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
【摘 要】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公孙龙也不例外。但是其以实正名的学说宗旨，却并不为同时代诸子赞同，以致荀况斥之为“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究其原因，乃公孙龙所论之名，与此时代之一般理解旨趣殊异。概言之，公孙龙看到了“名”的两种用法。即名既可命物（个体物），是为“物名”，亦可命实（个体物的性质），是为“实名”。公孙龙特别强调的是为当时人所忽略的后者的意义，其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不管是与公孙龙的同时代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来看，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价值的。
【关键词】公孙龙 物 实 名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因而以“实”为“名”之载体，及“正名”的参照与准则。公孙龙亦不例外，《名实论》云：“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即主张以实正名。但纵观先秦学术，公孙龙名学却并不为诸子认可，前有《庄子》批评，后有荀况指责。在名实问题上，尤以后者为甚。《荀子·正名》云：“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王先谦注：“非而谒，楹有牛，未详所出。马非马，是公孙龙白马之说也。”[1]故荀况“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的指责，即针对公孙龙而发。但《名实论》分明强调“以实正名”，到头来却被荀况指责为“以名乱实”，原因何在？同样可看到，自荀况后对公孙龙评价如“专决于名”[2]或“以名正实”[3]者，在肯定其学说重“名”轻“实”这一点上，也与荀况相关。因此以荀况为参照，检讨公孙龙何以备受非议，进而反观其学说价值，就不失为解读公孙龙名学的一种进路。
然而，上述检讨之所以可能，则有赖对公孙龙学说要旨的梳理。学界基本公认，《名实论》是公孙龙正名学说的核心与枢纽，《白马论》为其最直接的逻辑演绎，故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这两篇文献展开[4]。根据《名实论》“以实正名”的正名原则，要梳理公孙龙名学要旨，就应由“实”概念出发。传统对“实”概念的解说有：㈠以“实”类似公孙龙所谓“物”，即客观存在物。如冯友兰即以“物”为“具体的个体”[5]，而“名所以谓实，实亦为个体”[6]，则“物”、“实”类似可知；㈡以“实”类似公孙龙所谓“指”[7]，即人头脑中“物”的观念形态或意义。杜国庠说：“由于公孙龙所谓的‘实’，是由他的所谓‘指’而来的，而‘指’是观念的东西，因而他所谓的‘实’，也不能不是观念的。”[8]郭沫若说：“指……相当于现今所说的观念，或者共相……‘指’即是‘实’。”[9]劳思光说，“所谓‘指’，即表‘意义’”[10]，“‘实’指每一物所以为此物的属性或意义”[11]。据㈠、㈡诸说可知，无论以“实”为“物”，或以“实”为“指”，其实质是将“物”概念的两种含义——即“客观现实义”与“主观观念义”——加诸“实”概念，因而始终是在“物”概念的范畴内定义“实”。这固有其合理性，但以“物”解“实”却也极易忽略“实”概念独有的内涵，此为传统解读的局限所在。
近年来，有学者一方面继承以“物”解“实”的传统思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物”、“实”之别：张长明、曾祥云说：“公孙龙所说的‘物’，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的总称……用‘物’这个名来指称而又没有超出其指称范围的，就是‘实’。”[12]王左立更明确的指出：“实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名的称谓对象。而物就是自在的物，是不待人去称谓它而为物的。当物成为名的称谓对象时，它才成为实……实一定是与名相对的，而物却不必。”[13]这是把“物”当作经验世界的一切物，而把“实”当作“名”所指称的对象化的物，因此“物”、“实”之别就表现在“它们与名的关系不同”[14]。
把“实”说成“名”所指称的对象化的“物”，的确指出了“物”、“实”之别的一层重要意义，但仍未涉及《名实论》中“物”、“实”两概念之内涵在形上学层面的区隔（指后文中“个体”与“性质”的区分）。我们认为，这种“形上学区隔”对揭示公孙龙论“实”之独特内涵尤为重要，而唯有对“实”概念有所辨析，才能进一步勾勒其名学思想的轮廓。
《名实论》开篇“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句，分别界说“物”、“实”两概念。前句“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此“物”字即指“个体物”。冯友兰说：“由此观之，则物为占空间时间中之位置者，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具体的个体也，如此马，彼马，此白物，彼白物，是也。”[15]劳思光解“指物”时亦指出：“所谓‘物’。则指具体对象，即表个别事物。”[16]后句“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关键在怎样理解“物其所物”。我们以为，“物其所物”是指一事物之所以为一事物的根据，即“是其所是”。故本句是说，事物是其所是而无所过差的存在状况，就叫做“实”。如以《白马论》[17]为例，“白马”[18]的“物其所物”（“实”）就是“色 形[19]”两种性质。
通过比较可知，《名实论》开篇对“物”、“实”两概念的界说，实际是对事物存在意义的两种旨趣殊异的表达。就前者而言，“天地与其所产焉”乃一切物类之最大集合。在此集合中，事物的意义并不表现于它自身，而是表现于它所处的统类。譬如一白马之意义，即表现为它是马类之组成分子。但就后者来说，“物以物其所物”却无关事物的统类集合，而是从事物自身寻找其存在的意义根源。如《白马论》，“白马”的意义正表现于它自身（色、形），而非其所处之马类。因此概言之，《名实论》开篇对“物”的界说，偏重于事物所处的统类集合；对“实”的界说，则偏重于事物自身可经验的性质。因此从“物”到“实”的过渡，犹如以放大镜视物，将其从统类之分子不断放大，以展现其自身世界之丰富内容。这个过程，也可说是对事物的关注，由其所处之统类转向其自身呈现之各种性质。如是，则事物既具有作为统类分子的“物”的意义，亦具有自身呈现各种性质的“实”的意义。这是视野的拓展。因为在先秦思想界，人们对事物的关注多在统类的意义上。如《荀子·正名》所说：“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为物。”这个“物”概念即总括万物。但也正因如此，每一事物之于此“物”概念则渺小如面上之点，其自身“物其所物”的各种性质即被忽略。但正如庞朴所说：“公孙龙于物之外又别为实，则此实非物可知。”[20]，那么他所以提出“实”概念，大抵在匡正“物”概念过分强调事物的统类意义，而将视角转向事物自身“物其所物”的性质方面[21]，以揭示事物自身的丰富内容。
观察事物“物其所物”的性质方面，将呈现“天地与其所产焉”的个体和“大共名”未曾呈现的事物自身的世界，此即“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何谓“不过焉”？下文提出“实以实其所是而不旷焉，位也”，作为解释。“旷”，王琯训“空缺”[22]，其说可从。这句是讲，一个事物的“实”是其所是而不空缺，就叫做“位”。那么事物“物其所物”的“不过”，即表现为“位”。但这个“位”绝不是事物在时空中的占位，而当如牟宗三所解：“如其实之情况（Situation），样相（Form），或态势（modality），即如其实而自持其实，不过不旷，不失不废。”[23]简单讲，就是一事物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的“实”（性质），在该事物中所占之“位”。如一匹白马呈现出色、形二“实”，即在此匹白马中各占其“位”。
“实”在一事物中占“位”的情形如何？下文指出：“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即是说，在任一事物中，不同的“实”都有各自的“位”，它们各处其位不相侵越，就叫做“正”。譬如《白马论》“命色者非命形也”的判断，即根据“色”、“形”在一匹白马中占“位”不同得出。因此进一步讲“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就是指一事物中各种不同的“实”各居其“位”，不旷不出的状态，亦即“正”。
《名实论》开篇由“物”到“正”的层层推进——从“天地与其所产焉”中分子式的个体物，推进到一事物自身呈现的诸种“实”，再推进到诸种“实”在一事物中所居之“位”，最后将“位”之情形描述为“正”——标志着对事物自身各种性质的认识在不断丰富与深化。
相比之下，荀况对事物的关注则与《名实论》大异其趣。《荀子·正名》云：“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可以看到，荀况对“实”的讨论始终与“所”这个概念有关。王先谦训“所”为“处”[24]即处所，可引申为事物的实体[25]。唐君毅说：“荀况以‘同所’定‘实之一’，以‘异所’定‘实之多’，即以居同一空间者为一实，居不同空间者为多实。”[26]因此荀况所谓“实”，即事物之为事物的“真实”、“实际”；而另一方面，其所谓“状”则指事物可被经验的性质。从材料看，㈠在两事物间，荀况强调应以“所”之“同”、“异”，而非“状”之“同”、“异”，来确定“二实”；㈡在一事物中，荀况则强调“状”之“化”不足徵“实”之“别”，故仍为“一实”。那么据㈠、㈡可推知，本段文字所欲阐发者，即事物可被经验的“性质”（“状”），与事物如其所是的“真实”（“实”），并不等同。
因此从否定的方面说，荀况所谓“实”并不指谓事物的性质。这与公孙龙有所不同，在公孙龙看来，事物可被经验的“性质”（“色”、“形”），恰是事物如其所是的“真实”（“实”）。此一差别不可不察。但若从肯定的方面说，荀况所谓“实”又指什么呢？荀况当然关心事物的性质。正名篇“所缘以同异”诸条[27]，既是对感官、心知把握事物性质之能力的讨论，也是对事物诸性质同异差别的严肃讨论。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讨论事物的性质本身，而是藉此辨别事物同异统类。换言之，事物一定要被归入某个类，最后汇集成公孙龙所谓“天地与其所产焉”的大集合，才是有意义的。而这样的事物，只能是个体的，无关各种性质自身[28]。因此荀况所谓“实”，就既是统类中的个体事物，也是统类本身。相反，离开统类秩序，事物各种性质自身只能表现为“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29]，这是荀况极为反对的。
概言之，别同异、定统类乃荀况论物之旨归，因而他对“实”的把握就类似于逻辑学种属关系的理解。基于此，他自然不容易，或不愿意关注到事物形上学的性质层面，更不必如公孙龙“于物之外又别为实”，而仅以“物”为“实”就够了。那么，荀况与公孙龙对“实”概念的理解就有差别：前者以“物”为“实”，基于事物作为统类个体物的逻辑意义。而后者“于物之外又别为实”，则基于事物呈现各种性质的形上学意义。由此回到《名实论》开篇“物”、“实”两概念，可知二者在形上层面有其区隔。即任一事物，既可以统类之个体物的意义呈现，此即“天地与其所产焉”的“物”所意指之内容；亦可以其自身呈现之各种性质的意义呈现，此即“物以物其所物”的“实”所意指之内容。譬如白马，既可以马类之个体白马而呈现为一，亦可以白色、马形呈现为二。荀况关注前者，公孙龙关注后者。
《名实论》云：“夫名，实谓也”，这与先秦思想界对名实关系的普遍看法一致。但既然公孙龙所谓“实”并不在统类之个体物的角度立义，而是在个体物自身呈现的各种性质上立义，则他对“名”的理解也必有其独到之处。故下文将接着讨论《名实论》对“名”的表述，并同样参照荀子论“名”，以揭示公孙龙论“名”的独特意涵。
《名实论》“物”、“实”、“位”、“正”一段交代对事物的基本看法，下转论指称事物之“名”。先说：“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第一个“正”字，与前句“位其所位焉，正也”的“正”含义相当，指“实”在一事物中各占其位、不旷不出。第二个“正”为动词，庞朴训“矫正”[30]，其说可从。第三个“正”字则指“名”之“正”，即是“名”与一事物中各占其位的“实”相应合。因此这句是说，根据“实”在一事物中各占其“位”而“正”的情形，纠正那些不与之相应合的“名”。故曰：“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但是，如何判定一个“名”是否“正”？下文接着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总论正名标准。理解这句话的枢机在“彼此”二字。然历来解读者多以“彼此”即统类中之彼个体物、此个体物，而致误读。如谭介甫说：“按彼此二字，以示万物分别之界也。盖名正而后万物之彼此乃不混。”[31]胡曲园、陈进坤说：“彼此，代词。此，这个；彼，那个。这句是说彼名应于彼物，此名应于此物。”[32]周云之说：“彼此：这里泛指两个（类）不同的事物。”[33]然而公孙龙所谓正名，往往无关彼物、此物，而仅就一物来说，使“名”与在该事物中各占其位的此“实”（性质）、彼“实”（性质）相应合。故本句“彼此”二字，绝非彼物、此物，而是一事物呈现出来的彼“实”、此“实”。正如前述，公孙龙并未止步于“天地与其所产焉”所表述的个体物概念，更“于物之外又别为实”，所以在他那里，名对彼物、此物的指称，与名对一物呈现出的彼“实”、此“实”的指称，就有不同的意义。这在《白马论》中有鲜明体现。
《白马论》中，客反驳“白马非马”时说“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即一匹白马就是一匹马，不能说“无马”。这是合乎“事实”的判断，也是常识。但“白马非马”之论，却并未挑战这个常识。公孙龙论证“白马非马”的理由时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这是把“白马”一名命谓的对象，拆分成“色”、“形”两部分。已然表明，他要讨论的并不是一匹白马——这个马类中的个体物，而是要讨论这匹白马自身呈现出的“色”和“形”——两个“实”。他接着说：“命色者非命形也。”是说“白”这个名所命谓的“色”，与“马”这个名所命谓的“形”，是白马这一物中占“位”不同的两个“实”，因此“白”这个名与“马”这个名就是两个名，不能混淆。那么“白马非马”说的就是，“白”和“马”这两个名不等于（或不同于）“马”这一个名，也即：白 马≠马。
由此可见一种差别：客所谓“白马”是一个名，指谓白马这一物；主所谓“白马”却是两个名，指谓在白马这一物中呈现的“色”、“形”两个实。这就揭示了名的另一种用法。即当“白马”作为一个名说出的时，仅意味“（有）一匹（马类中的）白马”；而当“白马”作为两个名说出时，则意味“这个东西具有白色和马形”。很明显，两种命谓方式并不相同：前者仅肯定个体物的统类意义（马类之白马），而后者则说出了个体物自身呈现的诸种性质（色、形）[34]。这是以白马一名命物时，“向外”（即白马所处之统类）和“向内”（白马自身呈现之性质）两个面向。
然而客方的反驳：“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耶）？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始终围绕“有”、“无”二字，是以主所论“白马非马”否定了白马（这一个体物）的统类意义。可见，客尚未领会用名肯定事物所处之统类，与用名表明事物自身之性质——这两种命谓方式的区别。
据此，公孙龙举出一个事例，以呈现二者差别。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很明显，这段文字涉及事物的同异比较。前文论述荀况时已指出，荀况强调以事物的时空占位（“所”），而非事物的性质（“状”），来辨别同异。但这段文字恰好相反，是以事物呈现的各种性质作为别同异的标准。要理解这一点，先须明确：“求马”之“马”，并非马类事物，而是指“马形”这个实；“求白马”之“白马”，亦非白马这一物，而是“色”、“形”两个实。这是因为：㈠前文主论白马皆指色、形；㈡若以本段“求马”之“马”为马类，“白马”为马类之个体。则后文“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统类的含义上，“使白马乃马也”即使白马与马为统类种属关系而有“白马”≨“马”，那么“是所求一也”就说不通；㈢、下句“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表明，“使白马乃马”不是以个体白马等同于马类，而是将色与形两种性质混为一谈。
那么“求马，黄黑马皆可致”，就并非黄黑马属于马类，而是黄黑马皆具“马形”之实。“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亦非黄黑马与白马同属不同种，而是黄黑马不具“白色”之实。因此从主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统类种属并非辨别事物同异的唯一根据，还能根据事物之“实”来辨别同异。
这样做的结果是，事物的名不再仅是统类种属之名，如荀况所谓共名、别名，或墨经所谓达名、类名，更有据“实”而定的实名。譬如“马”，既能作为马类事物的类名或别名，以指涉任何一匹马。也能作为马形（这个实）的“实名”，以表明具有马形这一性质。可以说，公孙龙看到了事物的两种“名”，一种是“统类种属之名”，另一种即是“实名”。前者是先秦诸子的普遍看法，而后者则不失为一种突破。基于此，转回《名实论》可知，“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的“名”，即为“实名”而非“统类种属之名”；而判断一个名是否正，就看它是否与一事物表现出来的各占其位的彼“实”、此“实”相应合，此即“唯乎其彼此”的旨归所在。
但是，一个“实名”如何与在一物中占位不同“实”相应合而“唯乎其彼此”？这就引出了“实名”的运用问题。从前述“白马非马”看，以“实名”命谓与以“统类种属之名”命谓，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个差别还尤其体现在“白马非马”的反论，“白马是马”中。即：若以“统类种属之名”命谓“白马是马”，就是说一匹白马属于马类，这当然正确；但以“实名”命谓“白马是马”，则等于说“色 形”仍然是“形”，岂不悖谬？因此《名实论》指出：“谓彼而彼不唯乎彼……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彼此而彼且此，此此而此且彼……不当而乱也。”是说，一个“实名”若既命谓彼实，又命谓此实，则为乱名。正如使“实名”意义上的“白马是马”成立，则“白”既命谓色，又命谓形，而致“白者不异马也”的错误。相反，下文“彼彼当乎彼……此此当乎此……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正也”则强调一个“实名”只能命谓一个事物表现出来的一个“实”，而不能命谓此事物表现出的其他“实”。如命谓一匹白马，则“白马”之“白”只命谓色，而不命谓形；“白马”之“马”亦只命谓形，而不命谓色，此方为名正。最后，“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几句，总论“实名”之使用。伍非百将其概括为“‘非’不谓”与“‘不在’不谓”[35]，在条理上是正确的。但他仍以“彼”、“此”为彼物、此物，则为误读。事实上，“实名”的使用，总就某一事物的性质而言的。那么“‘非’不谓”，即以此“实”非彼“实”则不谓。如色非形，则“白”只命谓色，而不命谓形；“‘不在’不谓”，则以此实不在彼实处占位而不谓。如白色不占马形之位，所以言“马”时不必言“白”，此即《白马论》“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之义。
至此，可见公孙龙论“名”要义有三：
第一，名有“统类种属之名”，亦有“实名”。前者命谓时空中各占其位的此个体物、彼个体物（及其统类），而后者则命谓一个体物中各占其位的此“实”、彼“实”。
第二，“实名”命谓，以“唯乎其彼此”为据。即使此“名”、彼“名”与一事物所呈现之此“实”、彼“实”一一对应，不使一名命谓二实。
第三，“实名”之使用，非其所谓之“实”则不命谓；其所谓之“实”不在，亦不命谓。
反观荀况论“名”，则与此不同。《荀子·正名》以“制名”有“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三阶段。“所为有名”，总论制名之目的，即于人事“明贵贱”，于物类“别同异”。“所缘以同异”总论制名之基础，强调通过“缘天官”来认识、辨别事物的统类种属，此即“当薄其类然后可也”。“制名之枢要”最为重要，总述制名之根据。其中，“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等句，牟宗三概括为“命名之枢要”[36]，是从命名者的角度检讨制名之根据。因与公孙龙关联不大，可略去不论。而“同则同之……虽共不为害”等句与“物有同状而异所……所以稽实以定数也”等句，牟宗三概括为“制质名之枢要”[37]、“制量名之枢要”[38]，是从命名对象的角度检讨制名之根据。
所谓“制质名之枢要”，即根据事物的统类种属（“单”、“兼”、“共”）来定名。如此定出之“名”即为“统类种属之名”。故荀况曰：“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尤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即以“统类种属之名”命谓时空中的此物（类）、彼物（类），使其称谓“不可乱也”。而“制量名之枢要”，则是根据事物的数量（“一实”、“二实”）来定名，故曰“稽实定数”。“稽实定数”意义何在？牟宗三以为：“彼（按：荀况）正面学术虽不在名数，然正为名数之心所涵。而正名篇之论及名数实即分明点出此心之为名数的心。……惜荀况只于正名篇开其端，未能如亚里士多德之造其模……此种心灵不可谓非建构的也。而诡辩名家却未必真为名数之心灵。”[39]不可否认，荀况确乎有某种“名数心”。然所以有此心，则在计量事物统类种属。因为要当薄物类，就必须诉诸“名数”，否则物类无以量化，人亦无从把握。故荀况于“制名之枢要”中专论“稽实定数”，绝非“说说而已”，乃是其学说逻辑的必然走向。至于牟氏以“诡辩名家”公孙龙未有此名数心，是个事实。但公孙龙所以缺乏“名数心”，是因为较之个体物的统类种属，他更关心个体物呈现的各种性质，故不必涉及计物之数。
由前述可知，荀况论“制名”，起于明尊卑、别同异，作于缘天官、当薄万物，成于稽实数、定统类，则其所谓“名”就是“统类种属之名”。“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其功能即在维系此个体物、彼个体物之种属意义。而公孙龙论“名”，则旨在表明个体物所呈现之各占其位的彼“实”、此“实”，及彼“实”、此“实”之区隔界线（如白马之色非形），此为先秦思想界论“名”的两个面向。
对比公孙龙、荀况的名实观，可得如下结论：
其一，公孙龙所谓“实”，与荀子认可之“实”有别。荀子所谓“实”，大体是指在时空中占位（“所”）的个体物（如此白马、彼白马）及其统类。而公孙龙所谓“实”，则系一个体物所呈现的各种性质，如白马之色、形。
其二，公孙龙所谓“名”，亦与荀子认可之“名”有别。荀子以“名”为“统类种属之名”，维系事物作为统类种属之个体的意义。而公孙龙所谓“名”，则为“实名”，以指明事物呈现的各种性质。二者之别在于，以“统类种属之名”命谓，则“白马”为一名，以命谓一个体白马；而以“实名”命物，则“白马”为两个名或实（“白” “马”），以命谓个体白马呈现之白色、马形两个性质。
其三，公孙龙对名实相应的理解，也与荀子有别。荀子所认可之名实相应，为统类种属之名，与个体物及其统类相应合，如以此名、彼名与时空中之此物、彼物（及其统类）相应合；而公孙龙所理解之名实相应，则指“实名”与事物呈现的各种性质相应合。如以此名、彼名与一事物所呈现的此实、彼实一一对应。
据此，可回答本文最初的问题，为何公孙龙以实正名的主张会被荀况指责为以名乱实，并历来备受非议。这是因为，在公孙龙那里，名实相应指的是此“名”、彼“名”与一事物中占位不同的此“实”、彼“实”相应合；很明显，公孙龙以“名”命谓的“实”，根本不是荀况认可的“实”，这是他被指责为“以名乱实”的原因所在。同样，后世所以说公孙龙“专决于名”、“以名正实”，盖误以公孙龙所谓“实”即个体物（及其统类），而又直觉其所谓“名”与个体物（及其统类）关联甚微，遂以公孙龙重“名”而轻“实”，并加诸诡辩家的名义。我们以为，这些指责恰恰反证了公孙龙论实、论名的独特意义。即以“实”为个体物呈现的各种性质，而以名为“实名”。这一点常被忽略，也正是公孙龙名学的价值所在。而此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无论与周秦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看，公孙龙的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意义的。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先秦名学研究与中国文化复兴）；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声柏，（1972—），时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巍（1982—），时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Kong-sunLong's Ming-xue(名学) Theory By Distinguish TheDifference Between Concept 'Wu' And 'Shi'
_Such discussion refer to Xun-Zi
ChenSheng-bo Lee Wei
[Abstract]The motivation Zhu-zi(诸子)who concerned Ming(名),was to give asolution to rectify given reality problem Ming-Shi-Xiang-Yuan（名实相怨） in Pre-Qin times, And also, there was no exception in Kong-sun Long’ theory. But which he advocated, as the radical tenet of his theory, Yi-Shi-Zheng-Ming（以实正名）, hadn't gain respect fromcontemporaneous Zhu-zi. 'Such person disturbed (the orders of) Shi（实）(we have recognized), by make a deluosry usage of Ming .'said Xun Zi, which againstKong-sun Long obviously. Why such thoery provoked criticism universally? Thereason looklike,there was a differet usage of Ming between Kong-sun Long andZhu-zi. In other words,Kong-sun long had realised there are two usages of Ming,which one, Ming could be used for named any individual things, called 'WuMing';on the other hand, Ming as 'Shi Ming', also named anyattributes of one individual thing. The value of the latter Zhu-zi didn’t pay attention sufficiently but Kong-sun Long emphasized, should beregarded as Metaphysical rather than logical. Therefor, Kong-sun Long’s theory, what ever compare with contemporaneous Zhu-zi, or withother philosophists in latter chinese philosophy development,is stillsignificant.
[Keywords]Kong-sun Long,Wu,Shi,Ming
[1]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80页。
[2]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司马迁：《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90页）
[3]冯友兰说：“公孙龙认为不是使名符合实，而是使实符合名，是用名曲校正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4页） 徐复观也说：“（先秦）诸家是由事实来决定名；而公孙龙这一派，则倒转过来成为由名来决定事实；他们是以语言的分析来代替经验事实，而成为玩弄语言魔术的诡辩派。”（《公孙龙子讲疏·代序》，台北：民主评论社，1966年，第9-10页）
[4]至于《指物论》、《坚白论》、《通变论》等篇，因涉及问题较为复杂，且本文所欲确立之观点，仅《名实论》、《白马论》两篇文献就足以提供充分支持，故暂不涉及，留待专文讨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7]这只是引述持此意见者对“指”的看法，并非本文的观点。“指”的问题颇为复杂，留待专文讨论。
[8]杜国庠：《杜国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3页。
[9]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10]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1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12]张长明、曾祥云：《公孙龙子·名实论》的现代解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第6期，第101-102页。
[13]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14]朱前鸿：《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1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17]本文对《白马论》的讨论，侧重发掘其形上学意义。但并不因此就否认以往逻辑学进路的解读，更不否认“白马非马”论题的在论辩中诡辩色彩。正如劳思光所说：“早期形上学思考，所以易于逻辑思考相混，为理亦不难明，盖此二种思考皆须离感觉经验以立言。有此一共享要求，故在早期思想家心目中，每每不能互别。而此种共同要求，又照例引生另一倾向，即以‘诡辩’思路支持其论点是也。”（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通常人们讲“白马是马”是说“白马属于马”（种属关系），辩论中公孙龙作为前一论题的反题讲“白马非马”，以致常人以为他讲“白马不属于马”，这岂不荒谬！而“白马非马”之所以成立，原因在于“非”字的两种意义：“不属于”和“不等于（或不同于）”。公孙龙的论证是“白马不等于（或不同于）马”（这里说的是名称关系，不是种属关系），这就等于说，公孙龙针对常人的“白马是马”提出“白马非马”的反题，实际上在逻辑上是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偷换概念，即将“非”字的“不属于”义换成“不等于（或不同于）”义；将“白马”与“马”的“种属关系”换成了“名称间关系”。在先秦论辩风气盛行之时，推论公孙龙将“白马非马”作为“白马是马”的反题与当时诸子进行争胜大抵是可信的，这也大可指责公孙龙诡辩。但是，如果，就《白马论》文本看，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论题并非作为“白马是马”反题，因为《白马论》一开始就问：“白马非马，可乎？”这一“可乎”意味着补充，或另一种意义的揭示。所以，对于公孙龙来说，为什么他能看到“白马非马”这一论题的成立才是关键。而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18]理论上讲，说“白马”，既可以指“白马”这个名，也可以指具体的某匹白马（个体）。在先秦日常用法中，一般人往往多关注了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如《白马论》中的客。公孙龙的“物其所物而不过”的“实”其实就是指出这一点，并对前者的意义加以强调。因为，在公孙龙看来，名与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不同的名实是彼此分离的。指出实的不同就是指出名的不同，如“白马”之名之所以不同于“马”名乃是因为各自所对应的实分别是“色 形”和“形”。公孙龙所强调的乃是一个名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而非逻辑学的种属关系，可是客的提问却总是从种属关系着眼的。
[19]当然，我们并不以为公孙龙视“形”与“色”为命名表达事物同等意义的两种性质。事实上，结合《坚白论》我们发现，在公孙龙看来，“形”比“色”（“坚”）在表达事物方面更为基础。因这一问题与本文关注的问题不直接相关，故留作专文研究。
[20]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
[21]或许有人以为这里“物”与“实”的区分与冯友兰“个体”与“共相”的区分相比，并无新意。之所以这里界定“实”为“性质”而非“共相”，乃在于在公孙龙那里，性质与个体之间没有或不是种属关系，他关注的不是事物或名的逻辑意义（当然并不意味必然否定），是事物或名的性质，这是不同于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这正是公孙龙名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22]王琯：《公孙龙子悬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8页。
[23]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84页。
[24]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20页。
[25]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3页。
[2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第158页。
[27]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28]而公孙龙在《白马论》中却关注到白有“定”与“不定”之别。“不定所白”即是“白”自身。
[29]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15页。
[30]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页。
[31]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0页。
[32]胡曲园、陈进昆：《公孙龙子论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33]周云之：《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4]确切讲，“白马”作为一个名说出时，是在肯定一事物作为某一物类之类分子而存在。因为“白马”作为一个名说出时，其确切意涵乃是“白色的马”。其中，“白色的”限定了“马”这个类名，因而是在肯定这匹白马是作为马类中的一白匹马而存在。相比之下，当“白马”作为两个名被说出时，即作为“白 马”被说出时，则仅仅在表明“这个东西呈现了白色与马形”。可以看到，前一命谓中的“白色的马”，在后一命谓中被替换成了“这个东西”，之前的类名消失了。
[35]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16页。
[36]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64页。
[37]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64页。
[38]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64页。
[39]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64-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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