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出，引起一些波澜。问判得是否公道？
个人认为，此案的判决存在事实上的瑕疵。几个明显的疵点，一个一个来：
1、案件的起因：因何开打？
根据司法机关和媒体披露，该事件的初始起因，是因为“村委会”要拆除几户村民的房屋，造成“不在拆除范围”的明某家房屋损坏。
按照国情，村委会通常被认为是一级公权力组织，实际也的确掌握着一些实权。而且乡里去了人，近于政府承认和撑腰，相当于政府在作拆除。
从事件表面陈述看，有关的拆除行为很可能是“强拆”，或是变相强拆，起码是涉嫌。这里先不过多纠缠强拆本身的合法性，只是一个“强拆色彩”，就足够“迫使”普通百姓倍加关注，提高精神敏感度——关系到私人财产和争议性暴力的强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焦点。
实际过程中，当事人明某的房屋因“挖掘机手操作不慎”而损坏。必须指出，在强拆色彩弥漫的情况下，不论是不是“不慎”，这种损失都很容易被百姓联系到强拆本身。或者说当事人认为官方要强拆他的房子，是合理思维。
而“操作不慎”明显是官方的结论，显然并未得到当事人明某一方认同。
其实不论如何解释，官方过失是少不了的，只是故意或非故意的问题。（官方过失被春秋笔法掠过）
过失发生后，进行强拆的官方明显没有离开以平息事态（是不是继续拆房？公开信息中略过），反而留在当地不走，也没有（提及）“及时通知受损屋主及道歉、承诺赔偿”，以至于当事人屋主返回时满肚子猜疑和愤恨，直接就找到了“目标”进行泄愤，致使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另外，村委会搞强拆，法律上并没有这个授权。
就是说，事件由官方过失而起，这一点没有问题。
2、案中死者的身份及职权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案中死者卓某，身份是乡人大主席，被表达为“乡干部”。当天在场是来作“拆除动员和现场督导”工作的。
可是，人大并不是干这个的，他的干部身份也存疑。根据有关法律及惯例，人大是立法机关，主要权力是：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其中立法权和任免权与本案明显无关，至于监督权，主要指的是监督国家机关的行为，惯例上有权对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发言，但不是监督一切。
退一步说，就算人大有监督一切的权力，但是监督不等于要具体管事，这个很重要。按照有关法律和法制精神，谁的职责就是谁的职责，不可以乱来。明显，关于强拆问题，有多个政府部门可行使管理权，并不需要人大来帮忙——监督除外。
何况，根据有关法律和惯例，“乡”仅仅是科级，这个级别的人大组织不能认定为“人民代表大会”，而仅仅可算是没有常设机构、不在国家编制的“支会”。乡人大主席，也只能是个“人大代表”，其“人大主席乡干部”的身份大有问题。
人大代表行使所谓的人民监督权倒是可以，具体管事则存在问题，（受指挥？）跑去介入强拆这种具体敏感问题的话，涉嫌越权行事。
具体社会生活中，一个涉嫌越权的人大代表出来代表官方管事（甚至带着安全帽宛如施工领导），的确更容易引起有关的“误解”和敌视。
这方面搞“责权不清”，成为官方的另一过失。更重要的，死者卓某涉嫌在案中并不是在行使合法职权。
3、嫌疑人明某的行为是不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的认定，很重要的一条是，当事人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前面说过，他家的房子莫名被破坏，简单地说，这时明某有权力阻止破坏。
当时挖掘机就在当地没走，还有一些涉强拆相关人员在场，有理由推定，嫌疑人明某认为自己需要用暴力阻止对方的强拆，包括暴力施压及抗压。于是可以说，开始他对挖掘机的打砸存在一定合理性。这部分主要可记为“正当防卫”，至于是不是“防卫过当”，涉嫌吧，但即使“过当”，也不算重——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恐怕他顶多就赔部分打砸损失而无须承担刑责，官方则要赔他的房子等。
这里插一句，现代社会常对暴力深恶痛绝，但事实上在广大的偏远农村，暴力及暴力施压仍是惯性常见的解决问题办法——不管是官是民。
对前面明某涉嫌报复的行动，法律规定的确有所限制，涉嫌超过了正当防卫范畴。但是从进一步分析，对一群胡乱拆掉自己房子（基本生活资料）的人实施报复，就算不提什么“可以原谅”，起码算“事出有因”。
案件陈述中有“不顾解释劝阻”等等。但是以社会关系现实及其当时的“官方作为”来看，明某有理由不相信、不理会有关的解释劝说。
其间死者卓某很可能参与了“解释劝阻”，甚至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在“解释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打电话给派出所报警。
报警当然可以，只要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不法侵害，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报警。问题是事件正在“高潮”，而且官方的确有所过失，这样呼唤警方介入（是不是要抓人？），恰不恰当先不论，客观上的确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插句话：高喊一句“政府赔你房子”，恐怕比找警察施压效果要好得多。
“乱拆我的房子、还拉公安来整我”，火头上的明某，如果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所以他转去攻击卓某不是没有合理理由的，事出有因。
另一个角度，明某攻击卓某涉嫌报复伤人，明显主体动机是报复强拆本身，报复打电话报警次要。针对报复的动作开始就是直接伤人，一铲打倒——这里有个疑问：突袭式的一铲，有没有可能当场打倒一个带安全帽的人，并使其“丧失自卫能力”？
按照有关描述，当卓某“倒地丧失自卫能力”后，明某仍旧持铲攻击，最终造成卓某死亡。这个的确带有较多的报复动机和表达，但是从整个事件来看，也与“一场官民纠纷引起的暴力冲突”脱不了干系。
明某面临许多人包括疑似官方人员的“劝阻解释”，而且描述中那些人有动作——说“群殴”可能过分，“拉偏架”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具体细节再次被略过）
有人可能会问，他来挥铲什么的，还不让我们阻止、抱住…了？可是，官方人员的如此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劝什么阻？大家还不早早全体撒腿跑路嘛。
强调一点，倾向性的“阻止”，本身就涉嫌参与斗殴。大群人留在现场不走，态度欠端正，涉嫌集体施压。
总的来说，明某开始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情节居多，攻击卓某的行为则报复伤人及伤人致死的情节不少。联系整个事件，此案可简单定性为：官民纠纷引起的暴力冲突致死，存在正当防卫部分。（如果认定官方人员出手，则存在斗殴情节）
…
涉及到具体定罪量刑，主要争议无非是：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致死）罪，以及具体量刑多少问题。
从情节来看，明某实施伤人行动很可能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种“应激性”举动，初始动机在于保护自己的合理合法权益，不具备“故意杀人”的长远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焦点集中在“临时报复杀人或故意伤害致死”方面。
联系整个事件进行分析，笔者更趋向认为“故意伤害致死”和“临时起意报复杀人”的情节都有。
故意伤人的动机很明显，这不用说。联系当时现场，临时起意报复杀人，是一种合理的动机推定，而且击打脑部致人死亡这一点，的确具备杀人的“动作表达”。但从较广的范围来看，明某是不是真的想杀死卓某？多半不是。有关案情介绍并未提及两人有宿仇之类。
或者说，明某的报复杀人动机是一种临时的、矛盾激化的产物，所谓“激动杀人”，并非典型的“谋杀”——虽然仍旧涉嫌故意，但和蓄谋的故意仍有区别，情节没那么严重。
案中“故意伤害”和“激动杀人”两种动机都有，混合在一起难以彻底区分——毕竟，可以闪过杀人念头，但真正下决心杀人并不那么容易。
再回头关注整个事件，事件的起因来自官方，就是说官方起头、明某应激反抗和涉嫌报复。因为造成死亡，过当肯定是过当了，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正当防卫的根由。
所以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故意伤害（致死）、防卫过当、激动杀人”等多种动机和情节，并联系事件的起因。
总的来说，判决“故意伤害（致死）罪”似嫌不够，那么判“故意杀人罪”？却又似过了，或者说不典型。
那么就判两种罪好了：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前者针对他前面的伤害举动，后者针对他最后那几下。一个案子两种罪，如此可能给司法机关带来新的挑战，不过也较合理些。
具体量刑方面，法院给予的一审判决是死缓，这方面个人认为偏重。
一方面考虑到“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激情杀人）”的综合因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案件整体情节和前因后果。还有，本案没必要对“干部”做出特定保护。
我国的法制传统中有一种习惯，那就是给公权力和手握公权力的人提供更高程度的法制保护。本案的量刑，似乎合乎这个习惯。
可是前面已经论述过，案中死者卓某的“人大主席干部身份”本身存疑，其在案中表现的职责角色同样值得推敲，所以非要把这个人代入“公权力”，不恰当，也不必因为保护这个人提高刑罚门槛。
至于公权力的作用，在这个案子中角色“尴尬”，无条件保护违背法制精神。
但是，毕竟涉及杀人，又不好太轻。个人认为，可以判决有期徒刑10-15年。
……
再回顾早年的一个案子：某医院院长在家中遭到下属（一名医生）持刀攻击，最后造成他重伤送院抢救。最终结果是攻击实施人被判故意杀人罪——死刑。而院长本身，后来又上班几年，然后退休了。
这个案子，按照一般法制精神和有关法条，是判重了的。既然没有死人，判故意杀人罪便存疑，说“故意杀人未遂”或许有理，但是如此就不宜判死刑，无期徒刑应是顶点。
之所以要重判，自然是为了保护权力，以刑罚进行威慑。这方面从法制精神角度看，不甚恰当。法制之下人人平等，官吏或有钱人的命，并不比老百姓的命更珍贵。从纯技术角度，管理靠团队而不是片面强调的个人，特定官吏因侵害不能履职，并不会对国家造成多大损害。
……
再说些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
就本案件，其实本可以不闹到死人这么极端的。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出了事之后先把大部分人和机械撤走，然后找人通知当事人，首先承认错误，然后承诺赔偿，这事也就差不多完了，起码不会当场引来暴力攻击。
可“当事官”并没有这样作，而是在现场等着人家归来“解释劝阻”，那么一大群人，大有施压之嫌。是不是赔偿？赔偿多少？恐怕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不得不指出，官场中存在不正之风，部分官员的作为不够合理合法，“以势压人”的情况客观存在。从安定团结的角度，这样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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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细节模糊，也只好分析到这样。个人水平有限请理解，欢迎正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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