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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2年第4期。
摘要：严复是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英文汉诂》是一部可与《马氏文通》相媲美的语言哲学名著，二著并驾齐驱，同被梁启超誉为“文典学”之椎轮。此外，其语言哲学思想在诸如《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呈现。要言之，严复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中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了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方面的意义（“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其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几与西方语言学家赫德、洪堡特等人接近；其二，分析了中西语言的异同，并提出了“即异观其同”的语言学习方法；其三，阐述了其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凸显了语言受具体的地理背景、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影响的观点，其文谱观是他对人类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思考的集中反映；其四，关注到了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虽然承认中华语言形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但秉承“国语者，精神之所寄”的观点，强调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末与本、器与道的关系，因而否定尊国语与爱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论证了界说之于中国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言以蔽之，“深得中西文字三昧”的严复，无愧为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语言哲学家。
关键词：严复 语言哲学 《英文汉诂》界说 文谱
作者彭传华，宁波大学哲学与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就严复的语言哲学而言，《英文汉诂》集中体现了深感“世变之亟”的严复对教育启蒙之热情及其对中西语言异同之思考，是其语言哲学的代表作。此外，《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均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是其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的语言哲学主要围绕着语言的本质、中西语言的异同、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语言与民族精神、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现不揣浅陋，作专文论析之，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语言本质论
马建忠之前的思想家并未论述语言的本质问题，“即使关于语言本质的只言片语，也未超过古人'言为心声’的看法”[1]。《马氏文通》是首次论述语言本质的著作，其后，思想家开始关注语言本质的问题。严复即是重视此问题的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在严复看来，语言文字有其特有的内涵：
出于口者曰语言，笔之于篇曰文字，而通谓之辞，辞者以所达人心之意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易》曰：“修辞立其诚。”扬雄曰：“言，心声也，书以画也。”凡此皆能言语言文字之用者矣。辞者，积文字、积言语而为之。
辞必有法而后能达，此天下言语之所同也；故吾人谓无法之辞为不通，不通犹不达也。英文明辞法之学曰葛拉马 Grammar。葛拉马者，文辞之律令也，其事始于一字。[2]
严复在此表达了对语言文字内涵的理解：“出于口者曰语言，笔之于篇曰文字，而通谓之辞，辞者以所达人心之意者也。”语言文字统称为辞，辞主要是表达人的思想，而辞之所以能正确地表达人的思想在于辞必有法，法就是grammar，由此凸显辞必有法的重要性。语言文字是有区别的，“在口为言，在书为字”。就文字而言，可分为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类：中国的文字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以六书为基本造字法，“盖惟中古文字，制本六书”；而世界上流行的很多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而自葱岭以西，南暨竺乾，西讫欧美，重译殊化，大抵切音”[3]。就语言的本质而言，严复承认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工具属性。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4]语言文字是承载理想的羽翼、表达情感的音声，所谓“羽翼”“音声”者，其实还是突出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就文辞所写范围而言，“概古今人事之变端，统幽明物界之现象”，其所传载的包括一切“可垂之以为义法”的“言行事功”和“人情物理”。由于人们所见到的载于典籍的文字并非只是个人所遇于一方一世的个案，而是具有公理物则的普遍有效性的案例，任何人均可通过阅读典籍而会通其“感情”、领悟其“思理”，遂凸显其文辞关于吾人身世的重要性。语言文字（文辞）正因为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使千载之后的今人得以与古代的圣神豪俊神交，语言文字遂成为文人“养吾心而泽吾躬”[5]的神物。在严复看来，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思辨之器的作用上。他说：“语言文字者,思辨之器也。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于其言始。言无所苟者, 谨于用字已耳。”[6]要做到“思审而辨明”就要从一丝不苟地对待语言开始，而“言无所苟者”的关键在于“谨于用字”。如此，便在思辨—语言—用字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关联。[7]
当然，严复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的层面，他在语言哲学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在于强调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方面的意义：
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8]
严复肯认“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的观点，也即意味着严复将语言视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语言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一书中提出他所谓的“普遍的动物经济学”（allgemeine tierischen Ökonomie)理论，来解释他主张“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9]的看法，可见严复的论述几与赫尔德接近。“能言而后能积智”，积智与否遂成为野蛮与开化的分水岭。严复进一步强调：
究之语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扬雄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谛当。英儒培根亦云：“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10]
通过语言而炼心积智，其中精而多者为学者，粗而少者为常民或野蛮人。语言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语言本质论有洪堡特思想的影子，洪堡特主张：“不应将语言看成是理解的手段，而应看成是目的自身，亦即应看成是民族的思维与感觉的工具，而这才是所有真正的语言研究的基础所在。”[11]他又说：“透过思想与词语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清楚地阐明，语言在根本上并非是用来呈现已知的真理，而毋宁是用来发现我们先前未知的真理。语言的差异并非只是声音与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自身的差异。”[12]严复所谓语言的积智功能与洪堡特所谓“语言用来发现未知的真理”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严复的炼心积智的观点与20世纪最杰出的西方古代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的“哲学是精神修习”的思想也颇有暗含之处。
二、中西语言的同异
王船山《俟解》中有句话：“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13]其对中西语言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只是这一研究的原则应该改为“不迷其所同亦不失其所以异”，严复正是坚持应用这一原则并将之贯彻到中西语言研究上。严复对于中西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在于揭示了中西语言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先言中西语言之同：
其一，中西语言语音上的“契合”。《英文汉诂》按照“因声求义”的传统方法，从音训和后缀流变入手，寻求中西语言在语音上的“契合”。它以语音为切入点，将英语五元音与中国古音（宫商角徵羽）对应，并按照汉字韵部做成一张“英字元音表”。严复还将英语中通过变化元音以改变词性的现象与中文中通过平仄声调的变化来改变字词的“破读”现象相联系，这种相似性的联系产生的结果就是严复直接将汉字古音与发音相似的某个英语词缀视为同源，并得出中西合一的结论。不仅如此，严复还坚持普世语言观，并以自己的博学，发现了中西语言语音上的相似之处。他论证道：“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14]虽然中西语言在语音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语言并非种族、邦国的区别物：“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15]相反，语言应是国家间交流的媒介，是中西文化交通的桥梁。因此学习西语并不危及种族的独立，不是“为西人效奔走以要利”，也不是“驱吾国之少年，为异族之奴隶”[16]。
其二，中西造字法有相似之处。严复认为：“英文造字之要，求之中国，与文字之偏旁六书，乃最近也。”他具体加以说明：“字之制成，其法亦有二，一曰会合，COMPOSITION。会合者，取分立之文字而合之，使成一也，如lighthouse,inkstand是。一曰转成，DERIVATION。转成者，由一字之根root，以意义之殊，而变化其体成异字也，如love为字根，而loving，lover，lovely，lovable诸字由之而出。前之法，即中文六书之会意；后之法，即中文六书之转注。”[17]他分析中国六书中，象形、指事、谐声三者是泰西拼切之字所无的，因为象形指事“间见于记号”，但不是文字；至于谐声，泰西无从有。只有会意、转注、假借三者，“其为用于中文正同”。会意，转注，前面已经论述了，泰西的假借法，以一字而当数义，如box字有20余种解释，此则西文谓之ambiguity。严复认为中西在造字法中于会意、转注、假借三者雷同，并且西文之歧义主要由西文假借之法所致，这种看法显然与郭嵩焘的观点相异。不过严复也承认，与中文不一样，英文有根有系，因此英文的会意与转注与中文的情况不太一样：“英字有会意compound，有转注derivatives，此皆合异字或偏旁而成之，然有很（应为根，引者注）有系，使根为某国之文，则其系亦宜以某国，假如拉丁之本字，而系之以希腊之换头之尾声，则谓之杂种之形hybrid forms,若马与驴合而生骡也，是以人情恶之，以为不宜。”[18]以上严复将英语的词根词缀构词法与汉字会意、转注、假借造字法相比附的做法，虽然有益于增进对于彼此文字的比较和理解，但是，根据现代语言学分类，汉语属汉藏语系（乃孤立语）缺少词形变化、注重词序，而英语属印欧语系（乃屈折语），有着丰富的词尾变化。严复却将两者的构词法结合在一起，其中的差别被有意消除，导致《英文汉诂》在解释中西词源时虽“自成体系”却又略显牵强。
其三，中西语言研究的维度相同。严复认为，与汉字音、形、义三个维度研究语言相似，英文也可分为三个方面：
故英文一字之立，皆有三者可论，一曰其字之音sound；二曰其字之义meaning；既言其义，则必讲其分合增减之形form与其所从来之原流origin；三曰其字之职function,用于句中，所与他字相为系属对待者，是谓其序relation。[19]
基于对语言普遍性的认识，严复直接借鉴英语语法体系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他将文法分为三个方面：正书orthography（今译正字法）、字论etymology（今译词源学）、成文syntax（今译句法）。关于字论etymology，严复认为“字分两类，中西皆然”，英文与中文“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一样，“从成字之法而言之，英字又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曰'文’PRIMARY WORDS；其一曰'字’SECONDARY WORDS”。他对“文”“字”进一步解释道：“文者何，原成之字，不可复析者也，如化学之原质然。字者何，孳乳浸多之字，所可更析之以为文者也，如化学之杂质。”[20]
当然，严复也看到了与英文相比，汉字有以下一些不同：
其一，词的分类不同。“言与字，必有所告之义，是故从其所告之义之殊，而字可分为八部。”[21]西字具体分为以下八类：一曰名物（即名词），二曰动作（即动词），三曰区别（即形容词），四曰形况（即副词），五曰代名（即代词），六曰缀句（即连词），七曰缀名（即助词，严复所指主要是结构助词，笔者注），八曰嗟叹（即感叹词）。严复尤其指出：“而中文则宜增语助一类，'焉’'哉’'乎’'也’，为西文之所无者。”[22]严复与马建忠一样看到了中文与西文相比，中文宜增语气助词一类。但在马建忠看来，所有助词皆为华文所独，非仅语气助词；此外，马建忠还特别强调介词也是中文独有而西文所无的，这是严复忽视之处。
其二，汉字的词性难以判断。严复指出，西方文字按词性分为八类，“但西文用字母以切音成字,是以八类之字，易于为别。中文以六书制字,形、意、事、声为经，假借、转注为纬”[23]，字形固定之后仍可由四声的变化产生不同的词性，这样导致中西语言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西文不可为名之字,五尺之蒙，有以知之。而中文则名、非名之间，非达于文理者不能辨也。”[24]他举例说明：“同一字也，在此为名物（指名词）,在彼为动作（指动词）、为区别（指形容词）、为形况（指副词），在读者自得之耳。”[25]因为在《马氏文通》之前，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词性的论述散见在各类小学书中，并无专门的语法书讨论中国文字的词性问题（“无专书言文律”），于是关于中国文字中词性的判断只能完全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判断了（“读者自得之”）。
其三，汉语的抽象名词（玄名）和具体名词（察名）难以分辨。严复在《英文汉诂》中称玄名为“悬意之名，Abstract names”，并将“悬意之名”的多寡与文明程度的高低联系起来：“悬意之名，形上之物之名也，文明之国，此类之名最众。”[26]他说：“、察之名，于中文最难辨，而在西文固无难，其形音皆变故也。如察名之'白’，英语'淮脱’（white）也。名'白’，英语'淮脱业斯’（whiteness）也。独中文、察用虽不同，而字则无异，读者必合其位与义而审之，而后可得。”[27]在英语中，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的差别只需看后缀即一目了然，而中文要区分必须根据名词在句中所处的位置及上下文的文义才能知晓，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译事至此几穷”的后果。
其四，汉语中的字义歧混现象非常严重。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指出：“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28]这种含混闪烁的词汇给国人的思想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成为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29] 在《名学浅说》中还具体列举了造成歧混现象的几种情况，如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差别太大，难以区分；如汉字两义多义现象非常严重，而它们之间的字义毫不相关；等等。
此外，中西语言还有其他的不同，如中西语言文字特点不同：中国文言分离，西方文言合一。很多学者不知这一特点，导致“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30]的困窘出现。
由于中西语言有同有异，所以语言学习的方法就要注意其同中之异，尤其要注意异中之同。严复为此提出“即异观其同”的语言学习方法：
且吾闻善为学者，在即异而观其同。今夫五洲之民，苟从其异而观之，则诡制殊俗，其异不可以言词尽也。顾异者，或牵乎天，或系乎地，又以相攻相感，所值之不齐，而其异乃大著。虽然异矣，而其中常有同者，则形质不殊，而所受诸天以为秉彝者，莫不一故也。是故学者，居今而欲识古之圣人所谓达道达德者乎，则必取异民殊种所必不可畔者而观之，所谓达之理著矣。是故彼此谣俗，古今典训，在彼有一焉为其民所传道。迨返而求诸吾国，亦将有一焉与之相当。必识夫此者多，而后能用其文字语言，以通夫吾之意思，此为学之术也，亦即所以为文字语言者也。[31]
语言学习如果只是着眼于不同语言的“异处”，由于“其异不可以言词尽”，最后将无限放大语言间的差异，导致各国语言之间不可通达的后果；由于语言都有“所受诸天以为秉彝”的内在普遍性，因此各国语言间的沟通交流的普遍方法应是“取异民殊种所必不可畔者而观之”，也就是“即异观其同”。如此，国家之间的“彼此谣俗，古今典训”，在他国的语言中有一句，则在我国语言中也应有相应的一句“与之相当”。见识到文字语言之“通”的目的在于意思的交通、传达，才是“为学之术”，才是创造语言文字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三、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
人类的语言形式、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最初是三位一体的，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更是完整地保持了人类语言初期的形式特点。洪堡特明确地指出了汉语语法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的密切关联：“拿汉语来说，我们得承认它的形式或许比任一其它语言的形式都更好地突出了纯思维的力量，正是由于汉语摈弃了所有细小的、会起干扰作用的联系音，才使得心灵能够更全面、更有力地把握纯粹的思想。”[32]正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形式、思维形式、逻辑形式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导致语法与哲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正如伯尼特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哲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十足完美的语法家，至少如果不了解人类心灵的哲学。”[33]因此对于语法形式的揭示有利于进入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之堂奥，遂成为诸多语言哲学家致力的方向之一。例如洪堡特专门研究了汉语语法，作了《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如此一篇语言哲学的著名文章。严复作为著名的翻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语法自然也是非常关注的，他对于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的思考集中反映在其文谱观上。
文谱作为对人类语言中语法的普遍规律的刻画和揭示，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规律的学习与掌握。中国在《马氏文通》之前并无专门的文法书，《马氏文通》成为了第一部中国文法书。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剧，中国人如何快速地掌握英文的语法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严复应运时代的需要，于1904年撰写了一本帮助中国人学习英文的英文语法书：《英文汉诂》。在该书中，严复阐述了其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
何谓文谱？“究辞之理，著其律令，使文从字顺者，谓之文谱。”[34]文谱是研究句法，得出规律性的启示，使文章能文从字顺，这样的文法就是文谱。《英文汉诂·叙》说：“文谱者，特为此于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35]有一切言语文字共同遵循的文法，有一种之民所独用的文法。[36]在严复看来，文谱也并非高不可攀的天外之物，而是可以努力习得的。他引用庄子的话来说明，“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37]。严复极力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理解语言，提出语言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下人们世代相传而自然形成的结果。就是说可以根据语言习得来阐述其中的语法，而不是根据语法来学习语言。因此，严复提醒读者：“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38]也就是说构成语言的句法、语法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有规律地发展变化的，所以对于文法的掌握不能代替语言的努力习得[39]，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
地理语言学突出语言的地域性，重视语言内在的民族基因和文化血脉。为此，严复引用扬雄的观点阐述道：
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使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则并其律令谓之出于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气之律令也；冯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学者，体之于思虑；明群理者，验之于人伦。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为循守。[40]
严复的观点是：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自然形成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创造的，这近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严复赞成扬子所谓的“言为心声”的主张，而基于“心声发于自然之天籁”的卓见，那么语言原本不应有束缚限制而必有“循之以为合”的律令规则。虽然如此，由于语言是伴随社会实践活动自然形成的，因而语言“自有其不可畔者”的客观规律存在，正如格物、冯相、名学、群理都有各自的内在规律（律令）一样。语言“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也就是自然有其不可违背的规则语法存在，由于这种规则语法是出于自然的，按照“求之自然”的方法，理应可以研究出其中的语法规则并“著其大例”以供世人循守。就此而言，“文谱”（即语法）是滞后的、僵化的；语言则是鲜活的、变动的。依当时（即19世纪）主流语言学的理解，文法作为规定语言应以何种方式表达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它自身源于表达民族共通感的内在语言形式，而非纯粹思想的逻辑学。因此，语法虽有共性，却以个性为主，各国皆有“专国”之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皆“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语法所能规范的。其实，严复对地域性语言的关注与扬雄对方言的瞩目并无二致，只是扬雄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的方言之差异，而严复则放眼全球，注目于中西语言之异同。
严复注意到，一方面地域对于语言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语言自身承载着重要历史地理信息：“今夫读历史固莫重于其人之氏姓也，言舆地又莫切于国土之专名也，其在本文，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41] 因此如果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地理背景和文化语境，语言的原有语义信息也就荡然无存：
名不一译，字不一音，谓能融合贯通，了然心目者，欺人而已。此非天下至难，而困惫学者脑气者欤？且史乘地志西学之粗者耳，待译而治之，其扞格不操既若此，遑问其精者哉。嗟乎！南民不可与语冰者，未有其阅历也；生瞽不足以喻日者，无可为比例也；天下言西学而云可不习其文字者，惟未之学故耳。[42]
“南民不可与语冰，生瞽不足以喻日”形象地说明了语言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地理背景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正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一种语言的词汇最能够清晰地反映说话者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43]由此，严复得出结论，语言的翻译是不可靠的，一国之学由一国特定的文字写成，欲通其学必须先通其文。他甚至断言：“窃念吾国比者方求西学，夫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44]“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45]这种作为“途术”的语言文字实乃通向“学”之“正鹄目的”的观点[46]，清晰可见受乾嘉学派之代表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思想影响之痕迹。
四、中国语言与民族精神
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较早地探讨了人类语言与人类精神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许多语言哲学家们对此问题均有论述，如梁启超[47]、张东荪等。严复对此问题也非常关注，只是得出的结论与梁启超等人并不一样。严复也强调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首先从中国语言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关系谈起。
关于语言和中国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严复认为中国传统士人过于重视语言文字的学习，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说：“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我国学术的根本在语言文字学，但专以此为学，会导致学术支离、逐末的弊病：“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48]在严复看来，古代中国过于重视语言文字之学的文化传统反而限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人“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对自然探索的好奇和兴趣，原本可能对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和突破的，可惜全然放在了语言文字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影响了对于“自然之道”的追求，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影响了中国人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其次，在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上，严复以本末、道器关系统领之。其一，语言是“末”，民族精神是“本”。“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49]，国人却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严复对之表示痛心和惋惜。因为语言文字者固不足以为学，“然而非此欲求其所谓学者，则其势不能，此所以其道虽小，而必不可忽也”[50]。其二，语言是“器”，民族精神是“道”，道载于器。国语为容器，而民族精神为内容物。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之所以经历数千年而不衰，依靠的是聪明睿智之士深思不已而形成的丰富的知识系统，而这些知识系统正是以语言文字来传播延承的。他说：“聪明睿智之民，其思虑知识，所大异于凡民者，会其声而成辞，比其文以见意。而闻者或默以识，或笔于书，而一物之精理以明，一心之深情以达，历世既多，而所积弥富，此吾文十口相传之所以称古也。”[51]凝聚在“辞”与“意”相结合中的“思虑知识”体现了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这种在长久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或道统意识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正是凭借一代一代国人的心传口授，或以语言、或以文字、或默以识、或笔于书，传承下来的。语言之于民族精神的“器”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与语言、民族精神相关的是语言与爱国的关系。与梁启超所持之语言文字与民族心性密切相关、语言文字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观点不同[52]，严复认为“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浅深别有所系，言语文字，非其因也”[53]。强调尊国语与爱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至谓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此亦近似得半之说耳。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矣，未闻徒尊重其语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54]
且列邦为学，必用国语，亦近世既文明而富于学术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讷查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诺文字，其不用国语者，以为俚浅不足载道故也。然则观此可悟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尊。[55]
严复强调只有文明且学术昌盛的国度才必用“国语”，他以培根、牛顿、斯宾诺莎著书不用英语而用拉丁语为例说明“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的道理。更何况：“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骄耳，又何补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国以有立，则种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见文明富强之国，其国语之不尊也。”[56]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尊国语与否不是时局的关键，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文明富强。对于“语言更易乃国灭”的论调，严复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至谓夷灭人国，辄易语言，执事将谓国灭而后语易乎？抑谓徒尊国语，其国遂可以不灭也？”[57]严复以归谬法说明“国语乃精神之所寄”，而智慧才是之所以为精神的重要内核，“国灭而后语易”论调之实质乃不尊民族之精神而徒尊民族精神所寄托的载体——民族语言，这是颠倒主次的做法。所以学堂设立的目的是“求其所本无”，而不是“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的是什么呢？西学！既然西学为当务之急，那么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58]。不仅如此，学习西文、西学还是光大中学的途径之一，严复明确宣称：“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59]这表明，通过学习西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利用西文通西学之后，参悟中学的微言大义。
要言之，在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上，严复虽然承认中国语言形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但秉承“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的观点，强调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末与本、器与道的关系，因而否定尊国语与爱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些见解是理性的、清醒的，对于当时士人正确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界说的语言哲学意义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指称对象，因而语言就与客观对象有密切的联系。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反映在中国语言哲学中，主要是名实关系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正名理论可谓是讨论名实关系的典型。在严复看来，正名是入手科学的第一层工夫[60]，他说：“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61]
而就语言与客观对象的对应关系而言，与之相关的语言哲学概念是界说。何谓界说？曰：“界说者，质而言之，解析名义之词而已。顾所释之义，有不同者，或从世俗通行之常诂，或著书立说之家，于其名有专用之义。”[62]为何界说乃解析名义？因为：“界者，析也。义合于一名，而分于其界，则析之事也。知其所以为析，则知其所以为界矣。知其所以为界，则知其所以为名矣。”[63]界说在西方的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64]中国哲学缺少清晰的界说传统，黑格尔在论及中国哲学的时候将“缺少概念的规定性”作为其重要特征。[65]中国的训诂与界说有些类似，但中国的训诂不是界说，其实只是同名互训而已[66]，同名互训容易导致名实不一致的困境出现：“所谓一物之名，称日远，至无可举之定义，此弊诸国之语言皆然，而中国尤甚。”[67]因为没有对“名”进行科学的界说，致使名实不一致的现象大量出现，他曾以“石”之名为例说明这种名实淆乱的现象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68]语言的纷乱到了如此境地，希冀语言达到致知穷理（科学）之事，就难于上青天了。他说：
盖界说之事，在举所命之物之同德，以释其名也。今物之同名者，不必有同德，而同德者，又不必有同名，界说之事，乌由起乎？是以治科学者，往往弃置利俗之名，别立新称，以求言思不离于轨辙，盖其事诚有所不得已也。[69]
严复借用佛教“实、德、业”的概念，认为界说的核心要义就是“举所命之物之同德以释其名”（同德即是性质相同之意），可是中国的语言存在大量“同名者不必有同德，而同德者又不必有同名”的现象，界说之事如何可能？他进一步说道：
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故五纬非星也，而名星矣。鲸、鲲、鲟、鳇非鱼也，而从鱼矣。石炭不可以名煤，汞养不可以名砂。诸如此者，不胜偻指。[70]
由于中国“科学弗治”而“不能尽物之性”，致使名实不一致的命名或界说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出现“几无名而不谬”的局面。界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严复在《名学浅说》中又指出：“汝等既治名学，第一事在用名不苟。即有时与人辨理，亦须先问其所用名字界说云何，所言始有归宿，物理乃有发见之时。不然，虽穷昼夜之力,口战舌争,犹无毫末之益也。”[71]“用名不苟”成为语言、逻辑研究的第一要务；其中尤以统一名词为最亟：“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鱼，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而用国文矣，则统一名词最亟，此必然之数也。”[72]因此，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强调：“此中所用字义，必须界限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舌挢，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73]“界限分明”成为了“界说”的总纲。除了“界限分明”的总纲外，严复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细目，这就是著名的《界说五例》：“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74]严复从界说的内涵、外延以及界说的用字上作了严格要求。除此之外，他还主张一词一义，反对一词多义：“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75]这可以视为对《界说五例》的补充。
如此，严复对于语言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界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其关于界说的原则的论述，集中阐述了词义明晰、术语准确的必要性和规范性，体现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对于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也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结语：严复语言哲学的历史定位
1920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术概论》，将《英文汉诂》与《马氏文通》相提并论，大加赞赏：“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76]同尊二著为语言学的创始之作，《英文汉诂》的影响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总体看来，在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的早期，《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是两部彪炳千秋的名著。《马氏文通》为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的发展拉开了序幕，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可谓肇其端者；而《英文汉诂》踵事增华，在中西语言哲学比较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谓继其任者。二著并驾齐驱，同为中国语言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当然，严复的语言哲学除了集中体现在《英文汉诂》外，也在诸如《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中得到很好的呈现。学界大都肯定严复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如蔡元培：“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77]章士钊在其《逻辑指要·例言》中宣称：“为国人开示逻辑涂（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78]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盛赞严复：“自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论理学（逻辑学）输入中国之始，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79] 然而由于人类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思维形式的密切关联，从语言哲学层面来看，中国的名学有很多探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的内容，因此被称为在中国逻辑史上具有重大贡献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实际上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上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是观之，“深得中西文字三昧”的严复确实无愧于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语言哲学家。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语言哲学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18ZDA019）阶段性成果。
[1] 彭传华：《〈马氏文通〉与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的开新》，《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8期。
[2] 严复：《英文汉解》，《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47—348页。
[3] 严复：《〈英华大辞典〉序》，《严复全集》卷七，第306页。
[4] 严复：《与梁启超》，《严复全集》卷八，第120页。
[5] 严复译：《美术通诠》，《严复全集》卷五，第549页。
[6] 严复译：《名学浅说》，《严复全集》卷五，第348页。
[7] 用字成了思辨的重要环节，但用字往往是难以很好掌握的。“然而人类言语,其最容易失误，而事理因以不明者,莫若用字，而不知其有多歧之义。”（严复译：《名学浅说》，《严复全集》卷五，第348页）
[8] 严复：《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全集》卷七，第89页。
[9] J.G.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页。
[10] 严复：《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全集》卷七，第89页。
[11]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Epochen der Sprachenwicklung,” in vol. 4 of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B. Behr, 1905), 431.
[12]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Epochen der Sprachenwicklung,” 27.
[13] 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78页。
[14]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0页。
[15]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0页。
[16]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4页。
[17]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184页。
[18]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207页。
[19]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98页。
[20]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184页。
[21]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105页。
[22]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28页。
[23]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28页。
[24]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28页。
[25]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28页。
[26]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113页。
[27]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1页。
[28]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1页。
[29]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7—8页。
[30] 严复：《与熊育锡》，《严复全集》卷八，第372页。
[31] 严复：《〈习语辞典集录〉序》，《严复全集》卷七，第518—519页。
[32]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9页。
[33] James Burne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vol. 2, book III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510–511.
[34] 严复：《英文汉诂》，《严复全集》卷六，第98页。
[35] 严复：《英文汉诂·叙》，《严复全集》卷六，第80页。
[36] 严复所说的中国《马氏文通》之前无文规就是特指“专国文规”而不是“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意义的“大同文谱”。
[37] 严复：《英文汉诂·叙》，《严复全集》卷六，第80页。
[38] 严复：《英文汉诂·叙》，《严复全集》卷六，第81页。
[39] “故文法虽要，不可谓通此便当能文，亦不可谓不通此，于西文遂无用力处也。”（严复：《与熊元锷》，《严复全集》卷八，第163页）
[40] 严复：《英文汉诂·叙》，《严复全集》卷六，第80页。
[41]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3页。
[42]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4页。
[43] 萨丕尔：《语言与环境》，《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页。
[44] 严复：《英文汉诂·叙》，《严复全集》卷六，第80页。
[45]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6页。
[46] 严复将“学”和“术”进行了区分：“学者，即物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学和术的关系是：“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2页）
[47] 参见彭传华：《梁启超语言哲学探论》，《江淮论坛》2020年第4期。
[48] 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全集》卷七，第279页。
[49]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4页。
[50] 严复：《〈习语辞典集录〉序》，《严复全集》卷七，第518页。
[51] 严复：《〈习语辞典集录〉序》，《严复全集》卷七，第518页。
[52] 参见彭传华：《梁启超语言哲学探论》，《江淮论坛》2020年第4期。
[5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3页。
[54]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严复全集》卷六，第85页。
[55]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3页。
[56]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3—204页。
[57]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4页。
[58]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全集》卷八，第204页。
[59]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全集》卷七，第248页。
[60] “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11页）
[61]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14页。
[62]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107页。
[63]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108页。
[64]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8页。
[65]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19—122页。
[66] “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8页）
[67]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7—38页。
[68] 参见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8页。
[69]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8页。
[70]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全集》卷五，第38页。
[71] 严复译：《名学浅说》，《严复全集》卷五，第351页。
[72] 严复：《与伍光建》，《严复全集》卷八，第241页。
[73]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43页。
[74] 严复：《界说五例》，《严复全集》卷七，第92页。
[75]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第47页。
[7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8页。
[77]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4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2页。
[78] 章士钊：《逻辑指要》，上海：上海书店，1943年，第17页。
[79]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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