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出生镐京城里，距离天子近，注定就可能高人一等。运气要是再差点，出生在翼城、曲沃、商丘，或者临淄也行，好歹在富裕之地，多少能够找到生存之道。要是生存在偏远山区和城池，基本上翻盘可能性为零，更别说出将入相、入朝为官。
有很多事情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跟你是否努力无关，哪怕你爆发小宇宙，这个世界也不会属于你。夏商周时代的平民百姓就是被生活裹挟的奴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人生。上古时代的封建世袭体系，封堵掉百姓的所有可能性。他们生存在礼乐体系所定义过的世界里，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按部就班、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永远也无法避免王室贵族眼中的那种“吊丝”的悲剧宿命。
在夏商之际，在君主身边，除了那些世袭的官员，就是一种叫做“史”的官员，这种人也被称为“巫”，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祭祀和占卜的重要官员，是神权的象征，某些时候他们的权力甚至比君主还大，不过，要成为为“巫史”，也得掌握祭祀和占卜的技巧，这种东西神乎又神，也非常人可掌握。重要的是，“巫史”也是世袭的。
夏商周崇尚的是世袭制度，在官位中主要有卿、大夫、士三级，要当官都是贵族们的专权，平民百姓是基本没有机会的，若非是闻名于世的贤人，可能也才会为君主所知并重用，如许由、巢父之辈。但这种贤人少之又少，普通百姓要靠这种方式上达天听，可能性更是为零。
《礼记》载：“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种家国天下之理念，到商周时成为共识，贤人的晋身机会日趋削弱，如姜子牙等人，其出身也颇受争议，在海叔说春秋的文章《屌丝从来难逆袭，姜子牙绝非普通殷商贵族》中，就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贤人尚且如此，百姓要想当官，就更显渺茫。商周之际，可被称之为贤人之士的，如伯夷、叔齐、箕子等，皆为世袭之殷商贵族。
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遵照的是世卿世禄制，殷商时的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周时的嫡长子继承制，都是按照严格的宗法血缘关系，以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方式，分封、授土、授民，这些官员拥有各自的封地，在各自的辖区管理和控制百姓，以等级制度压迫百姓，而百姓则只能佝偻着身躯，无奈的生存在方寸之地，遇明君、减税赋、轻徭役，便是百姓之最大渴望，哪里还有奢求入朝为官。
《礼记》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九卿、大夫基本上都是来自公室贵族子弟，而唯独“八十一元士”可能会为天下百姓创造机会。什么是“士”呢，就是脱离了生产劳动的读书人，所谓'士农工商'，就是著书立说的人，就是朝中的大学士。可是，据史书所载，商周之际是没有所谓的私学的，到春秋战国之时，孔子才开始兴办私学，可见商周时代的百姓，就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怎么可能成为“士”呢？这样的时代，民间完全处于蒙昧的状态，就算诸侯君主希望从民间选拔人才，也是无从选起。诸侯国君们甚至很是崇拜这种理念，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年之间，百姓就像在茫茫黑夜中，根本无法探索出仕之道。
荀子在《君道》中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这是对尚贤的最佳解释，可是这种尚贤在商周之际，历数所有为后世所载的重要朝臣，可说屈指可数。直到春秋战国的乱世，诸侯纷争，小国灭亡，大国林立，贵族子弟的洗牌加剧，没落的彻底没落，民众也才寻得机会。
但是中原腹地的诸侯国，如郑国、卫国、宋国等国，依然延续的是公室子弟世袭之制，郑国子产、宋国乐氏华氏等，皆为公族子弟，也就是说权力的顶层依然为世袭所把控。但对人才的渴求，已经越来越成为诸侯国君们的心疾，那么，既要保持公族世袭制的传承，又要招纳人才，诸侯国君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呢？那便是发展“士”，发展得最好的即为秦晋两国，当年晋献公为杜绝“曲沃之乱”的覆辙，对公族势力进行了大清洗，直接导致朝中缺人，无奈之下便从“士”中选拔人才进入朝堂，自此“卿大夫”这支重要的力量，开始进入晋国，也开始进入史卷。而秦国常年为战，便有军功、举荐、宾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多种方式。从此时开始，民间百姓才真正寻得了入朝为官的机会，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打仗，这两个渠道，也成为封建王朝后世两千年入朝为官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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