親親相隱，或主張「親親為大」，未能充分討論親親相隱的限度問題。本文通過分析《公羊》學內部不同的容隱觀，指出在理想狀態下，親親相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且有限度的，取決於當事人的政治身份（即是否擁有公權力）。不具有政治身份的民眾可以「親親為大」；具備政治身份的臣子僅能在國法的前提下實施有限的容隱，如要突破國法的限制，對親屬進行徹底的容隱，就必須放棄政治身份。國君的情況與臣子大體相同，差異之處是對其親屬「所犯在己」的罪行，「得申親親之恩」。
關鍵詞：《公羊》學、親親相隱、大義滅親
親親相隱是儒家倫理的重要命題，在先秦時期就有經典的論述，如孔子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孟子更是構建了舜「竊負而逃」[2]的容隱故事。由於親親相隱涉及國法與人情的複雜糾葛，所以「竊負而逃」在本世紀初還引發了巨大的爭論。[3]然而爭論的雙方或是否定親親相隱的合理性；或是認為「親親為大」，未能詳細討論國法與人情的邊界，而且所據材料多來源於《四書》，極少論及《春秋》。而《春秋公羊傳》中有大量涉及親親相隱的內容，以魯國的慶父之亂最為典型。其中，季友對公子牙的酖殺，對慶父的「不探其情」、「緩追逸賊」，以及齊桓公對哀姜的大義滅親，三者之間存在極大的矛盾與張力。[4]歷代《公羊》學者都試圖給出圓融的解釋，展現出了不同的容隱觀，甚至同一學者持有多種容隱觀。本文旨在分析這些觀點，利用《春秋》「屬辭比事」的方法，[5]指出其中的正誤；力圖為國法與人情劃定邊界，討論理想狀態下容隱的限度；同時結合法律儒家化的進程，討論親親相隱落實為制度後，對於生活觀念的影響。
《春秋公羊傳》，中華書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春秋三傳》對於魯國慶父之亂的始末有不同的記載。基於不同的事實，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而我們探討的是《公羊》學中的容隱觀，故以《春秋公羊傳》，特別是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認定的事實作為基準。
第一起事件是公子牙意圖弒殺世子般，而被公子友酖殺：
【春秋經】（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飮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飮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6]
魯莊公有三個同母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牙和慶父與莊公夫人哀姜私通，三人圖謀作亂。公子友（即季子）不得已，出使陳國避禍。莊公病重，召回季子，授以國政，而公子牙脅迫莊公立慶父為君，且做好了弒殺世子般（即子般）的準備。季子當即秘密酖殺公子牙，但保存了牙的後人，即後來的叔孫氏。
第二起事件是慶父弒殺子般，歸罪於鄧扈樂，季子「不探其情」：
【公羊傳】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曾淫于宫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7]
莊公三十二年，公子慶父教唆僕人鄧扈樂弒殺子般，並將鄧扈樂作為替罪羊處死。季子趕到現場後，不再追究實情，寬縱了慶父。但慶父還是懼討，出奔至齊國。
第三起事件是慶父由齊歸魯：
【春秋經】（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8]
慶父是弒君賊，畏罪出奔，絕於魯國，不當使其復歸。季子礙於親情，允許慶父歸國，導致慶父二次弒君。《春秋》避諱此事，故稱慶父為「齊仲孫」。
第四起事件是慶父再次弒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
【春秋經】（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季子）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春秋經】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公子慶父出奔莒。[9]
慶父第二次弒君，季子還是礙於親情，「緩追逸賊」，放走了慶父。慶父出奔莒國。兩次參與弒君的哀姜也出奔至邾婁國。
第五起事件是季子拒絕了慶父歸國的請求，慶父自盡：
【公羊傳】（僖公元年）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10]
慶父弒殺閔公，季子雖然「緩追逸賊」，但依據君臣之義，仍向外「求購」慶父。故而當慶父再次請求歸國時，遭到了季子嚴詞拒絕。最後慶父被迫自盡。
第六起事件是齊桓公對於哀姜的大義滅親：
【春秋經】（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桓公召而縊殺之。
【春秋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春秋經】（僖公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11]
哀姜參與了慶父的兩次弒君行動，故而齊桓公依據王法，把哀姜從邾婁國召回齊國，在夷地正法，將其靈柩送回魯國，絲毫不顧念與哀姜的親屬關係。[12]
《春秋公羊傳注疏》書影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元刻明修本
以上的事件都體現了國法與人情的衝突，而側重點各有不同：齊桓公對哀姜大義滅親，是國法壓倒了人情；季子秘密酖殺公子牙而保全叔孫氏，是在尊重國法的前提下，有限的照顧人情；季子對於慶父的「不探其情」、「緩追逸賊」，則是人情超越了國法；季子最後逼死慶父，又是國法壓倒了人情。而《公羊傳》對於上述行為均給出了肯定性的評價，[13]作為經典詮釋者的《公羊》學家，必須用一種容隱觀來統攝這些事件。
第一種容隱觀是「親親為大」，即認為血親關係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人倫的根本，親屬之間應該無條件的互相容隱。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且能在《公羊傳》中找到依據。
【春秋經】（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14]
子叔姬是魯文公的同母妹，出嫁為齊國夫人，由魯國大夫單伯護送。不料兩人在途中淫亂，後被齊國識破，子叔姬就被休棄了。很明顯子叔姬是有罪的，然而站在父母的角度，首要的義理是容隱子女的罪行，即《公羊傳》所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據此推論，兄弟之間也應當如此，那麼季子對於慶父弒殺子般的「不探其情」，弒殺閔公的「緩追逸賊」，都是可取的。
既然血親之間應當無條件容隱，那麼季子酖殺公子牙、最終逼死慶父又怎麼解釋呢？孔廣森云：
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冏之徒，苟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為口實也。……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曰「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15]
孔氏將「親親相隱」視為正道，「大義滅親」視為變道。「大義滅親」之所以能判定為「變之正」，必須要有純正的動機。即「有愛兄之心」，「雖殺兄可也」，否則就是「翦骨肉以自利」，如鄭莊公處心積慮殺其弟段一般。而純正的動機需要由「親親相隱」的行為來證明，所以對待親屬犯罪，應該先施以「親親相隱」，然後才能「大義滅親」。這種先後邏輯用來解釋季子逼死慶父是可行的，如孔廣森云：「子般之弑，歸獄於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弑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16]
但公子牙事件，《公羊傳》的評價是「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17]並不是先施以「親親相隱」，然後「大義滅親」，而是先確定「誅不得辟兄」的君臣之義，然後才考慮有限的容隱，即「不暴其罪」。所以在孔廣森先仁後義的邏輯中，君臣之義沒有獨立的地位，需要由親親相隱來證明動機，實際上是取消了君臣之義。這非但與《公羊傳》不合，更會造成極大的義理紊亂，比如《春秋》對於趙盾的「加弒」也就不成立了。[18]既然君臣之義不能取消，那麼親親為大的容隱觀就不能成立，反而要依據酖牙事件中，國法高於人情的義理，來反思季子對慶父「不探其情」、「緩追逸賊」的正當性。
所謂時機主義容隱觀，指大義滅親與親親相隱的抉擇不是抽象的，需要根據不同的時機來確定。季子對公子牙、公子慶父採取或誅或縱的處置方式，是因為所處的時機不同，如《公羊傳》所云：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19]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20]
《公羊傳》認為，公子牙與公子慶父都是季子的同母兄，親疏程度沒有差別，所犯的罪行也都是弒君。所不同的是，公子牙僅有弒君的動機，季子為了阻止惡行的發生，故而將其誅殺。而慶父兩次弒君都是既成事實，已經無法挽回，故而順遂親親之情，將其寬縱。
然而這種時機主義容隱觀有重大的漏洞。《春秋》強調尊尊之義，故而極度維護君父，在立法上非常嚴密。首先規定了「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對於君父不能有犯上作亂的動機，有動機便可誅殺。其次規定了「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21]國君被弒，臣子有嚴格的討賊義務；甚至求全責備，如趙盾未能誅殺弒君賊趙穿，便被《春秋》加上了「弒君」的罪名。所以，國君被弒雖然是既成事實，但並不影響臣子討賊的義務。《公羊傳》對情節較輕的將弒行為施以極刑，卻對更為惡劣的既弒行為加以寬縱，造成了刑罰不中的後果。不能不說，時機主義容隱觀是一種投機理論，大有害於義理。
《左傳》，中華書局
所以有一些學者為《公羊傳》進行辯護，通過修正事實來完善時機主義容隱觀。上文關於慶父之亂的始末之敘述，依據的是何休對於《公羊傳》的解釋。其實《左傳》有不同的記載，直接關係到季子「不探其情」、「緩追逸賊」的義理定性。下面我們通過表格來展示兩者的差異。
莊公三十二年，慶父唆使鄧扈樂弒殺子般，《左傳》記錄了「成季奔陳」，[22]落姑之盟後方回國魯國，孔廣森據此來修補時機主義容隱觀，孔氏云：
子般之弑，季子奔陳，於是召而復之，故言來歸。何邵公必不信《左氏》，乃以上傳季子至為從家至朝，此經來歸為自洛姑歸，支離之説，今悉無取。[23]
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弑也；既已弑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24]
《公羊傳》中，季子的「不探其情」，指慶父歸獄鄧扈樂後，「季子至而不變也」。季子何時至，從何處至，《公羊傳》未明言。何休解釋道：「至者，聞君弒，從家至朝。」即季子處理此事時，身在魯國，且之後沒有出奔。基於這種事實認定，季子沒為子般討賊，是有虧於臣子之義的。孔廣森則根據《左傳》的記載，以為子般被弒後「成季奔陳」，說明彼時季子無力討賊；而閔公元年「季子來歸」，則是落姑之盟後，自陳歸魯。故而孔氏推定《公羊傳》所云的「季子至而不變也」，發生在「季子來歸」之後。另一方面孔氏又認同何休的說法，認為此時慶父已經出奔齊國。那麼季子衹能用向外求購慶父的方式，履行討賊大義，[25]而事實上寬縱了慶父，這樣就恩義兩全了。孔氏進而批評何休「不信《左氏》」，導致了義理上的窘境。
《公羊傳》本文的確沒有說明閔公元年「季子來歸」的具體所指，故而孔氏牽引《左傳》解釋《公羊》，不能指責他變亂家法，最多是反對何休的觀點。但孔氏的修補衹對「不探其情」有效，不能用來解釋「緩追逸賊」。因為孔氏所言的「不探其情」的合法性，是基於慶父不在國內的既成事實，所以討賊衹能通過向外求購的方式實行，如果慶父歸國，就必須誅殺。然而閔公元年，慶父歸魯，季子非但沒有討賊，反而接納了慶父，故而《春秋》諱稱慶父為「齊仲孫」。孔廣森亦云：「慶父懼討，久稽于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26]我們認為，季子聽任慶父歸國不僅是「過矣」，而且直接導致了閔公被弒。那麼慶父再次弒君時，季子既在國內，又有執政的權力，即時可討，還負有先前接納慶父的責任，就不能故技重施，對內「緩追逸賊」，對外求購慶父，而應該大義滅親。
《左傳正義》書影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
另一方面，季子最後逼死了慶父，能否算作討賊，以此為「緩追逸賊」開脫呢？我們認為，《春秋》對於義理的論斷，有即時性，但更加注重延續性。閔公元年，慶父回歸，季子應該直接誅殺，這是最正當的討賊。季子卻接納了慶父，就影響到之後的討賊認定。閔公被弒後，假設季子誅殺了慶父，衹能說明即時的決斷是對的，但根據義理的延續性，能否認定為討賊，是存疑的。更何況季子選擇的是「緩追逸賊」，那麼即便向外求購，最後逼死慶父，衹能說即時的決斷是對的，但絕不能認定為討賊。所以無論如何，「緩追逸賊」都是非法的。
綜上，時機主義容隱觀是以未弒、既弒作為容隱與否的判定標準，未弒則選擇國法，誅不避親，既弒則選擇人情，寬縱親屬。然而季子處死公子牙，是在未弒時選擇國法；而「緩追逸賊」發生在弒君之後，季子仍應選擇國法；即便是孔廣森認定的「不探其情」，本質上也是選擇國法。所以無論何種時機，季子都應該選擇國法，最多是在國法的前提下，進行有限的容隱，如酖牙之事。所以時機主義容隱觀是不能成立的。
一、臣子的身份與抉擇
季子對於公子牙和公子慶父的處置，都應該以國法為重，這取決於季子的臣子身份。因為《春秋》之義，「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27]另一方面，《公羊傳》中也有合法的「不討賊」事件，即吳季札不殺闔廬。
【春秋經】（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28]
吳季札同樣也面臨親屬弒君的倫理困境。作為吳國的大臣，季札首先應為吳王僚誅討弒君賊闔廬，但闔廬又是自己的侄子。季札不忍「父子兄弟相殺」，最終決定寬縱闔廬，但前提是「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即拋棄政治身份，變為百姓，方能順遂親親之恩，故而是合法的。[29]而魯季子沒有拋棄政治身份，卻寬縱慶父，是非法的。
所以國法與人情的選擇，取決於當事人的身份：具有政治身份的人臣，擁有公權力，應該以國法為重，最多進行有限的容隱；如要寬縱親屬，就必須放棄政治身份。由此推論，不具備政治身份的普通百姓，可以無條件的容隱親屬。這在《公羊傳》中也有印證。比如上文提及的子叔姬「道淫」之事，《公羊傳》以為「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強調的身份是「父母」，即表明無政治身份之百姓，可以持親親為大的容隱觀。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書影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養一齋本
二、「親親之道」當為「親親之過」
另一方面，既然季子對慶父「不探其情」、「緩追逸賊」是非法的，而《公羊傳》的評價卻都是「親親之道」，如要貫徹身份主義容隱觀，就必須重新闡釋傳文。何休就將「不探其情」中的「親親之道」，解讀為「親親之過」。何氏云：
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30]
所謂「議親之辟」是指定罪時，要顧及親親元素。季子比照的是叔孫得臣。得臣明知公子遂意圖弒君，卻知賊不言，故而被《春秋》誅絕。季子「不探其情」，與叔孫得臣「有差」。「有差」指的是有差別而減刑，不是定性上的截然相反。同樣是不誅弒君賊，得臣與公子遂無親屬關係，而季子與慶父是同母兄弟，季子可據親親而減刑，但不能說季子無罪。故而陳立云：「《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弑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31]同樣的，針對「緩追逸賊」中的「親親之道」，何休云：「與不探其情同義。」[32]即也是「親親之過」。
「親親之道」至少是中性的評價，而「親親之過」則是負面評價，何休的解讀是否歪曲了《公羊傳》的意思？其實並未歪曲，何休通過屬辭比事，找到了一些佐證。首先，何休云：「（閔公）不書葬者，賊未討。」[33]按照《春秋》的義例，國君被弒，如臣子不討賊，則不書國君之葬，以此譴責臣子。魯閔公是被慶父所弒，《春秋》不書閔公之葬，即證明季子未能討賊，而「不探其情」、「緩追逸賊」是非法的，那麼「親親之道」實為「親親之過」。
其次，《公羊傳》為何不直言「親親之過」？這是考慮到季子一生功大於過，故有所避諱。何休云：「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34]季子有誅公子牙，擁立僖公，安定魯國的功勞，也有「不探誅慶父」、「緩追逸賊」的過失。為了避免有過大於功的嫌疑，所以要「輕歸獄」，即「不探誅慶父」不能有「甚惡」的嫌疑。此據邏輯，推斷《公羊傳》把「親親之過」書寫為「親親之道」，也是合理的。[35]
三、君王的容隱抉擇
具有政治身份的人，除了臣子之外，還有君王。何休以為，君王的容隱抉擇與臣子不同。
【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解詁】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36]
臣子的容隱抉擇，以季子酖殺公子牙為典範，首先是依據國法討賊，「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其次是有限的容隱，「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何休認為，唯有國君才能突破限制，「得申親親之恩」。根據上下文語境，國君的「親親之恩」絕不是有限的容隱，如季子酖牙一般，而是類似「緩追逸賊」的直接寬縱。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春秋》並非片面注重「尊尊」之義，而是在「親親」與「尊尊」之間取得平衡。國君作為一國至尊，如果忍心殺害至親之人，如世子、母弟，《春秋》就會「稱君甚之」。更何況還有國君處心積慮殺害母弟之事，如「鄭伯克段于鄢」，就更要求人君「申親親之恩」，何休云：
鄭伯為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
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37]
且不論鄭莊公對於共叔段不應「養成其惡」，僅就處理叛亂本身而言，何氏認為，鄭莊公應該「申親親之恩」，即「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結合何休下文引用的禮制，這句話往往被解讀為，人君不親自誅殺，而「派」執政大夫誅殺。如俞樾云：「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己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38]這是極其有限的容隱。但如果何休衹有這一層意思，衹需說「使執政大夫誅之」，或者「『當』使執政大夫誅之」，不用說「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其實「使」字既有「派遣」的意思，也有「假設」的意思，那麼何注可以解釋為，國君不當親自誅殺，假設是執政大夫，就應當誅殺，這樣「當」字才有著落。那麼在義理上，鄭莊公「申親親之恩」，既可以選擇不親自誅殺，也可以選擇不讓共叔段落入執政大夫之手，此即「緩追逸賊」。這個解釋可以得到《穀梁傳》的印證。
【穀梁傳】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集解】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39]
《穀梁傳》認為，鄭伯應該「緩追逸賊」。范甯《穀梁傳集解》進一步說明了「緩追逸賊」的理由，是「所犯在己」，即僅限於親屬針對國君本人的罪行。由此推斷，其他違反國法的罪行就不能徹底寬縱，衹能在國法的範圍內進行有限度的容隱，即派遣執政大夫誅殺；或者拋棄君位，才能徹底的「申親親之恩」。如此，國君的容隱抉擇就完整的呈現出來了。
《春秋穀梁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以此為標準，也可以解釋齊桓公對於哀姜的誅討。哀姜是齊桓公的近親，參與了慶父兩次弒君行動，侵犯了王法，但又不是針對齊桓公本人的犯罪，所以齊桓公作為霸主，不能寬縱哀姜。
綜上，身份主義容隱觀強調國法與人情之間的抉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取決於當事人的政治身份。不具有政治身份的百姓，可以徹底的容隱親屬。具備政治身份的臣子，是公權力的行使者，當以國法為重，最多衹能有限的容隱，如季子對待公子牙；如果要徹底容隱親屬，就必須拋棄政治身份，如吳季札對待闔廬。國君對於親屬「所犯在己」的罪行，應該採取「緩追逸賊」的做法，其餘與臣子的容隱觀相同。身份主義容隱觀能統攝《公羊》學中所有涉及親親相隱的事件，又細化了孔、孟的容隱觀，在理論上最為完備。
既然身份主義容隱觀在理論上最為完備，但審視我們的生活觀念，似乎仍是親親為大的容隱觀佔據主流，這又是為什麼呢？其實容隱不僅是理論問題，還在法律儒家化的進程中落實為制度，在理論與制度的互動中，才成為生活觀念。
法律的儒家化肇端於董仲舒的「《春秋》決獄」，《公羊》學起了極大的作用。而用儒家的經義改造法家的法律，起初難免會矯枉過正，過於注重「親親」。如董仲舒云：「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40]將魯季子寬縱慶父，等同於吳季札不殺闔廬，顯然是「親親為大」的容隱觀。何休作為身份主義容隱觀的建構者，也有一些「親親為大」觀念的殘餘，如云季子有「不殺慶父之賢」。[41]所以《公羊》學家的理論並不純粹。
另一方面，身份主義容隱觀對於君權的限制極大，比如要求國君對於「所犯在己」的罪行進行徹底的容隱，並允許百姓容隱親屬所有的罪行，包括謀反罪。這些在現實中很難推行，故而後世的法律轉而以罪行大小作為判定標準，如《唐律疏議》云：「謀反、謀大逆、謀叛，此等三事，並不得相隱，故不用相隱之律，各從本條科斷。」[42]這種處理打破了國法與人情在理論上的平衡，引發的反作用便是「親親為大」觀念的抬頭。所以在人們的生活觀念中，「親親為大」仍是主流的容隱觀，同時也認同大義滅親，僅做了簡單的調和，如徐彥所云：「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義各有途，不可為難矣」。[4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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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注释
[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46。
[2]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359-360）
[3] 詳見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 也有一些學者涉及了《公羊》學中的容隱問題，如陳壁生，《經學、制度與生活：《論語》「父子相隱」章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張國均，〈《春秋》懷疑大義滅親而發育親屬容隱〉，《孔子研究》2(2014)、陳姿樺，〈論儒家倫理中的「親親」之道〉，《天府新論》1(2018)。然而這些學者基本都持「親親為大」的容隱觀，未能留意容隱事件之間的矛盾，也沒有根據矛盾梳理出不同層次的容隱觀，故而未能充分討論國法與人情的邊界問題。
[5] 本文討論的議題集中於《公羊》學內部，辨析的方式也是「屬辭比事」，為避免枝蔓，故暫不涉及其他儒家學派或者中西比較哲學的論述。
[6]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337-340。
[7]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7-348。子般之弒發生在莊公三十二年，詳情記錄在閔公元年。
[8]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0。
[9]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5-356。
[10]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73-374。
[11]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70-371，375，378。
[12] 據《史記．齊世家》記載，哀姜為齊桓公女弟。當然《史記》的說法備受質疑，但即便不是女弟，也應該屬於近親。
[13] 當然我們指的是字面意思上的肯定評價，實際上《公羊傳》對「不探其情」、「緩追逸賊」的評價是負面的，詳下文。
[14]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584。
[15]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393。
[16]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頁395。
[17]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1-342。
[18] 根據《公羊傳》記載，趙盾本身是賢臣，數次勸諫晉靈公，反被靈公迫害，故而出奔。在出奔途中，族弟趙穿弒殺了靈公，將趙盾迎回，而趙盾沒有為靈公討賊。《春秋》原心定罪，將弒君的責任歸在了趙盾身上，以此嚴君臣之義。如果按照親親為大的容隱觀，趙盾不殺趙穿是正當的，那也就無須承擔弒君的責任。這顯然是違背《春秋》大義的。
[19]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6。
[20]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5。
[21]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110。
[22]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44。
[23]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頁398。
[24]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頁396-397。
[25] 嚴格來說，「不探其情」指的是不追求實情，將弒君的罪責歸於鄧扈樂，而慶父無罪。這樣的話，對於君臣之義傷害極大，孔廣森的修補就沒有任何意義。故而我們退一步，將孔廣森修補的「不探其情」闡釋為，基於慶父已出奔的事實，認定慶父有弒君之罪，並向外求購慶，僅在客觀事實上造成了寬縱的結果。這樣時機主義容隱觀才有成立的可能。
[26]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頁398-399。
[27]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110。
[28]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886-890。
[29] 季札能否接受君位之後再討賊呢？段熙仲先生云：「由賊立而討之，則何以異於晉夷吾乎？雖討賊，而《春秋》不以討賊予之，弗予其為臣子之辭也。」（《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13）如果季子接受君位，則是坐享了闔廬弒君的果實，二人連為一體，都是弒君賊，就沒有誅討闔廬的合法性了。如晉里克弒君後擁立晉惠公夷吾，之後惠公殺死里克，《春秋》不用討賊之辭，認為里克是惠公之大夫，人人可以誅里克，唯獨惠公不可。所以從現實層面而言，季札無力討賊，也不能接受君位後再討賊，衹能選擇拋棄政治身份，進行親親相隱。
[30]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6。
[31] 清．陳立，《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996。
[32]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5。
[33]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5。徐彥將「賊未討」解釋為當時未討賊，但僖公元年《公羊傳》記載了季子逼死慶父之事，最終是討賊的。我們在上文已經論證，逼死慶父不能認定為討賊，故而不取徐彥的說法。
[34]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9。
[35] 自何休之後，很多《公羊》學家在否定季子寬縱慶父的合法性時，都引入了功過相抵的視角，如段熙仲先生云：「閔公不書葬，從賊未討，以為無臣子辭。諸侯臣諸父昆弟，季友固其臣也，無臣子者，絕臣子也。季友當絕，但以存國功覆過耳。」（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頁412）而劉逢祿的觀點則幾近嚴酷，云：「得臣黨遂弑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弑君之賊，吾聞大義滅親矣，未聞親親得相首匿也。」（《春秋公羊釋例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307）
[36]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40-342。
[37]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24。
[38] 清．俞樾，《群經平議（下）》，《俞樾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頁661。
[39] 唐．楊世勛，《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5-6。
[40]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20。
[41]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50。
[42]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67。
[43]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頁376。
编辑：刘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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