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红楼梦》，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
“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欧丽娟教授也读出了自己的特色——
是个人特色，或许也带着时代的印痕。
这个时代的《红楼梦》与欧丽娟
采访、撰文丨张知依
编辑丨尚思伽
写于2017年9月
在北京一个月，欧丽娟教授的时间表严格有序：上午在住处写论文，下午配合出版社接受采访，晚上在高校里讲《红楼梦》。她会提前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然后准时出现，基本不作任何改动。因为她没有手机。
9月11日下午两点，欧丽娟准时出现在咖啡厅。
天气原因，她有点过敏，一直在流泪。她从包里拿出一张之前在用的餐巾纸，擦干眼泪，放回包里，过不多久，她又把这张皱皱的餐巾纸拿了出来。
“啊，这里的咖啡为什么这么贵？”指着36元一杯的价格，欧丽娟犹豫了。“您只管点吧，没关系的。”北大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在两次询问了“如果在这里只喝白开水是不是不太礼貌”之后，她最终点了一杯拿铁。
“我们开始吧。”
网络上几乎找不到欧丽娟的个人故事。她因讲授《红楼梦》而走红，但她的名字只和她的学术身份连在一起：1963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然后就是一系列关于《红楼梦》或唐诗的著作、论文的篇目索引。
“大概是因为我低调，不愿意谈论自己吧。”欧丽娟所有的话题，说着说着就会回到《红楼梦》或者唐诗研究。“小时候台湾经济比较贫乏，偶然在亲戚家看到一本破破烂烂、版本不好的《唐诗三百首》，如获至宝，在那里面我看到了精致的、凝练的，甚至是宏大的世界。”欧丽娟回顾和唐诗的相遇，感慨道：“所以我只对价值美好的东西感兴趣。六大奇书除了《红楼梦》，我都没感觉啊。”
“美才并济，不老女神。”朋友圈里，有人赞美这位生于1963年的女老师的容颜和保养有方。“那个年龄是错的，我没那么老哦。虽然也没有差很多，但是被人家算多几岁，总还是会生气的。”她说。
即便年份有误，欧丽娟求知欲最旺盛的青春岁月，总还是会赶上台湾的戒严时代。很多台湾知识分子在回顾那段岁月时，总会提起自己悄悄藏起、来路曲折的“禁书”和政治诉求。欧丽娟则不同：“我还好，完全不关心政治，从小就只关心文学，而且是最精致最高雅的文学。我对白话小说、戏曲一类的俗文化没兴趣，对于精致的唐诗、正统的文类有一种很直觉的爱。”
还有资料说她师从台静农和齐邦媛。“台老师是台大中文系的精神导师，我并没有直接当过他的学生，私底下也没有过交流。”至于齐邦媛老师，故事就很多了。欧丽娟求学时所在的班级，是齐邦媛退休前带的最后一个班，感情很深，她搬到长庚养生村隐居写《巨流河》的岁月，还会接受班里学生的拜访。“齐老师把大量的心血奉献给台湾语文教育和台湾文学的国际化。”欧丽娟回忆说，“家国的悲痛潜藏在她的生命里，这是没法消解的、终其一生的痛苦，她在教育学生时完全没有显露，直到晚年才爆发成《巨流河》，这本书是她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创作。”
在欧丽娟看来，学者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创作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我不喜欢自我暴露。我个人其实就融在所谓客观的研究里。如果个人不局限在自己的境遇里，就可以无私无我地了解各种各样复杂的人性。所以我可以透过《红楼梦》探索人性，不一定要自己直接体验。”
“人只有不断地缩小自我，大的世界才会向我们展开。”在公开课上，欧丽娟经常纠正读者的“误会”，她说，曹雪芹这样第一等伟大的小说家，不必通过移植个人经验、展现个人好恶来写《红楼梦》，“伟大的小说家和他笔下的世界是可以分开的，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我个人也是可以分开的”。
《大观红楼》脱胎自欧丽娟的网络公开课的底稿，计划出版四卷，已经面世的两卷，一本是总论，一本讲小说中不太受关注的某些女性，她们构成了“母神系统”。
“《红楼梦》在宣扬女性价值的同时，是隐含着性别偏见甚至性别歧视的，觉得《红楼梦》在性别上非常具有革命性，这是一种想当然。在女性地位是次等的状况下宣扬女性的美好，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想当然吗？”欧丽娟这个说法，和通常的认识不一样。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贾宝玉这句话经常作为褒扬女性、贬低男性的证据被援引，但在欧丽娟看来是一种误读。“这是不对等的比较，‘女儿’是未成年少女，还没有其他社会身份与相应的责任；‘男人’则是成年男性，已经承担了多种社会职能。从逻辑上说，‘女儿’和‘男儿’、‘女人’和‘男人’的对比才有意义。”她说，一旦“对等比较”，就会发现宝玉的逻辑错误：“第七十七回，宝玉分明说‘女人个个是坏的’，‘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女儿”和“女人”不同。“清代有人将女人划分成两种，早慧聪明卓有才华的，会被比喻为谢道韫，女孩的才华会成为包括父亲在内的整个家族的骄傲。”在欧丽娟看来，林黛玉就是停在了这个阶段。“如果一个女儿不曾早夭，就会被期待被培养成写《女诫》的班昭，也就是对家族有贡献，成为女性的道德导师。”
欧丽娟认为，人们读《红楼梦》怀有一种“少女崇拜”，而没看到成熟女性的胸襟与才略，所以在第二卷里，她把目光转向贾母、王夫人、贾元春、刘姥姥……她们是“齐家”的典范。“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人生实践之最高理想的同心圆结构，‘齐家’与‘治国’分享了人生同等的意义，所以曹雪芹在第十三回以回末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衩一二可齐家’来赞美这些齐家的女性，表达了‘齐家’这一女性的价值所在。”
欧丽娟解读《红楼梦》，很重要的一面是剖析贾府的伦理秩序，并给予肯定。她认为，在男女等级森严的体系里，持家很重要，是女性能力的一种施展。不过她表示，“齐家”并不代表她个人的女性观念。“一个研究者所研究的文本事实，跟她自己的价值观是两回事。女性现在也可以走出闺阁，可以求学，担任公职，施展才能。这个时候说女性的最高自我实践是齐家，明显不对。”
欧丽娟觉得，“现代女性当然可以不把家庭当作唯一，甚至可以选择不结婚。但如果女人有家庭，要不要把齐家当成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呢？抽象来讲当然是。因为我们都希望家庭幸福圆满。”她话锋一转，“但问题是，你要不要牺牲事业、牺牲自我，以家庭圆满作为生活目标？《红楼梦》的时代没有这个问题，那时一个女性的全部就是家庭。可现在的女性不同，她必须有更大的智慧和学养来面对这个新状态。”
对未婚女生择偶，欧丽娟的看法是：“选对象的时候要认真。女孩当然要找一个喜欢的人，他足够开阔地来支持你的事业，如果他不能接受你有自我，那你可能就要踩刹车。但大部分女生的悲剧是，喜欢上了就结婚，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没有足够的智慧判断，价值观并不符合，然后造成痛苦。”
欧丽娟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全然的礼教吃人。“今天每个人婚恋自主，可是拥有选择权的人也会付出不一样的代价，所以离婚率这么高。但不要误会，不是说老人家的判断一定对，但他们有时候是对的，因为他们经验多，可能会比你更清楚地了解到，你选的对象不合适。”
“唉，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常常把问题简化。”她感慨道，“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若如欧丽娟所言，《红楼梦》依然没有突破性别偏见，那大观园里谁是值得现代女性学习的榜样呢？
“探春。”欧丽娟斩钉截铁，语气里带有探春多年未被人发现的遗憾。
“只有探春。她能意识到自己怀才不遇的原因，就是因为性别。她说如果自己是个男人早就出去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通常人是会受到时代限制的，她竟可以在这种限制里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然后没有抱怨，没有鲁莽的抗争，她身上有韧劲。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了不起的女孩子，用心胸消解这种不平等。”欧丽娟认为，在小说所设定的背景里，探春终有一天会成长为“齐家”的母神，如果是在现代，“就能有一番大事业”。
“宝钗有各方面的优点，让她持家没问题，但她绝不会去发展个人事业。黛玉就没有这点意识，她承认女人就要安于自己的性别规划。所以‘黛玉粉’啊，缺乏探春的女性力量。”欧丽娟最担心女读者们以黛玉的缺点为榜样，“去学林黛玉的小性儿和率直，以为闹别扭就是女性的可爱，以为宝玉的选择就是完美。这是什么逻辑？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还可以被某一个人很爱吗？”
这时，列席采访的男生补充说，根据他的经验，男性读者里钟情黛玉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似乎很喜欢黛玉的率真和使小性儿。一个女孩对自己撒娇，想要什么却不说，其实能带来满足感，就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吧，把你放出去，再追回来。反而是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的女生，他们会觉得无聊或者搞不定。”
听到这些，欧丽娟有点着急：“男人们不想要平等的、互相帮助成长的伴侣，还是需要那种满足他男权中心位置的女孩！那我只好说，不管男女读者，都是在林黛玉身上自我耽误啊。”
“大陆怎么这么多黛玉粉？”欧丽娟感到不解，她有一个发现，“用你们的智能手机查查百度贴吧，看看‘黛玉吧’和‘宝钗吧’的人数。”
立刻查了一下——“林黛玉吧”有4万关注、70万贴数；“薛宝钗吧”有4000关注，10万贴数；欧丽娟所推崇的探春，贴吧里只有几百人。“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回事？明明已经自由平等，鼓励女性追求自我，可是对林黛玉却有一种普遍的偏执，内在的自我还是追求林黛玉那种柔弱、受限于闺阁的形象。这不是很奇怪吗？”
欧丽娟常受邀去做“贵族世家”之类的演讲，她乐于讲这个主题。《大观红楼》里也表现出对贾府贵族生活秩序的赞美。
“我们要先了解，贵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雍容的穿戴，精致的生活，铺张的场面，统统不是欧丽娟所定义的贵族，“仅有这些，就是金光闪闪的暴发户啊！贾府不是暴发户。”那贵族是怎样的呢？“是内敛低调的优雅，是历史沉淀的温润。”
“贵族是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处在经济的上层，从小接受跟文人一样透彻的庞大的知识教育。和一般文士不同的是，他们还受到历代相传的深厚家风的规范。”在欧丽娟看来，贵族必须自我节制，“这是文明的一部分，有克制才算贵族。”她又引申到现代生活，“西方的自由建立在尊重别人、提升人格和自我控制上。所以自由不是放纵，林黛玉的那种自我放纵谈不上自由。”
趣味也定义不了贵族。欧丽娟觉得，好似有一定审美追求的中产阶级，“品位其实是比较庸俗的。”“那些自以为是贵族的人，我只好说，往自己脸上贴金，你们是弄错了。连张爱玲都不算是贵族。”
在她的定义里，“真正的贵族”不仅要有精神财富，也要富而好礼、宽柔待下。在《大观红楼》里，她赞美贾府的“母神”们对下人的“恩赐”。
“要在当时的等级制里看这件事，上对下，额外的好处就应该叫恩赏。在当时的社会，奴隶就是私有财产，是贾家买来的，贾家有处理财产的自由。”在欧丽娟看来，这种贵族的恩典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下人与主子吃穿同用、比如遣散下人时的气度，“下人是花钱买来的，受了很多优待，放回家的时候还可以无条件解除卖身契，给予自由，这就是开恩了。暴发户能这样做吗？西门庆会把下人卖掉，再收一笔钱。但贾家只知道买人，不知道卖人。”
欧丽娟在课堂上讲起这样的“恩典”，谈到如今主管解聘下属的无情，她问道：“为什么好的等级制里，好的上下关系，现代人不能借鉴呢？法律上人人平等的今天，劳工有法律的保障，但还是会有上级对下属的刁难、压榨和剥削对不对？王夫人这样有绝对权力的人，在处理下人时体现的贵族修养，现代人为什么不该借鉴呢？”
欧丽娟还提醒记者想想等级制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其实贾府的等级制，有点像希腊文化。为什么希腊会变成西方文化的摇篮？就是因为等级制，基本上都是由奴隶去劳作，希腊人民做什么？就是在广场上讨论哲学、创造文化。”在她看来，《红楼梦》也是类似的道理，黛玉写《葬花吟》是有条件的，因为少女们根本不必洗衣服，“所以受了很高教育的人，才能把所有的心力放到文化的追求和思考上。”
摄影/丁晓萌 后期/张知依
大观园的少女不必“洗衣服”，但欧丽娟对此却亲力亲为。她的自我要求很严，她要在自己的标准里生活得像一个贵族。
“精致文化的传统，要靠分层（分工）来实现，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复制等级制，让下人帮你打扫。但是可不可以学会像贵族一样，也把你的生活简化？”欧丽娟说。
在她看来，极简生活才是贵族生活的本质。贵族不是物质的极大满足，不是豪奢的盛宴或昂贵的化妆品。她和学生们聊天，说十二金钗也都是用最简单的肥皂洗头发，她鼓励学生们尝试。“我们可以活在世界里，但是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里。你要变成你自己的贵族。”
她不用手机，是为了不在网上聊天，把时间留给学术研究。“我们已经把太多时间花在额外的事情上，花了很多力气去迎接社会的标准，这样就没办法去做文化的承担者和追求者。”
家里有电视，主要是先生看，她偶尔看看Discovery的纪录片。纯书斋的生活给了她另外的馈赠：因为较少晒太阳，她的皮肤比较好，她如此解释自己的保养秘诀。
欧丽娟对环保有一种信仰般的执著。在大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她带了一块水晶肥皂，为了手洗衣服——这是她在台湾就有的习惯，她家里没有洗衣机，所有的衣服都是手洗。一方面，她认为洗衣机浪费水而且不环保，她不用化学成分的洗衣粉。另一方面，她觉得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劳动。“这个过程是用劳动和日常生活达到一种均衡，让你回到真正的生活本身。”她说，手洗衣服的另一样好处是——因为辛苦，所以一件衣服在可洗可不洗的时候，就会考虑是不是再穿一天，减少浪费。
她很反感浪费。在北京，她不希望有宴请；如果一定要吃饭，那饭菜不要剩下；如果真的剩了，她会打包带走，当作夜宵或者第二天的早餐。“你在书里看到贾府吃饭排场很大，只有这样的大场合，才会有情节发生。他们不会浪费，我有证据的哦，他们不剩饭，剩下来的会给比较亲近的下人吃。”她指着桌子上的葡萄，拟作是一桌盛宴。
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觉得她喜欢吃葡萄，又买了一点。“之前的还没吃完呢。”她顺势讲起生态循环，“就算是吃葡萄，我会把葡萄皮埋到土里，可以转化成养分，就不用再浪费你的塑胶袋。”她突然想起来，“装葡萄的袋子呢？拿给我，我要收起来。你们太浪费啦。”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欧丽娟忽然说要回房间拿个东西，然后匆匆走了。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她把杯子里剩的柠檬水倒了进去，“这样就不必再和酒店要瓶装水了”。
“学术即人格。”欧丽娟相信，平时怎么要求自己，就有什么样的人格，“对我来讲，小小的自我真的不重要，自我越小，越能够明白人家在想什么，越能想清楚：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享受自己人生的福禄寿考，而是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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